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透支型发展的逻辑与风险

乡村振兴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应坚持可持续性发展思维。一些地方政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通过运动式治理推进乡村“强富美”建设,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但在有限财政约束下,地方政府难以通过制度化方式承担高标准乡村建设的成本,负债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应对策略,由此形成乡村振兴中的透支型发展模式。对地方政府而言,透支型发展的优势不仅在于可以弥补资金不足,更在于可以扩大地方政府的制度外行动空间,其行为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体现为地方政绩以及市场化导向乡村发展的双重逻辑。作为地方政府的策略性发展行为,透支型发展隐含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乡村发展悬浮、乡村社会管理成本增加等风险。应警惕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乡村振兴透支型发展策略取向,回归乡村振兴的战略定位,稳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

经济增长目标策略能否为高质量发展增效?

中国实践多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策略能否与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携手共进”?文章基于经济增长核算理论计算了高质量发展指标,利用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系统分析此问题。研究表明,过高的经济目标不利于高质量发展,结论通过了内生性偏误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央发展理念的转变促进了高质量发展;经济目标过度偏离资源禀赋、以硬约束表述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过高的地区,强化了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高质量发展的阻碍效应。机制检验发现,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以倒逼资源配置拉高经济增速至目标的方式阻碍了高质量发展。上述结论为新时代优化经济增长目标策略,进而为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提供了重要线索。

企业金融化、政府行为与创新质量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经济“脱实向虚”和创新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提高企业创新质量是一个关键问题。本文将公司投资选择问题与政府行为结合,基于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从政府治理视角选取变量检验其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表现为“挤出”效应,其作用机制为企业金融化通过挤占创新资源、增大企业收益波动,进而降低了企业创新质量。政府创新补助和政府监管可以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而官员变更加重了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偏离程度越大,创新质量越低,并且不同程度的金融化水平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也证实了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本文将政府行为纳入研究框架,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质量的相关研究,也为国家制订政策提供理论借鉴。

智慧校园背景下高校大数据服务体系的研究

随着高校信息化建设的高速发展,校园大数据治理与分析技术推动高校从“数字校园”全面转变成“智慧校园”,继而进一步加快了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建设。然而在高校大数据治理与分析过程中还存在数据资源整合不完善、数据分析流程不规范、数据价值挖掘不到位等问题。为了有效解决以上问题,提出一种基于数据中台的高校大数据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数据资产管理平台和智能数据研发平台,并总结归纳出一套规范化数据智能研发流程,全面提升学校数据治理与分析能力。最后,以浙江大学为例,利用日常行为大数据,通过校园精准治理、科学辅助决策与智能模型服务三个场景,阐述了该体系在数据赋能业务的有效性,相关实践可为高校治理现代化和智慧校园建设提供借鉴。

公益经营: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消薄”行为研究

目前中国城乡和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仍然显著。如何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和治理的重要议题。以浙江省D区的强村公司为例,分析地方政府旨在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消薄”行为在县域社会的运作过程、机制与制度成因。地方政府动员村庄加入强村公司,统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市场化经营,通过收益分红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此举缩小了乡村区域发展差距,以创新形式实现了地方政府的“消薄”目标。地方政府通过塑造政策合法性、县域政治统合与公益型代理等机制实现“消薄”行为的有效运作。目标考核体系下的创新竞争、体制监督下的低风险发展偏好以及集体经济的治理价值等制度因素,形塑了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强公益经营行为的特点,其政策实践为村集体经济提供了迈向均等发展的机会。

我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政府行为初探

本文基于对中国半导体市场状况的分析，指出我国半导体产业存在的问题。以日本和韩国为参照对象，对我国应如何发展半导体市场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并对政府的行为做出了一定的建议；指出政府应在我国的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中发挥主要的推动作用，并对短期内政府的行为和长期的政府行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金融资本、地方政府干预与产业结构——基于中部地区的实证分析

运用中部地区199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干预金融机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资本有助于矫正中部地区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但在现有的财政管理体制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出于财政压力和GDP竞争等因素,会对金融机构实施干预。而对金融机构的干预会促使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所偏好的产业和企业提供金融支持,阻碍金融的产业甄别能力的发挥,滞缓了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导致了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形成。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金融发展

中国的分权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分权后为给国有企业争夺信贷资源以及缓解逐年增加的财政收支压力,地方政府对存在松动的金融体系进行信贷干预,阻碍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且由于各地国有经济占比不同以及财政压力的地区差异致使地方政府金融干预强度的不同,导致了区域的金融发展程度显著不同。同时通过对1985-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为上述推断提供了经验支持。指出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要在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其他一系列宏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同时,明晰地方政府的权责,增加其服务性功能,减少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协调促进金融制度改革,使金融机构回归金融功能。

农村学前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行为探析

学前教育是具有强正外部效应的准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理论为学前教育中的政府行为提供了一种应然的参照,然而实然状态下农村学前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却处处表现出公共选择理论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自私和理性。政府行为偏差的主要原因在于决策者的价值偏好、执行者的资源缺乏、利益集团的分利竞争、政策受体的干扰。从公共服务理论的应然视角来看,政府应明确公共利益是目的,而不是副产品;应定位于服务,而不是掌舵;应重视人,而不是重视生产率。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变动趋势与地方政府行为——兼论分税制改革对中国区域金融差异的影响

本文运用人均存贷款额、金融相关比率、变异系数对1978-2006年间中国省际以及东、中、西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进行度量,并用α收敛法对其收敛性进行检验,得出结论:该阶段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显著扩大,且不存在明显的收敛趋势。究其原因,基于制度安排对中国区域金融差异的关键性影响,本文就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金融差异的内在关联性作了探讨,政策含义在于,地方政府应该为地区金融发展提供更多服务性功能,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政府间竞争行为与地方发展规划编制

在现行的行政管理和政绩考核体制下,为了在辖区经济增长竞赛中胜出,中国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级政府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地方发展规划作为反映地方政府意图的规划,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竞争行为的影响,并成为显示政绩和争夺资源的工具、集聚要素的方案和凝聚人心的宣传工具,这使得规划编制的出发点、规划内容和规划编制过程都出现了一系列的偏差。尽管市县"十一五"规划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科学性不强、操作性不足和约束力不够等问题。分析了地方政府在竞争状态下的行为以及政府竞争行为对规划编制的影响,并对地方发展规划的编制效果进行了评估。

政府规制、政府俘获与合作社发展

在我国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实践中,政府规制与政府俘获是并行不悖的。不同层级政府出现了规制行为的分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侧重于立法规制与执行规制,地方政府规制的选择性激励赋予了功能型合作社通过构建政治性社会资本和实施政治策略,从而进行政府俘获的制度操作空间,政府规制与政府俘获的夹杂共同造就了合作社的"二元化"发展格局与分化路径,把以小农为主体的合作社排挤出我国的财政扶持体系之中,催生出大量的大农控制型合作社,同时加剧了合作社对政府规制资源的依赖,导致政权软化,削弱政府合法性,陷入了政府权力与合作社发展低效率的"锁定"。

西部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浅析

对于我国资源产业资源效率低下、不可持续发展的原因国内有很多研究结果,但是这些分析大多忽视了市场问题背后的政府行为。政府行为下的我国西部资源产业发展面临着严重的不可持续问题,如人力资本的挤出与物质资本的流失、资源型企业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恶性循环结构。为此,应转变观念,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坚持资源配置市场化,逐步建立合理的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实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能源财税政策等,积极引导资源型企业实施可持续发展。

地方政府行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1994～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法对中国地方政府干预行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不考虑政府行为时,金融发展对中国城乡收入的差距只能产生微弱的正效应;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重要影响,相对于金融发展,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才是造成现阶段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关键原因;政府干预主要不是通过金融市场,而是通过其他途径对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的正效应。

国家意志、发展战略与市场制度的演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轨迹及展望

文章通过地区产业结构、地方政府行为及企业家创新意愿三个变量刻画了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了发展战略作用于地区经济发展绩效的传导渠道。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国家动用东部市场化(新增部门)创造的财富持续补贴西部现行体制(存量部门)的方式取得的,最终引发了地区发展中的"体制补贴"矛盾。其政策含义是:新的发展战略应避免以牺牲(抑制)地区市场制度的演进为代价来换取西部快速发展,应在满足国家战略性需求与增强西部可持续发展潜力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多样性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带来了经济领域的分权,导致各地方政府成为具有独立地位的利益主体,分别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可以将地方政府界定为以地方党委主要领导为首的在地方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领导层,其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特定的利益目标。通过地方政府效能分配模型可以说明,不同地方政府由于面临约束条件的差别,产生了利益目标、追求目标方式等方面的差别,因而产生了多样化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

地方政府行为与城乡收入差距

当前,中国正逐步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变,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行为比过去更加系统化、协同化和现代化,在此背景下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有助于检测中国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际进展,更有助于促进中国全面脱贫和共同富裕。基于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地方政府行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综合性地方政府行为可以显著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在控制其他控制变量、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条件下,这一结果依然显著;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剔除极端值、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用时间距离和地理距离解决内生性问题等多种稳健性检验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依然使城乡收入差距显著降低。地方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所决定的地方行为正向作用表明:地方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在不断地改善。

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近年来,甘肃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了扩大的趋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运用甘肃省14个地级市州的面板数据,对影响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地方政府行为和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着显著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缩小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措施。

论新时期体育发展中的政府职能转变问题

通过对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性、政府行为规范、实现的基本方式等问题进行论述,认为政府在现阶段仍要担当体育资源配置的主体角色,同时需随着制度调整而逐渐转变职能,以培育和维护市场机制的作用。

市县“多规合一”演进:自规划体系与治理能力观察

市县"多规合一"改革试点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其目标是解决市县规划自成体系、内容冲突、缺乏衔接协调等问题。各地探索形成了机构整合型、行政协调型与上位规划型等改革模式。然而,改革试点仍存在政策目标、管理体制、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推进"多规合一"改革,应在空间规划体系中划分战略发展单元与开发管理单元,设立空间规划委员会,并实现对规划研究、编制、审批和实施全过程法律控制,通过完善智慧规划信息联动平台强化"多规合一"业务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