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我国旅游环境治理困局的新思路:旅游环境税

旅游环境税是面向特定的旅游行为,以保护旅游环境为目的的税种。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都开征专门的旅游环境税,如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旅游环境税以"谁受益谁补偿"为原则,以外部性理论为正当性依据,以生态补偿原则确定税基、税率等。在我国旅游业乱象下,旅游环境税的开征并非要增加旅行者的负担,而是统合税费以提供专门的旅游环境治理基金,相反能够减轻旅行者负担。具体应以旅行者和旅游业相关企业为征税对象,以生态补偿原则确定税基,参考世界流行的酒店税确定税率,以地方政府为征税主体,并通过旅游环境保护基金的方式主要用于环境保护筹资。

自然保护区经费来源问题研究

我国自然保护区经费来源严重不足,主要原因是立法上缺乏拨款机制、保护区分类不科学、经费来源渠道单一等。根据对国外自然保护区经费来源立法的研究,提出解决该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增加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拨款;并应区分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区,采取不同的拨款策略,采纳受益者负担原则,推行特许经营权制度、完善种质资源开发惠益分享制度及捐赠机制。

城市公共交通的综合集成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若干问题,提出了集成的城市规划、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以及环境规划思想。着重分析了轨道交通和电气化公共交通在城市综合运输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讨论了建立以轨道交通为核心的城市公共交通联运系统的必要性和措施。

生物技术专利法律原则的伦理分析进路——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视角

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基因技术、生物材料和胚胎干细胞技术作为专利主体引发的道德论争提示我们,专利法律规范不应是纯技术性规范,应含有伦理性的考量。以罗尔斯正义论为视角作为对生物技术专利法原则的伦理分析进路,可以得出三个原则,一是无伤害原则,即专利法施行的实际效果不得损害任何人的基本人权,不得贬损作为人类整体的生命尊严和任何个体的人格尊严;二是自由原则,即为保障每一个人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自由,并避免被机会主义行为所利用成为阻碍后续研究的工具,发明创造的机会应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三是"惠顾最少受惠者"原则,即专利法应该尽可能促进所有人的实质平等;如果不得不做不平等的安排,则必须有利于最少受惠者。

试论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对象

通过对保险利益原则适用对象的分析 ,认为保险利益原则不适用于投保人 ,指出被保险人和某些受益人应适用保险利益原则 ,并据此提出将中国《保险法》中保险利益定义应修改为“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和某些受益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信托受托人忠实义务中受益人利益的定位:单一主义与衡量主义之间

信托受托人忠实义务中受益人利益地位存在单一主义与衡量主义之不同立场,受托人在利益冲突交易与获利上是绝对禁止还是一般限制例外允许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单一主义适应民事信托中之无偿管理本质,而衡量主义则适应商业信托运行的客观要求。为此,应在区分信托的民商事属性的基础上去解释适用《信托法》第25条,在民事信托中采用限缩立场,回归利益冲突交易禁止与获利禁止的立场;解释《证券投资基金法》第18条的含义,明确引入信托合同约定例外、披露加受益人同意例外之例外;同时,《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监管文件也应作相应修改。

何种正义,如何有效——重思气候责任分担中的伦理原则

在有限的时间窗口期内将全球变暖限制在可控的程度,认真检视和重思当下流行的气候责任分担原则变得愈发重要.对于“污染者付费原则”来说,尽管它一直是气候正义讨论的核心,但是囿于严格责任等因素,很容易在现实运用中遇到困难.“受益者付费原则”可以弥补“污染者付费原则”矫正不正义时遭遇的责任阙如,但它仍然面临非同一性难题等方面的挑战.“有能力者付费原则”则否定气候责任与个人行动的相关性,强调能力才是承担补偿责任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它也无法作为分担气候责任的唯一原则.所以,在分别检视这些原则的优缺点后,提出一种混合解释是非常必要的,它是应对气候变暖的迫切性和公平性的多元主义式回应,而这些原则如何排序应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气候变化影响的严重程度、国家的历史责任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等.这种对气候责任分担的混合解释对于推进全球气候的合作与共赢具有积极意义.

论跨界河流生态受益者补偿原则

跨界河流资源及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到各沿岸国的切身利益。在国际水法中确立跨界河流生态受益者补偿原则,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着深刻的法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的理论渊源和丰富的国际、国内跨区域河流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实践经验。沿岸各国在公平分享跨界河流生态利益的同时,负有分摊跨界河流生态保护成本的义务。跨界河流生态受益者补偿原则应当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加以落实,包括基础调查制度、效益评估制度、成本分摊制度、受益补偿制度和权利救济制度。

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收费的法律规范研究

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收费,是根据政府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而向行政相对人收取的费用,一般涉及商业类型活动和监管性质活动。它通常不具有强制性,而且与服务收益或者成本补偿存在紧密联系。为了规范行政收费权,联邦法律在行政收费的设定、征收、使用与复查等方面进行了规定。这些经验可以对我国行政收费立法中确立法定原则、受益人付费原则、规范行政收费水平和收费结构,以及行政收费征收和使用环节的管理会提供有益借鉴。

生态法基本原则体系之建构

生态法的基本原则影响一国生态法的体系、内容和发展趋向,是衔接生态法的价值理念与法律制度的根本准则。生态法的基本原则体系应由生态优先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受益者补偿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构成。在这一体系中,生态优先原则是目标性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和受益者补偿原则是构成性原则,公众参与原则是程序性原则。这四项原则构成完整而自洽的体系,为生态法律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提供指引。

作为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监管工具的标准合同条款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8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标准合同”,是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的监管工具。标准合同条款既拘束进出口双方,亦具有第三人保护功能,形式上是合同条款,内容上由国家预先决定并强制纳入,兼具个别规范和国家法规范的双重属性。进出口方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是个人信息跨境传输合同的主给付义务,是法定义务的合同化,包括个人信息安全义务,个人信息安全事件的通知、补救、减损义务,告知义务,目的限制义务,合规审计义务等。基于受益第三人条款,个人信息主体享有更正、删除等权利和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国家网信部门制定标准合同条款构成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具体化适用,应限于授权范围,遵循比例原则,合理确定条款的强制使用机制和内容强制程度。

英国政府的博物馆赞助机制与管理模式研究

国家对文化艺术的赞助与管理通常可分为四种政策模式,分别为提供便利型、庇护人型、建筑师型与工程师型。在各国的具体实践中,政府也在不同程度上组合和混合这四种模式,以达到艺术管理的目标。本文聚焦于英国政府对博物馆的赞助与管理,分析了英国政府以庇护人型为主,提供便利型与建筑师型为辅的复杂多样的博物馆赞助机制与管理模式。在“一臂之距”的基本原则下,英国政府通过法律保障政府和博物馆的权益,使博物馆履行接受赞助的相应义务,通过年报和绩效考评对博物馆进行审查,及时调整对博物馆的赞助金额与方向。法制化、透明化和数字化已成为英国政府对博物馆管理模式的三大特点,其法治程度、运营评估和数字建设值得探讨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