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叙事中的道义问题——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的评价与刘再复等先生商榷

作为实质上的"除霸复仇"故事,《暴风骤雨》第一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写农民报复性的情感与行为不应受到指责,因为他们报复的对象韩老六或钱文贵主要是被作为"恶霸"而非普通地主形象来塑造的。而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非"恶霸"的地主还有隐约的同情,对农民干部内部的霸道行为也有所批判。真正涉及道义问题的是《暴风骤雨》第二部。"除霸复仇"的情节模式使文本具有了叙事张力,而失去这种张力的《暴风骤雨》第二部也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艺术吸引力。

英译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标语翻译评析

分析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性标语的内涵及特点,并以1984年英译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例,阐述了以意译为主、直译为辅的翻译方式,分析译者对大部分标语进行的再塑造,从而减少了中英文化差异给读者带来的阅读障碍。

遵命之后的政治化艺术——在《讲话》指引下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作

丁玲是解放区文学创作中的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作家。其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方向,深入农民生活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小说在题材上具有开拓性意义,作家在处理"土改"这一重大题材时,显示了一贯的大气写作风格,特别是在对中国农民身上存在的弱点所进行的客观描写和审视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具有其他同类小说所未能达到的思想深度,但"遵命"之后写就的该作品也存在人物塑造欠厚重立体等缺憾。

再造“基层中国”——《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本事研究

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是根据丁玲参加土地改革的实际经历撰写而成,土地改革运动与小说撰写行为都可说是革命再造“基层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小说在对事关农民之“身”的乡村政治经济结构与事关农民之“心”的文化认同结构予以实录的同时,也对“翻身”“翻心”的具体过程予以了必要的淡化与删除处理。如此本事改写的背后,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造以崇尚平等、劳动、集体为特征的新文化的合理诉求。

徘徊在“政治理性”与“艺术直觉”之间——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既具有一定的生活真实性和历史深度,又有着较为明显缺陷与不足的作品。一方面,作家忠实自己在土改实践中真实的艺术直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本身的复杂与丰富、农村各阶层人物在历史大变动过程中的思想与心态、宗法制农村社会相互纠葛的复杂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作家在锤炼作品的思想主题和搭建小说的情节框架时,又自觉不自觉地依据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对生活加以符合"政治理性"的剪裁和取舍,将原本丰富的历史运动纳入到理论或政策的阐释模式中,使作品本应具有的作家个人对历史的观察思考与洞见有所缺席。

创作心态的纯洁化与复杂化——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直被认为是"解放区文学"的重要收获,其中阶级斗争的叙事策略对建国后众多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有着典范意义。在新型农民、落后农民和知识分子等人物的塑造上,一方面集中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丁玲投身革命和工农群众过程中顺应政策要求时的自觉与自愿;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作家试图弥合"政策"与"形象"间的裂痕的积极努力,是作家启蒙精神、个人主体性的无意识流露。这两方面暗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及作家由"个体自我"向"革命者自我"的转变。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时间境域与“土改”想象

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土改"叙事中,农民的时间观念和意识的转变是丁玲重点关注和论述的部分。她将主体的时间观念建构在厚积着传统文化记忆和纠集着复杂人伦网络的乡土宗法空间上。在一系列思想性较强的"成长仪式"中,主体的成长与历史的成长同构,从而导致历史革命化了。这种土改的时间境域、成长仪式的展示与文本生产一道构成了对"合法性"话语的体认和确证。

“女性民俗”视野中的丁玲土改题材小说

以民俗学分支——"女性民俗"作为研究视角,剖析了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叙述革命、政治的同时,也较为充分地描述了河北的民俗事象,反映了河北人民的生产生活与河北民俗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塑造了以黑妮、董桂花、周月英为代表的诸多农村女性,这些形象分别折射了不同的民众精神禀赋,她们的婚姻家庭展现了一定的民俗生活相。

欲说还休之间——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潜在意蕴

一直被视为纯粹政治化小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深层还包含着潜在的意蕴。具体有如下几点:通过对土改生活原生态的再现来暗示阶级斗争的残酷;政治语境内继续的批判现实主题;革命风暴中人道主义的关注与同情。小说潜在意蕴的存在正是作者在不能自由书写的困境中执著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具体体现。

贯彻《讲话》精神与追求内心声音的特殊结晶——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异质性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享有国际声誉的长篇小说,但也是饱受争议的一部作品。争议来自于作品的异质性。它既是意识形态化地反映土改运动的典范之作,又处处闪烁着丁玲个性的光辉:强烈的政治化色彩与无法被湮没的知识分子视角;反思知识分子问题的浅露与内在深沉;女性立场的表面淡化与实质深入;政治意义限制下的叙事融入作家一贯的委婉细腻之风。这些外在与内在、浅表与深层的看似矛盾的特质带给读者与研究者特殊的感受与评价,这也正是丁玲的复杂之处与独有的魅力。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时间境域与“土改”想象

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土改"叙事中,农民的时间观念和意识的转变是丁玲重点关注和论述的部分。她将主体的时间观念建构在厚积着传统文化记忆和纠集着复杂人伦网络的乡土宗法空间上。在一系列思想性较强的"成长仪式"中,主体的成长与历史的成长同构,从而导致历史革命化了。这种土改的时间境域、成长仪式的展示与文本生产一道构成了对"合法性"话语的体认和确证。

理想与现实的交错——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女性形象的身体与生命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塑造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农村女性形象。在土改之前的社会中,她们受到封建剥削和男性威权的双重压迫,其身体是压抑的,生命是畏缩的,甚至自觉地自轻自贱。土改之后,底层妇女获得了土地,基本的身体权利得到了保障,但是她们在社会与家庭中的地位并不会骤然改变,其自身的觉醒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丁玲实际是将妇女解放问题悬置在了表面上,这就使《桑干河》中妇女的"翻身乐"显得浅显和理想化,凸显了妇女解放运动中理想与现实的裂隙,也显现出丁玲内心的挣扎与犹疑。

文图互动与叙述缝隙——论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连环画改编

连环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文图互动的产物,一方面,通过突出主题、重组情节等方式形成脚本,为后续连环画创作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在脚本基础之上利用姿态描摹、背景勾勒等手段灵巧绘制图画,在文图互动中完整而又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一个村庄的土地改革过程。然而,由于艺术形式的差异加之创作主体的不同,连环画作品和小说原著之间难免会产生叙述逻辑缝隙,具体表现为连环画女性立场的潜隐和淡化以及内容丰富性的弱化。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评论的兴衰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自出版以来便一直受到评论界的关注。20世纪50—70年代,陈涌与冯雪峰等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下,通过分析小说中两个重要人物顾涌与黑妮,发掘出小说文本的异质因素,并将这些异质因素的产生归因于丁玲思想改造的不彻底。进入新时期,赵园、严家炎等学者沿着陈涌与冯雪峰的评论继续挖掘小说中的异质因素。但是,对异质因素的评价却发生了翻转,论者大多认为异质因素的产生是丁玲坚持作家主体的表现。

革命知识分子主体与革命政权的悖论性冲突——以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为考察中心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讲话》对作家主体进行了重塑,产生了全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即是按照《讲话》规范创作的小说。然而,这部小说却产生了诸多与《讲话》相悖的杂音和异质因素。小说的"问题"反映出作家主体与革命政权的拉锯,具体表现在革命精神与革命政权的悖论、经验性自我与政党文艺制度的冲突两方面。丁玲面临的组织内知识分子与现实的革命政权间存在的深刻而又现实的归置难题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普遍性,它与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和作家本身的身份归属具有密切联系。

革命伦理与乡土伦理的博弈——重读《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邪不压正》

《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邪不压正》都是解放区土改小说中的经典文本,通过对经典文本的重新阅读与阐释,可以发现隐藏在土改运动背后的是革命伦理与乡土伦理的博弈。周立波、丁玲、赵树理等作家秉承着为政治服务的创作观念,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写入小说中,实际上却被意识形态左右,对这两种伦理的博弈采取了不同的表现方式。

20世纪40年代丁玲精神转向研究——基于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乡村图景的考察

在丁玲的小说中,乡村图景由空间场景、自然风景两部分组成,这是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小说贯穿性的叙写脉络,但不同时期的丁玲对乡村图景的书写存在差异。与早期小说不同,一方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意节制对自然风景的描写,并将诸多与农事相关的意象纳入乡村风景,从而使外部审美式风景转变为村庄内部人所感知的农村日常风物;另一方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村庄多个公私空间展开细腻书写,展现出乡村基层复杂的社会状况。二者交叠,使丁玲最终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构造出更加立体、完整的农村图景。这一过程表明,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丁玲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调整与土改的历练,重构了自我对乡村基层与农民大众的感知方式。而透过丁玲新的感知结构的再造,可以寻见丁玲20世纪40年代精神转向的过程和中共革命正向渗透丁玲的痕迹,丁玲由左翼立场向革命实践、由小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体逐步转变的进路,以及丁玲写作从现代文学转向当代文学的过程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