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组建和运行规则

董事会设置审计委员会有利于降低现代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引致的代理成本。新《公司法》已经引入审计委员会,但需填补审计委员会组建的规则,以保障审计委员会发挥预设的监督效果。审计委员会成员资质是审计委员会组建及履职的基本前提,包含独立性和专业性两项要素。独立董事是审计委员会客观公正监督的逻辑起点,应从任职全过程视角评判其是否具有独立性,同时涤除其获取信息的障碍。专业性要素应根据新《公司法》中审计委员会兼具财务和业务监督职责作扩张解释,即不再局限于财会知识,而是一种保障公司良好运行的能力。此外,还需要同步调整选任职工董事和独立董事的前置程序,削减控股股东对选任职工董事和独立董事的绝对控制力。

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经营者集中执法实践:中国国企如何面对欧盟的挑战

面对中国国家资本的持续涌入,欧盟采取了既欢迎又审慎的态度。欧盟委员会适用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过程存在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而中国国有企业的抗辩理由通常无法阻止欧盟委员会采取“最坏情形假设”,由此面临赴欧投资的最严峻挑战。有必要对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问题进行探源,在学理和法理层面对国资委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独立决策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以期在现有欧盟体制下提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抗辩理由和应对策略,更好维护我国国企域外投资的生存空间和合法权益。

经济刑法立法模式的选择与完善——从部门法向规制性立法演进的尝试

经济刑法主要存在着四种立法模式。通过回溯经济犯罪的本质和特征以及经济刑法本身应当具备的特点,可以发现这四种立法模式各有优劣。通过借鉴域外立法经验,以部门法向规制性立法演进的视角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独立型附属经济刑法模式更易实现刑法与前置法的统合性效力,故应当作为未来立法模式的重要选择之一。在该模式的适用上,一方面应将经济犯罪特征明显的狭义经济刑法用附属经济刑法模式进行构建,对其余的广义经济刑法范畴则暂时保留刑法典模式;另一方面,需加强资格刑的配置并理顺罚金刑与没收财产之间的关系,在广泛应用倍比罚金制的基础上以罚金刑代替一般没收,以更好地实现对经济犯罪的有效控制和预防。

论经济法的程序理性

现代程序价值观的演进中实际暗含了经济法的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律精神 ,这是中国经济程序法存在之可能性及其必要性的客观反映。同时 ,经济程序法本身也可以为中国经济法的存在和成长提供外在支持 ,这是由现代程序法本身的价值功能目标所决定的。中国经济法完全可以通过程序理性而使得自身的法精神得以体现。

论经济法可诉性的完善——以经济审判庭撤销为视角

完善经济法诉讼制度对实现经济法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但经济审判庭的撤销和传统诉讼制度的不足,使经济法可诉性在司法实践上陷入了盲区。经济法法律规范中亦存在大量经济法不可诉性的情形。基于此,为完善经济法的可诉性,在程序上建立经济特别程序,实体上明确规定经济诉权,建立经济法责任制度。

中国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制度的法经济学思考

当事人之间诉讼费用负担和国家对审判成本负担的划分影响着当事人诉讼行为的选择。目前中国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制度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足、缺少救济措施、权利分布不均衡和国家承担公共成本太低等问题,因此健全中国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制度,制定可行的救济措施,并对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判决实行监督,实施法院独立预算等措施,才是解决民事诉讼费用负担问题的根本途径。

程序选择权及其法经济学思考

程序选择权是程序关系人的一项宪法性基本权利,本质上是一种诉权。在追求司法效率最大化的前提下,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程序选择权的法理,对于重新审思、检视、设计和评价整个民事程序法律制度以及相关的实务运作,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经济法程序问题初探

经济法中的程序问题一直是研究者们容易忽视的问题 ,以程序正义理论来观察中国经济法的有关问题 ,是一条新的研究路径。经济法程序应当具备民主、效率、权力制衡等基本价值。完善中国经济法的程序规范 ,应当是我们立法的重心问题。

民事诉讼法修改与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

本文结合《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就如何修改和完善民事证据制度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一,文章首先论述了民事诉讼法修改中民事证据制度调整的基本视角,认为民事证据制度修正和调整应该立足于对证据制度基本结构的搭建;其二,文章对修正案中关于证据种类的规定提出质疑,尤其是证据的排序,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三,对证人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认为保留单位证人的规定是不合时宜的;其四,针对修正案,对防止举证迟延的对策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宽松的举证时限制度应当予以肯定;其五,文章对必须在民事证据中加以规定的免证事项做了论述;最后,对有效应对"证据偏在"的法律措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基本规范予以论证。

如何制约反垄断执法机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与程序性制约机制

就反垄断法的实施而言,反垄断执法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往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研究,往往只强调其独立性,而缺乏对其独立性前提的分析以及对如何确保执法机构在获得独立性的同时不偏离正确执法方向的探讨。然而,由于被管制机构的寻租以及执法机构的错误判断等原因,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反而会强化其偏离执法目标。因此,在强调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时,应该从程序角度构建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制约机制,以便其正确、合理地执法。

论抽签程序在经济法中的运用

抽签程序在古今中外的社会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在法律中正式加以规定的却不多见。由于抽签是解决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的一种手段,当存在实体标准用尽、实体标准无效率或者不存在实体标准时,作为一种程序性安排,抽签可以引入法律制度之中,这也是近年来我国有关法律与司法解释引入抽签程序的原因之一。对于抽签程序,经济法在程序制度的建设中也可以适当予以引入。

经济法独立诉讼制度构建之研究

随着经济法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的理念在法学界日益兴起,经济法要求有独立的诉讼制度与其相配套。在理论以及国际、国内的实践提供了充足的合理性依据的背景下,我国构建独立的经济法诉讼制度已是必然趋势。为此,我们不应只停留在“能否构建独立的经济法诉讼机制”之类的问题上,相反,应具体深入至“如何构建”等问题的研究,以使这一诉讼制度的构建变得更加切实可行。

经济法程序理念论

提升体现经济法本质的独特的经济法理念与建立相应的经济法程序规则是经济法研究的当务之急。经济法的程序理念 ,指导经济法程序规则的创建 ;同时 ,受制于经济法的实践理念 ,贯穿并表现出与传统程序法不同的价值趋向 ,作为其内容的实质平等、保护公益和多元善治理念 ,都应当通过传统程序规则的修正和补充 。

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及其实现模式研究

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的薄弱已经阻碍了经济法的发展,加强对经济法可诉性实现模式的研究有助于我国经济法更好的发展和得到执行。学界现有的几种模式设想都有其自身的缺陷,要从更新经济法诉讼的理念的高度对其加以综合并创新,以利用现有诉讼机制和创设经济法特别诉讼机制相结合的模式来加强经济法的可诉性。

论经济法责任独立的必要性和具体形态

确立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是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在法律体系中发挥作用的需要,是实现经济法自身调整机制重新设计的需要,是完善法治、促进经济法主体守法的需要。在吸收传统理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超越传统部门法理论对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进行“类型化”研究。

滥用诉讼之侵权责任

滥用诉讼是实务上的多发案件,对公正司法荼毒日甚,且囿于实体法律规制阙如,其已成理论与实务两界之难题。滥用诉讼之侵权责任证成难点主系于主观过错洞察与客观损害厘定。主观层面需至恶意之衔,从合法性与合理性两条主线予以结合考察。客观损害主系纯粹经济损失,根据现行《侵权责任法》关于一般侵权责任之规定,通过对"权益保护"进行目的性限缩解释,在相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可以对滥诉行为课以侵权责任。对于有错误裁决之滥诉类型,亦不可违既判力制度之矩矱,应当结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之相关规定,通过再审、第三人撤销之诉或执行异议之诉先行撤销错误裁决之前提下,再另行提起侵权之诉。

我国反垄断程序法之重塑

经济法的本质属性体现为社会性和经济性,作为经济法的核心——反垄断法应彰显此属性。以经济法本质属性为视角,考察我国反垄断法中的程序法制度,其存在诸多不足,表现为反垄断实施主要是以行政程序为中心的、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过轻、分权模式会消弭行政执法优势、非正式程序的残缺和反垄断诉讼案件本身特性未被重视等方面,故此应结合我国现状对此进行适当修正。我国应采取的措施包括适时考虑反垄断公益诉讼、加重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重新配置反垄断机构职权、完善和解程序和引入咨询程序以及恢复经济法庭的设置。

经济法程序的特色与逻辑

根植于传统同时又超越传统的现代经济法,在程序制度上对传统行政程序和民事程序既高度依赖又实现了超越。经济法程序制度具有鲜明的特色。在这些特色的背后,是经济法程序制度的理论逻辑:经济法程序制度与实体制度一样,同样具有克服市场失灵的功能。尽管如此,经济法程序制度也有其制度局限。在设计经济法程序制度时,应遵循程序法定原则、配比原则、公益性原则和问责与救济原则。

试论经济诉讼法的独立构建

由于经济公益诉讼案件不能通过传统诉讼方式很好的加以解决,这在客观上产生了对经济诉讼法的需要,经济诉讼法的实质是经济公益诉讼法,经济公益诉讼不同于经济法上的诉讼。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生活的复杂化,我国应构建经济公益诉讼法。经济公益诉讼只是各类公益诉讼中的一种,经济公益诉讼法也只是公益诉讼法中的一种。因此,我国应构建一个涵盖各类不同公益诉讼,跨越部门法的新型综合性的诉讼法——公益诉讼法,公益诉讼法作为一个整体应成为第四种诉讼程序法。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立法发展与困境

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确立了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强制作证、拒绝作证的处罚、证人补助(偿)制度,完善了证人保护制度。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立法指导思想的顾此失彼,司法机关对证人出庭作证在认识上的偏颇,以及配套制度的缺失,可能让缺乏系统化和科学性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发挥效用,其立法意旨难以实现。在《修正案》的实践中,我国应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社会环境乃至政治环境,让证人真正出现在法庭上,让证人的当庭作证不再变成"审判秀",而能对控诉、辩护和裁判都产生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