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入WTO后我国个人信用征信业中的经济租——立法缺失的成本国际比较及相应政策建议

个人信用征信是解决我国目前信用缺位、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有力手段。我国加入WTO的服务贸易特定义务承诺对国内个人信用征信业的长远发展产生了较为不利的影响 :由于我国对消费者个人信息隐私权保护立法的缺失而创设的行业经济租可能导致大量的寻租活动和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了使我国建立伊始的个人信用征信体系能得到较全面的法律基础支撑、与国际惯例接轨 ,需要以立法的形式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隐私权以使个人信用征信业的外部成本内在化。

美国信用法律制度简介

美国是当今世界信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信用法律法律相对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的信用法律主要包括关于信贷与租赁的法律、关于信用报告的法律、关于平等授信的法律以及关于公平债务催收的法律等,这些法律对于促进美国信用经济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美国信用法律制度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以信用交易的充分发展为先导;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形式多样。在美国信用经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信用报告体系是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发展我国的信用经济,建立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应当以建立信用报告体系为突破口。

融资租赁合同法律性质探究

正确认识融资租赁合同的法律性质关系到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合理配置。分期付款买卖契约说、租赁契约说、货币借贷契约说、动产担保交易说仅从传统契约类型的角度阐释了融资租赁交易的局部特征。独立契约说认为融资租赁是不同于传统交易的一项独立交易,但其并未具体揭示融资租赁交易的本质特征。融资租赁合同实质上是基于信用而建立起来的具有金融性质的以租赁为表现形式的债权债务关系,即融资租赁合同是一种金融信用租赁契约。

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法律制度的思考

2006年我国企业破产法正式出台,但自然人破产制度问题最终未被该法调整。我国经济正处于发展和调整的阶段,自然人大量举债的情况已不罕见,而民事司法程序并不能真正解决债务人的困境,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具有其现实基础。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立法经验和我国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制定的规则也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可行性基础。

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

从法政策角度考量,自然人破产制度可以使债权人获得公平受偿,使债务人获得重生,这是自然人破产制度确立的最重要原因;而信贷消费的迅速发展,是我国确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社会基础。我国面临的城乡二元结构、信用体系的不健全只是建立自然人破产时必须予以考虑的法技术问题。在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时必须正视城乡二元结构、信用体制缺失等问题,并逐步建立自然人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完善信用制度。

征信与行政执法对中小企业环保行为的效能比较:日照案例

本文通过对日照中小企业环保征信案例的实证分析,印证了征信能够较好地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比行政执法具有更强的约束力,且付出的成本比较低;同时,征信与银行信贷具有兼容性,是恰当的制度安排,能够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环保治理。

信用的客观经济规律性质刍议

目前的经济学界大多数学者基本上将“信用”定位于一种经济伦理现象 ,并循此含义来谴责经济领域的失信现象。但是解决失信问题的关键 ,是要首先确定信用作为规律的性质 ,然后探讨信用规律何以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本文是根据信用反映经济关系的基础 ,通过信用的本质、发展过程、现代形式和巨大作用的阐述 ,揭示信用这种价值的特殊运动规律性。

商业银行征信违规风险防控的思考

当前,征信信息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的重视。从监管视角分析商业银行征信违规风险的类型、征信合规管理措施及面临的问题,提出商业银行防控征信违规风险的建议:强化征信合规管理中信息主体权益保护职责;加强征信信息查询使用全生命周期管理;明确征信业务职责,有效平衡业务发展;加强员工管理,防范道德风险。

个人破产的文化基础探微——再访成中英教授

成中英教授认为:一国的法律应该以自己的文化为基础,这并不是说文化一定能够推演出法律,而是说法律至少不要违反文化的精神,不要违反文化的价值,进而言之,社会可以在法律的规范、引导之下,实现文化的优质品格。在社会发展中,诚信是最重要的要求,个人破产应该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儒家、法家、兵家都重视诚信。儒家认为,交往要考虑情境,要排除各种不可信的可能的情况和关系,来达到信。"四教"、"五常"和"五伦"中,信均位列末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一些价值观念比信具有更高的等级、位序,而是说信是其他价值观念发展的结果。法家讲忠信,因为忠而信,要求忠。君主不能把统治的方式告诉臣民,只能是为政者的秘密,而不是说君主不信臣民。兵家讲诡道,也不是一定就不信,有时是一种无害甚至有利的策略。在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法律将越来越重要。社会秩序要以法律作为基础,政治权威一定要维护法律的尊严,这对诚信建设非常有利。对权力的管制在加强诚信建设方面作用很大,对少数滥用权力者的纵容往往就会导致社会诚信的崩溃。个人破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妥协理念比较契合,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宽恕、拯救、扶弱济贫、隐恶扬善、父债子还等观念及消费观、面子观、尊卑观等有一定的疏离。妥协是为了避免更多的损失与更大的不确定性。宽恕、拯救主要是宗教的范畴,宽恕是一种仁爱的行为,破产免责不是宽恕。个人破产是一种广义的社会救济,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扶弱济贫。中国应该弱化父债子还的观念,逐渐培育个人的独立意识。

论自然人破产制度

新破产法将其适用范围限定为企业法人,自然人被排除在破产主体之外。立法机关及其支持者的理由是我国实行个人破产的时机并不成熟。这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我国没有完整成熟的个人信用制度,另外一个因素是过分担忧自然人破产欺诈。对此,文章从分析我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况入手,探讨自然人破产制度建立的利弊,论证自然人破产的必要性和现实性,进而对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论我国征信法的构建

近年来我国失信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围绕信用问题提出种种解决方案,征信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征信法的性质和征信公司的设立模式都对征信立法的实效产生重大影响;作为信息提供者的行政机关和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利益可能会阻碍征信公司的征信行为,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和企业的商业秘密会由于网络传播的快捷而受到进一步的侵犯,征信法必须考量相关主体权利的维护,从而促进我国信用体系的完善。

正面宣传报道中的道德强化偏差

正面宣传报道中的人应该是全面完整和自由发展的人 ,但在实践之中它经常被处理成道德强化的对象 ,并由此带来如下偏差 :(一 )道德视角误导了公众对政府机构职能的认识 ,道德教化冲击着制度管理的力度和功能 ;(二 )道德强化遮蔽或误伤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阻碍了法律的前瞻性思考 ,淡漠了公民的法律意识 ;(三 )片面的道德褒扬忽视了全面而美好的人性 ,也催化了不道德的观念和行为。

对完善我国信用修复制度的思考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不断深化,企业和个人等信用市场主体对信用修复需求不断扩大,完善信用修复机制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为完善信用修复制度,应加强对信用修复标准、流程、责任监督的研究,完善信用修复立法,健全"红黑名单"管理制度,加强以信用修复为主要内容的征信宣传教育,鼓励设立民间信用修复机构。

论行政信用评级的属性及其法律控制——基于行政过程论视角的分析

受经典行政行为形式理论诱导,偏重于“单一节点”的研究方法无法管窥行政信用评级之全貌。借助于行政过程论研究范式下的阶段性构造分析,行政信用评级本质上是由信用信息归集行为、信用信息评价行为、信用等级计算行为、信用等级公开行为组成的复合型行政活动。其中,信用信息归集行为的法律性质有四种,分别为不真正多阶段行政程序行为、实质意义上的行政内部行为、行政协议行为、行政事实行为;信用信息评价行为应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信用等级计算行为应当定性为自动化具体行政行为,但在评级机构未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仅成立内部行政行为;信用等级公开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行政信用评级本质上并无授益或负担属性,但评级结果对信用主体的声誉、资格等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应当从创设依据、适用范围、技术程序与救济机制等四个方面强化对行政信用评级的法律控制。

大数据时代个人征信信息的刑法保护机制创新

刑法中的个人征信信息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为形式要素,以识别性为实质要素。亟须细化前置法中非法或合法向他人出售或提供个人信息的具体规则;若某种个人征信信息属于完全不真实或公开的类型,就无必要以刑法予以保护;非法利用他人征信信息实施下游犯罪无法评价的法益侵害行为已呈现类型化与典型化,应以刑法给予妥当规制。应将构建有效合规计划作为不起诉或量刑优待的考量依据,应考虑财产及人身权益在量刑中的附带作用,对罚金刑的适用须考量财产能力、犯罪严重程度及预防必要性。

个人征信准入管制困境与法治应对

个人征信体系对防范金融风险、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当前,中国个人征信业的监管实际上主要表现为过度准入管制,持牌经营的市场化个人征信机构有限,行业缺乏充分市场竞争,影响了征信产品与服务质量,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从法治视角考察,我国个人征信业过度准入管制在合法性与必要性等方面存在商榷的余地。“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一命题要求重塑监管思维,创新监管机制,通过个人征信业准入管制的法治转型路径,减少监管者对市场活动过度干预,确保市场主体金融公平,监管重点由准入管制调整为规范征信机构的市场行为,方可激发征信业活力。个人征信业准入管制存在的金融监管“不可能三角”困境,可通过法治路径予以缓解。

个人征信业监管政策改革的法制思考

个人征信行业是信贷领域重要的基础设施,但是近年国内个人征信业的监管政策重在严格的准入管制,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征信业的国际监管规则与行业发展趋势表明,准入管制背离营商环境法治化要求,存在诸多商榷的余地。推动征信行业市场化应以法治精神为指导,及时放松个人征信业准入管制,创新监管机制,减少监管者对市场准入的过度干预,确保市场主体金融公平,监管重点由准入管制调整为对行业的事中事后监管,方可激发征信业活力。

《中小企业促进法》的纾困效应:产品市场表现视角

解决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是助力企业纾困、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重要保障。本文利用《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形成的准自然实验,考察其对企业产品市场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采用新三板企业年报与“企查查”平台构建新数据集的双重差分检验结果显示,《中小企业促进法》能够使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提高约9.31%。强化中小企业权益保护带来的商业信用供给下降是其中主要的作用机制。当企业融资能力较弱、竞争对手财务实力较强时,《中小企业促进法》促进企业产品市场表现提升的效应更强。本文揭示了《中小企业促进法》通过缓解中小企业流动性约束,促进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启示意义。

信用立法思考:我国未来三大信用法

加快信用立法已是全社会共识。与大多数从信用信息安全和信用主体权益保护等角度讨论信用立法不同,从现实情况与问题出发,结合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践情况,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政务诚信、重要目标—社会治理、运行基础—“三大征信体系”的角度,提出了我国应出台“信用行政监督法”“全民正义诚信法”“统一征信法”三大信用法律的思考与构想,分析阐述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我国信用立法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举报执法的法治衡量

法治衡量举报执法发现诸多问题:法治价值有难题,法治方向有偏移,法治运行有路障,法治目标有异化,法治路径非程序。有效性价值是考核判断标准,法治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构筑整体架构,自然法价值是原始基因,程序价值是法定步骤,行政构成和行政价值成为技术要素,执法衡量为外观终点。所以,举报执法宏观上难以坚持法治立场和紧随依法治国的法治步骤,中观上难以规范依法执法和促进主动行政执法,微观上难以提供合法、合理和合情根据,价值上难以蕴涵行政法治精神和构建现代道德善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