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首违不罚”的困境与制度重构

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第33条仅对“首违不罚”制度作出原则性规定,《税收征管法》对于该制度处于规范空白状态,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以及各地的税务裁量基准对此规定不一,导致“首违不罚”制度内涵、“首次违法”的适用范围、适用周期、“不予处罚”等概念均存在界定不清的状况,致使司法实践中存在不一致的状况。应当依效力层级建立相关法规体系,完善“清单”制度,从实体与程序两个层面构建税收领域的“首违不罚”制度。

裁量基准二阶构造的法理展开

现代社会的高阶立法主要是一种框架秩序,行政机关制定和适用裁量基准时享有二阶裁量空间,裁量基准兼具法制定与法适用的双重属性。但是,上位法规范和一般法原则仍对这种二阶裁量有框架拘束力,故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统合法理是“行政自主与法律拘束的统一”。这一法理既是行政裁量之治的核心要义,也是司法监督执法裁量理由的基本准据。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都是我国裁量基准的载体,但目前规范性文件趋同化程度较高,宜加强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表达,形成层级裁量基准体系。

论行政裁量权基准依据适用方法的统一性——基于对农业行政处罚的实证考察

由于理论上对行政裁量权基准的性质和效力认定存在分歧,制度上又受到行政诉讼法律适用方法的影响,导致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执法适用方法形成“依据”和“参照”适用的矛盾。这种冲突普遍存在于行政裁量权基准执法适用中,破坏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应当以“行政自制规范——相对法律效力”说作为行政裁量权基准性质和效力认定的基础理论,承认其具有完全的内部拘束力和相对的外部拘束力。同时应当认识到“依据”和“参照”适用方法在司法和执法适用中具有不同内涵,在行政执法中“参照”适用可以为“依据”适用方法所包含和替代。根据行政裁量权基准的性质和效力,结合执法适用方法理论,在行政执法中应当统一确立“依据”适用方法。

我国档案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定问题研究

为确保档案行政处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各地档案主管部门制定了档案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并将其应用于执法实践中。文章通过对档案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定情况的分析,发现其存在裁量基准内容结构不合理、制定程序不规范、动态调整不及时等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对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的权限、内容、程序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基于此提出要完善内容架构、规范基准制定程序以及动态调整等建议,以期助力提高档案主管部门行政执法和制度建设水平。

数字化时代行政裁量治理:价值、隐忧与法律规制

行政裁量治理在数字化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在于数字化带来了效率、精准、公平价值,挑战在于其技术上的嵌入难题、伦理上的价值冲突、权利上的法律风险等问题。对此,应当调整传统的行政裁量治理理念:从规范主义控权模式走向功能主义建构模式,并建立事前审查程序、事中运用裁量基准统一标准、事后备案审查的一体化规制路径。

一起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非法输入动物案的查处和思考

2022年11月18日,山东省A市J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接区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涉嫌农业农村行政违法案件线索移送函,称某养殖场涉嫌从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外部非法调入雏鸡。经立案调查,认定当事人违法事实存在,根据《A市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条例》规定,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本文通过分析该起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非法输入动物案件的查处过程,指出其适用法律和自由裁量方面存在的瑕疵。随后,提出了当前应当大力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配套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工作,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法律内涵,准确适用自由裁量基准等建议,以期为广大执法工作者在动物防疫司法实践中提供参考。

医疗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纵议

医保部门成立时间较短,专业行政执法人员不足,查办行政处罚案件数量较少。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执行可以为执法机关提供执法尺度遵循,保证案件处罚裁量合理。医保部门现行32部省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各有特色,但实案不遵循裁量基准、裁量因素架空裁量阶次、初次违法标准不明确、违法金额统计口径混乱、未体现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考量等问题也普遍存在。本文解析并探索改进完善医疗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期精准指导办案,有效规范执法行为。

基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之“具有一定社会影响”条件的规范性解释与适用路径

基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之“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条件,对行政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同时有助于增强政府公信力,最大限度减少对被处罚人的不利影响。行政处罚决定由绝对公开走向相对公开基于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职能的变化,也是知情权与隐私权辩证关系认识的演化,同时也因为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公开标准与适用路径,在综合考虑事件社会关注度、公众利益受损程度等因素的基础上,应采取分类处理、梯度公开的策略,并建立健全评估机制,以确保公开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制度的检视与调适

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是为规范档案行政执法裁量权的使用而制定的细化标准。我国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设定的地方经验表明,“情节细化”和“效果格化”为其主要技术构造。然而,既有的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存在碎片化严重、内容粗糙与冗余并存以及类型单一等方面的问题,难以满足档案执法实践的需求。需要通过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三个层面的规范供给,强化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制度的体系性;通过进一步细化裁量因子,引入效果格化的“公式法”,将其他档案行政规则中的裁量权控制内容整合入裁量基准,提升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制度的技术理性;通过将裁量基准类型拓展至档案行政许可、档案开放和档案监督检查,实现对档案行政执法权的全域式控制。

解构体育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定位、构造与效力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是有效规制行政处罚权的重要工具,体育行政处罚裁量权则是行政裁量权在体育法治领域内的具体映射。作为一项新生事物,需要以体育领域为切入视角,研究剖析体育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定位、构造和效力,以利于其在行政法治的框架内发挥效力并完成使命。总体而言,体育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具有裁量性规则和说理性工具的双重定位,在内在构造上表现为要件联结效果的组合,而在外在构造上则是表现形式的不同呈现,并由此产生出主体、客体和内容层面上的法律效力。

论行政紧急强制裁量权基准建构

紧急强制作为行政主体排除紧迫状态,维护公共秩序的重要应急管理措施有超越实定法之属性,其超法规性源于自然法学派的国家自卫权。紧急强制临场处置色彩浓厚,强自主性与强封闭性激增其“滥用”风险。倚行政裁量权基准之情节细化技术规范紧急强制,通过对适用条件、适用主体、适用法律的情节细化,剔除非必要性自由裁量,对必要性自由裁量加以可行性规范,平衡紧急状态的“破”和依法行政的“守”是多元化行政应急管理的一种新尝试。

行政处罚中智能行政裁量的实践隐忧与进路调适

在自动化行政背景下,行政处罚中裁量权面临着不公开、少互动、僵化裁量、无逸脱等实践运行隐忧,并影响着处罚结论的公正性。为此,需要明确智能裁量在行政裁量中的载体地位,努力实现行政裁量时公平与正义的动态平衡。调适行政处罚中的智能裁量权行使:根据处罚案件的复杂程度、裁量基准的有无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多少对智能裁量介入限度进行分级构造;统一裁量基准立法,在裁量基准中初步制定智能裁量的具体规则;构建裁量基准转化的可视化制度,破解“算法黑箱”的难题;在自动化裁量决策系统中设计智能裁量程序规则,避免自动化处罚中相对人程序权益被无限压缩;在自动化裁量决策系统中应用智能裁量逸脱机制,“唤醒”裁量基准中的逸脱条款。

卫生行政处罚之自由裁量权适用中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我国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中存在标准不一、程序混乱以及违法裁量追责乏力等问题,应通过创新设计卫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填补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程序漏洞、完善卫生行政处罚违法裁量责任追究体系等路径,实现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合理适用。

大数据下公安交通行政处罚裁量自动化的规制探析

在科技赋能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自动化行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如今大数据时代下,数据资源的价值凸显为自动化行政发展提供新助力的同时也提出了新要求。公安交通领域的行政处罚裁量自动化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形成了交警非现场执法和交警现场执法两种模式。在此过程中除了存在行政裁量自身的权力控制问题,还暴露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应用后带来的信息数据安全、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和执法者技术依赖等风险。对此需要利用技术革新优势、法治约束和制度构建,聚焦行政裁量自动化应用背后关涉的行政裁量基准和公共数据等制度,完善行政自制,加强数据资源控制,补正行政裁量中的程序缺失,以实现公安交通行政处罚裁量自动化制度优势的发挥并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江苏省水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研究与应用

阐述了江苏省水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研究的背景、方法,并从高效、快捷等方面体现水行政执法在“江苏智慧水利”的应用成果,同时阐明正确行使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应注意的问题。

论基准制度及其法制化——以行政处罚为例

基准制度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一种规制,是人们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法治化趋势的必然结果,是预防自由裁量权滥用等种种弊端的一种较好制约方式。但由于基准制度目前还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规则,存在着对其监督等方面的障碍,有必要将之法制化。法制化的途径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行政机关实行裁量基准的职责,并将基准内容以地方法规或地方规章的形式予以固定化。

论消防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范与实施

在分析消防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存在必要性和弊端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规范消防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及保证其实施的措施,以期从源头上预防滥用消防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有效预防权力寻租,促进消防执法行为规范化,保证消防执法活动的廉洁性。

反垄断法中罚款数额的影响因素与实证检验——基于我国反垄断法实施十年的数据

反垄断法实施十年来,罚款已经成为反垄断执法最常见、最重要的手段。近年来,反垄断罚款数额屡创新高,执法力度日益增强,但各界也对罚款数额产生了一些质疑,认为存在严重的"以罚代没""选择性执法""一刀切"问题。基于2008至2018年我国反垄断机构查处484个行政案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反垄断执法中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两种手段存在"以罚代没"的情形;垄断企业的产权性质并不会左右最终罚款比例的确定,几乎不存在"选择性执法";对横向垄断协议行为的罚款比例高于其他垄断行为,但行业协会的参与并未加重垄断严重程度。在反垄断法的修订中,应明确影响罚款的合理裁量因素及其对应的罚款比例,以实现反垄断执法的公平与效率。

论“首违不罚”的裁量与规制

2021年《行政处罚法》确立了“首违不罚”制度,优化了行政执法方式,推动行政执法理念的变革,但该制度在规范理解、行为认定和适用程序等方面需要逐步完善。为充分发挥“首违不罚”的价值功能,对其适用范围需要特别限定;在规范理解上,对“首违不罚”的核心概念应明确界定;在认定标准上,分领域细化“不罚”行为的裁量基准;在过程约束上,建立“条件审查-当场处理”的执法流程;在事后控制上,建立“首违不罚”事后纠错机制,对执法机关裁量行为进行监督。

行政裁量基准的技术范式研究

"裁量基准运动"在实践中开展得如火如荼,理论研究也日渐深入,在防止裁量滥用、构建裁量治理模式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裁量基准能否在实践中真正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和效能,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其制定过程中能否合理地考量各种技术因素。因此,将客观的技术标准植入主观的裁量过程,对影响裁量基准制定的因素予以量化,规划研究它们对于合理估量裁量因素的正义层级,以求改进裁量基准制定技术、保证个案正义将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