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零一夜》中的东方形象与对他者的想象

在《一千零一夜》中同属于东方的印度、中国和波斯的形象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人和印度人在这部作品中基本上呈现出正面的、美好的形象 ,而波斯人则常常被描述为负面的形象。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就在于阿拉伯人对印度、中国和波斯的集体想象的不同 ,而对各不相同东方民族的集体想象的不同又是跟阿拉伯人同这些民族的交往密切相关 ,与军事的征服、政治的交往、商业的往来和宗教的排他性等因素都有关系。

《一千零一夜》对安徒生童话的影响

在安徒生童话的结构、叙述方式层面都或隐或显地存在《一千零一夜》的影响踪迹。可以说,这部中世纪的阿拉伯故事集持续地对他的人生及其童话书写产生着影响。在个人书写中,对来自他人的影响,不论照单全收还是创造性地利用,安徒生都能够将他者的影响、自我对他者的认知、以及自我的美学理想有机地融会贯通。因而,安徒生童话中虽然处处有着《一千零一夜》的痕迹,但这些痕迹却似乎又同时是作者本人的个性化标签。

论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平衡之道——以《续天方夜谭》为例

马哈福兹通过《续天方夜谭》里13个故事集中地表现了他对平衡之道的理解和看法。取舍有度、善恶平衡以及舍得之道是概括其平衡思想的3个方面。马哈福兹试着和人们探讨以平衡之道控制人心并最终获得内心的宁静与归属之可能性,并以寓言的形式向人们表达了温和的劝诫。

阿拉伯的“白天”和“黑夜”──《一千零一夜》和《一千零一日》比较研究

《一千零一夜》和《一千零一日》同是阿拉伯古典名著。其结构方式基本相似,而思想内涵大相径庭。《一千零一夜》的中译本众多,而且还有大量的研究论著。《一千零一日》仅有中文选译本和全译本各一部,学者们也鲜有研究。本文在比较中发现,两部故事集中约有七组故事完全相似,它们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千零一夜》是“黑夜”,而以女性为中心的《一千零一日》是“白天”,“白天”和“黑夜”隐喻了男性和女性或者男权和女权,这两部作品作为两性抗争的戏剧性表述,充分揭示了男权中心与女权中心、厌女心理与厌男心理的二元对立。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还可以了解《一千零一夜》和《一千零一日》所承载的其他文化信息,也可为《一千零一日》这部研究资料缺乏的巨著,提供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的某些证据。

中国、印度、阿拉伯民间故事比较论——以《一千零一夜》、《故事海》为例

本文从阿拉伯民间文学巨著《一千零一夜》中寻找出与古代印度、中国类型相同、内容相近的故事八则,比较它们的异同,寻找它们的交流关系,探讨古代中、印、阿拉伯文学的互动及其产生原因。

揭开神秘的面纱——评《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

郅溥浩所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是我国第一部以多层次、多视角研究阿拉伯民间文学《一千零一夜》的专著。作者首先追本溯源,解析《一千零一夜》的成书之谜;其次在国际民间故事研究的宏大视野下,考察其故事母题和故事类型的特点;再用微观求证的方法,以文化参与的开阔视点深入挖掘文本的丰富文化内涵并探究其双重价值取向;最后在宏观的视野下考察其世界地位。

情的赞歌与性的宣言——《一千零一夜》与《十日谈》爱情故事之比较

爱情故事是《一千零一夜》与《十日谈》共同的亮点,由于文化背景和创作意图不同,二者呈现不同特征:阿拉伯民族情重爱浓的文化传统和伊斯兰教教义的束缚使《一千零一夜》的爱情故事重“情”不重“性”,而卜伽丘反禁欲主义、促进人性解放的决心则让《十日谈》的爱情故事重“性”不重“情”。二者恰当结合于婚姻之内,这才是现代人的爱情选择。

《基督山伯爵》中的“水手辛伯达”

本文运用黑格尔美学相关理论为工具,从表现艺术的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比对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与《一千零一夜》中"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在人物塑造与命运情节设置上的共通之处,认为两者确实存在影响关系,并进一步从源、流两方面分析了发生这一影响事实的社会文化背景。

论文化传播与文本传播的关系——以《一千零一夜》在中国的传播为例

《一千零一夜》小说文本在中国的传播,时间较晚而且早期译本水平不高。但是从社会文化生活和民众接受心理来看,中国民众对《一千零一夜》这种类型的阿拉伯故事比较熟悉,而且容易接受这些作品。从历史文化角度考察,阿拉伯文化在中国各民族中流传已久,传播地域相当广泛,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和受众基础。这种文化传播弥补了《一千零一夜》作品传播的薄弱之处。文化传播与文本传播不同步但是可以相互推进的特殊现象,很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一千零一夜》中“病例”故事的个案分析

《一千零一夜》中有讲故事治疗精神疾病的故事 ,也有因梦而患心理障碍的病例故事。这些病例故事提供了文学与医学有本质联系的生动个案 ,表明了文学在治疗精神疾病方面的特殊功效。

论《一千零一夜》的嵌套结构形式

与模仿说对位,形式美学倾向于追求镜像论之外的审美效果,于是文学想象,甚至幻想成为重要指向。与此同时,形式在与内容并举的二分法中占有独特意义,尤其自现代主义以来,形式成为形式美学的首要向度。而《一千零一夜》作为民间传说的集大成者,自然而然地游走于模仿和反模仿之间,其蕴涵的形式美为现代文学的形式审美提供了丰腴的土壤。文章以框架结构和嵌套结构的所来所往为例,探讨《一千零一夜》的审美形式,试图在纷纷攘攘的主义和显学之外找回一点文学研究理当持守的常规或常识。

《新庵谐译初编》翻译史价值再发现

通过细致的史实考察与文本分析,重新发现了周桂笙译文集《新庵谐译初编》在中国翻译史上的重大价值。首先,该书上卷收录的《一千零一夜》与《渔者》两篇译文均译自阿拉伯文学经典《一千零一夜》,且均为首次译成中文。其次,该书下卷收录的15篇译文中至少有11篇译自《格林童话》,且均是首次译为中文。因此,该译者及其作品值得关注。

魔幻与互文的演绎:《午夜之子》“酸辣酱”式的叙事

小说《午夜之子》充分体现了萨尔曼·拉什迪魔幻现实主义与互文的演绎,展现出"酸辣酱"式的叙事模式。拉什迪对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以及与东方文本《一千零一夜》和西方文本《铁皮鼓》的互文关系,层层深入的揭示拉什迪挑战权威历史话语的文化概念。

影响与再创造——《五卷书》与《一千零一夜》之比较

《五卷书》是印度著名的寓言故事集 ,《一千零一夜》则是阿拉伯的民间故事集。《五卷书》在结构、内容、思想、手法四个方面对《一千零一夜》产生了影响。然而在成书时间、写作目的、情节安排以及故事题材四个方面两部作品又有着各自的鲜明特色。通过对两部故事集的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文学之间会产生影响 。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一千零一夜》中的女性婚姻观初探

《一千零一夜》中的女性婚姻观是现实与理想碰撞的产物。它深受《古兰经》婚姻伦理观的影响,同时又寄予了当时的女性对理想婚姻观的期盼。笔者在中古阿拉伯时期女性婚姻观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和归纳出《一千零一夜》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婚姻观:即男尊女卑、顺从依赖;安拉主宰、谨慎节制;性爱主导、勇于突破以及尊重自我、追求独立这四个典型模式,并探讨其形成的原因,希望能对当今社会的女性婚姻观有所启示。

一千零一个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的隐含作者与连环穿插式结构的关系

连环穿插式叙事结构是《一千零一夜》最具特色的叙事结构,在这个"故事套故事"的框架之下,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的隐含作者。本文拟用叙事学理论,以《一千零一夜》中《脚夫与姑娘的故事》为例,通过分析故事中的隐含作者及其相关叙述文本,进一步探究隐含作者与连环穿插式叙事结构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出隐含作者对该故事集的叙事结构在无限性延伸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的结论。

晚清报载汉译《一千零一夜》研究(1900-1907)

1900—1907年间,中国报刊上发表了数种汉译《一千零一夜》。这些译本翻译内容多少不一,翻译策略受不同类型主旨影响,具体手法形式多样。其中内容最为丰富的奚若译《天方夜谭》先后借助所载报刊的影响力和学制改革者的推介多次进入大众视野,且数次被商务印书馆收入知名丛书,最终取得经典地位。这段历史展示了中国二十世纪初对翻译小说“启蒙”与“娱乐”作用的思考与探索,也提供了一个出版机构通过商业运作对文学界产生影响的具体案例。

从沙漠到海洋的行为伦理——《一千零一夜》的风土学与伦理学研究

阿拉伯民族与阿拉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从沙漠到海洋的历史。这一点在其文化经典尤其是《一千零一夜》中有着生动鲜明的体现,因而,沙漠与海洋的风土学是考察《一千零一夜》的有效视角。同时,沙漠与海洋又是阿拉伯人的行为空间,其行为模式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行为伦理”,相对于表现在早期经典文本中的“观念伦理”而言,它是从伦理学角度考察阿拉伯文学的又一个重要视角。阿拉伯帝国形成过程中从沙漠到海洋的风土转换及相伴而行的“行为伦理”,在《一千零一夜》中表现得最为鲜明。早期基于沙漠风土的“观念伦理”与《一千零一夜》中基于海洋冒险故事的“行为伦理”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张力,它们通过矛盾而又统一的交互作用,不断塑成阿拉伯人的伦理风貌,形成了阿拉伯民族精神的基础。

“新”译者的“旧”翻译:奚若译《天方夜谭》

19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天方夜谭》是较早问世的《一千零一夜》汉译本,该书虽由受新式教育且通晓英文的奚若翻译,翻译风格却与已负盛誉的林译小说有多方面的相似。本文在对比《天方夜谭》和Edward Forster英文版《一千零一夜》的基础上,结合晚清译界的风气和译者奚若的生平,并参考奚若其他译作的特征推测,《天方夜谭》的翻译风格既受译者个人选择的影响,也是出版机构顺应市场潮流主动经营的结果。该个案既折射出晚清部分小说译者复杂的身份认同,也体现了当时翻译小说的读者需求、出版机构的运营方式等外部因素是如何影响小说翻译的。

征服、赞美与贬损:《一千零一夜》中的基督徒形象探析

《一千零一夜》中的基督徒形象可分为三种:被征服的弱者、被赞美的使者和被贬损的恶徒。他们互相指涉、杂糅包容,是阿拉伯人投射自身欲望的想象物。复杂的他者形象表明形塑者与他者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形塑者基于自身的历史语境创造性建构的产物。在阿拉伯社会的他者想象中,既有对基督教文明的某种现实认识,也有对两者关系的焦虑与期待,不仅包含了伊斯兰阿拉伯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抗争与融合,更是形塑者用以确立自身文明属性和民族身份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