降临的“主人翁”——《西游记》“主人收降”模式的叙事学意义

从叙事学角度来看,《西游记》中神仙属下下界为妖的故事遵循相同的“主人收降”叙述模式,意义丰富。叙述者以“忧虑的唐僧”为始,将重点移至神魔之争,通过“第三人”强化西行受难的主题,最后在“主人翁”的降临中剥落了取经故事的神圣光环,强调了“主人翁”的特殊之处。在独特的文化心理和叙事意图的驱使下,降临的“主人翁”并不是突兀的求助,而是表征小说叙事目的的真正达成。“主人收降”模式也因此区别于古代希腊悲剧的“机械降神”模式。

青海都兰哇沿水库墓葬中的苯教因素考——兼论M23墓主身份

以2014年青海都兰哇沿水库吐蕃时期墓葬考古发掘成果为基础,结合敦煌藏文苯教相关写卷内容与研究成果,认为哇沿水库墓葬中发现的大量动物骨骼,殉牲坑、羊肩胛卜骨等具有较为浓厚的吐蕃时期苯教文化因素。尤其是在M23中集中出现的大量陶灯、羊肩胛卜骨、墨绘人像羊胛骨等遗物均为用于占卜或祭祀的工具,进而认为其墓主人身份应是主持殡丧仪轨的苯教祭司。

印度教降魔神话与印度教神圣性构建的结构性分析

降魔神话广泛见于印度教神话中,是“吠陀”“史诗”“往世书”等各类神话体系中重要的母题。降魔神话作为典型的神圣叙事,具备高度的宗教内涵,对印度教的神圣性构建起着重要作用。结构主义神话学是当代研究神话的主要学说之一,旨在通过分析神话文本的普遍结构规则以探讨其宗教和文化内涵。在参考结构主义理论,提出“功能性事件”概念的基础上,我们以神明与恶魔及其行为为要素,建构了“恶魔降生”—“得到赐福(诅咒)”—“实施亵渎”—“神圣降临”—“秩序重建”等五个功能性事件组成的印度教降魔神话的一般叙事结构。通过对该叙事结构的分析,发现降魔神话是印度教“一神信仰、多神崇拜”信仰框架的叙事表达,消解了神与魔的对立、正法与非法的冲突、秩序的维持与毁灭等多组矛盾,形成了完备的结构和哲学闭环,从而完成了对印度教的神圣性建构,并为印度教徒提供了信仰、仪式等方面的指导和训诫。在此理论框架基础上,以印度教萨克蒂教派核心经典《提毗荣光》中的三则降魔神话为研究文本,提炼出降魔神话之中的矛盾对立与消解的结构性特征,进而分析《提毗荣光》对萨克蒂教派神圣性构建的意义。

佛魔斗争在佛陀传记中的演变

佛魔斗争在佛传中主要体现为菩萨降魔,其核心故事随着佛传的发展不断演变。一是菩萨从被动应对发展为主动出击,其中菩萨被动御魔属于人魔之战,而菩萨主动降魔属于神魔之争。这样的由被动到主动的转换一方面反映了佛教由小乘向大乘的发展,另一方面体现了佛陀由人到神的转化。二是魔王的身份不断变化,有邪恶的化身、欲望的代表、爱神、欲界之主等不同身份,最后演变为印度教大神。三是魔界构成越来越复杂,先后有魔军、魔女、魔子出现,而且魔子有善有恶,黑白分明。四是佛魔之战由象征性表现到具体实战,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这些变化既是佛传内容不断丰富充实的结果,也体现了佛教观念的发展变化。佛魔斗争不仅是佛传文学的重要主题,而且在佛教文学中纵向发展,横向传播,成为一种既有深厚的神话渊源,又有广泛交际性的文学母题。

从“降魔成道”到“驱邪祈福”——成都蒲江、邛崃唐代触地印如来造像考

现存初唐-盛唐时期成都地区周边佛教造像中,常见"降魔成道"题材。由于隋唐成都大型寺院工巧稿本资料缺乏,学者在考证"降魔成道"范本的来源时,多依据长安文化中心的相关记载,产生了一些误读与争议。本文以成都周边地区发现的"成道"为主题的造像为切入点,探究成都周边宝冠触地印如来造像源流及内涵寓意。

从“人妖性”到“人妖恋”——“白蛇故事”叙事模式演进历程研究

《白蛇传》是中国最著名的民间传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妖恋"故事可视为其直接源头,由此出发,从叙事学切入,通过对该故事发展嬗变中的角色及其行动以及其叙事功能的对比分析,揭示"白蛇故事"从起源到成熟的演进历程。

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降魔变文》补校

本文将现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写卷《降魔变文》与罗振玉先生印入《敦煌零拾》的录文进行重新对校,从而保留现存原卷的面貌。同时又以罗藏本真迹文字,对《降魔变文》的文本研究作了新的补充。

麦积山石窟第133窟10号造像碑降魔图辨识

麦积山石窟第133窟10号造像碑中段左侧下层所雕刻内容一般认为是释迦降魔,但通过与释迦降魔经文对照及其他地区的降魔图对比,发现该碑周边所雕刻场景与释迦降魔的情节能够对应,而主尊佛像并不能与其相符合。再将主尊与降服毒龙经文对比,发现与其情节相似。所以此副图像所雕刻的内容应是释迦降服魔王与降服毒龙两个情节,而非只是降魔,应将其称为降服外道更为贴切。

克孜尔石窟菱格故事画“降伏魔军”考论

佛教艺术中表现释迦在菩提树下成道的图像一般为“降魔变”。如克孜尔第98、110、175窟绘有大幅的“降魔变”,画面以坐佛为中心,周围人物众多,气势恢宏。但是,在克孜尔石窟菱格故事画中有一类图像,同样为描绘释迦降魔成道的事件,画师却采用了简洁概要的形式,大都表现为佛受到一鬼怪袭击的场面。这是“降魔变”的简化形式,属于菱格故事画中的佛传情节,可称之为“降伏魔军”。

论龙门石窟路洞降魔变地神图像

路洞石窟降魔变是龙门石窟唯一的一铺。它创造性地引入地神图像。和古代印度中亚地区的降魔变相比,其地神图像没有完全遵循佛传经典,而是依照《金光明经》的记载,借用了早期呈托举姿势男性化的地神造型。其创作的背景是:一是当时翻译出的佛传经典没有关于地神形象的具体描写;二是强调地神图像的降魔变粉本没有传到云冈和洛阳等地。

论清宫大戏《如意宝册》

研究者对清宫大戏《如意宝册》向来没有给予注意。本文首先梳理其题材来源,指出它是根据四十回本《平妖传》改编而成,与康熙间顾彩改编的《如意册》虽然同题材,却是完全不同的改编本。根据文笔判断,该剧为文人改编创作,作为宫廷大戏,作品表达了平‘妖’来叛、忠君勤勉的宫廷意识,但同时也表达了吏思想和惩恶扬善的文人情怀。

《格斯尔》降妖救妻故事变体与佛传关系考述

蒙藏史诗《格斯(萨)尔》中都有格斯(萨)尔降伏多头妖魔,夺回爱妻的故事。两者在英雄启程去降妖的部分保留着更多共同情节。晁通企图霸占格斯尔的妻子遭拒,因而报复,导致图门吉尔嘎朗被魔王纳为妃的故事,成为蒙古族文本区别于藏族文本的主要标志。而有关晁通的这一故事源自佛传中提婆达多企图霸占释迦牟尼妻子的故事。晁通先针对阿尔鲁高娃夫人而去,却对图门吉尔嘎朗心怀不轨,这是模仿佛传中提婆达多先向耶输陀罗,后又立即向瞿夷显露不轨企图故事的结果。这同时意味着,《格斯尔》中的阿尔鲁高娃和图门吉尔嘎朗并非同一个人,而是格斯尔的两位不同夫人。本文的考证结果表明,北京木刻版《格斯尔》中确实存在借用和改编佛传故事的事实。

论维吾尔民间魔法故事中的仙女及有关形象

维吾尔民间故事中有多种多样的形象。这些形象凝结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与想象,其中关于仙女的故事占很重要的地位。笔者搜集、整理了关于仙女的57篇民间故事,对其中的仙女形象进行了阐释,并对与仙女紧密相连的普通人物及神话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龙门路洞调查报告

龙门石窟路洞是开凿于北魏末期、设计规整、布局统一、雕刻精致、内容丰富而又是一次完工的中大型洞窟，洞窟本身未有纪年。本报告详述了龙门路洞的建筑与雕刻内容及其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