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代缴税款的逻辑证成与制度构建研究

第三人代缴税款或能化解“先税后证”形成的僵局,或是税收法定下双方合意实现交易目的的结果,在有助于财政目的实现的同时并未影响税收公平分配功能的发挥。由于税款缴纳依其性质可代为履行,第三人代缴税款可以借鉴《民法典》第524条第三人代为清偿的制度和理论,舍去“合法利益”这一构成要件,将大量的代缴税款行为纳入第三人代缴税款规制中。以“目的合适说”构建第三人代缴税款制度,代缴税款后第三人享有“求偿权”而不是“代位权”;代缴税款前后的债权性质从公法性质转为私法性质,从社会功能型转为非社会功能型债权,第三人不享有专属于税务机关的税收优先权。第三人代缴税款制度具有回应税费承担条款争议和衡平纳税人权利之功能。其应在“以纳税人为主、第三人为辅”的纳税人主体意识基础上采用“设定技术”进行税法建构。同时其在民事领域的运用应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正中下怀”用法探析

从1949—2023年《人民日报》中共检索出78个“正中下怀”用例,根据对这些用例的分析,并参酌其他报刊的一些用例,可以发现,“正中下怀”可以用于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但更多的是用于第三人称视角的叙述,而且用法也更为丰富多样。将其与明清小说以及20世纪前半叶报刊中“正中下怀”的用法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当今“正中下怀”的用法是传承有绪的。在此基础上,对有关“正中下怀”用法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的法律关系与功能定位

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在涉案企业合规制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在法律上的定位对于合规案件办理的合法、合理意义重大。从规范上看,第三方组织应作为独立监管人协助检察机关工作;实践考察发现,第三方机制中检察主导显著,第三方组织工作方式多样,检察听证的适用突出,同时强调对第三方组织的监督。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涉案企业和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委会的法律关系决定着其功能定位。第三方组织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具有受托性、独立性的特征;其与涉案企业的关系又可表述为平等性、非强制性。管委会承担着对第三方组织的宏观管理职能。据此,第三方组织应在功能上确定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其出具的合规考察报告是第三方机制的核心,应定位为专门性报告。有鉴于此,应当参照鉴定人与鉴定意见对第三方组织及其合规考察报告予以规制,同时,注意对涉案企业和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人群定位与深度困境分析

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以来,不管是实际缴费人数、缴费金额还是购买产品总额都明显低于预期,这是当前实际人群定位偏差的必然结果。从未来发展的必要性来看,个人养老金必然是面向多数人的制度安排,但这一应有人群定位却面临着认知困境、经济转型压力和个人或家庭财务刚性约束。为了破解这些约束,需要采取一些力度较大的改革措施,即引入财政补贴,建立财政补贴和税收递延相结合的政策支持体系;重构制度体系,将城乡居保个人账户独立出来并纳入个人养老金中;深化配套改革,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创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

美德日个人养老金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目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挑战日益显现。为了弥补现有养老保障体系第一、二支柱的不足,我国2022年正式推出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相较更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地区)而言,我国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建立较晚,一方面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化、个体参与个人养老金的选择灵活性、个人养老金市场化方面仍需完善;另一方面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可供参考。美国、德国和日本作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发展较为成熟且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国家,其经验能为我国完善个人养老金制度提供良好借鉴。美国的IRA模式是当前世界上资金体量最大、计划数量最多的个人养老金制度,以独具特色的不同IRA产品、税收优惠、双轨制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和较为完整的二、三支柱的互转政策为典型特点;德国里斯特养老金改革后,个人养老金模式成为欧洲国家个人养老金模式的典型代表,其最大的优势为改革经验丰富,从对第一支柱的极度偏重到第二支柱加大力度带来的经济问题,最后到改革为大力发展第三支柱里斯特个人养老金的选择历程对我国极具借鉴意义,其以税收优惠、里斯特模式和吕鲁普模式并重为特点;日本是亚洲国家中个人养老金制度确立较早、人口数量较大、进入人口老龄化进程较快的国家,且与中国的文化背景较为接近,其典型特点为通过对参与人限制来提升对参与人的投资教育,鼓励二、三支柱的相互转化,信息公开和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等都值得中国借鉴。我国养老体系公共利益属性较强,市场化和商业化属性较弱,我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在制度设计上也应当与其他国家(地区)有所差异。个人养老金对于未来扩充养老资金支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就业多元性都具有战略性价值,对个人养老金的制度设计和完善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目前我国的个人养老金配套制度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个人养老金发展在完善税收、制度衔接、参与人激励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可通过完善税收优惠配套措施、改善个人养老金投资环境、完善信息公开风险提示、加强养老体系内部衔接等方式改进我国现有个人养老金制度。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rrative Person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written by Ernest Hemingway,embodies his writing style typically.The paper focuses on elaborating it from narrative person so that we can grasp and master the theme—beginning is the end,the end is the beginning.

个人养老金时代下信托助推养老第三支柱发展的研究

2022年11月,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落地,与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共同构成我国养老第三支柱,标志着养老第三支柱进入全新发展阶段。面对老龄化加速、居民财富增长与养老需求增加的时代背景,第三支柱的制度性创新在金融领域将开启“个人养老金”的新时代。目前我国养老三支柱发展不平衡,第三支柱亟需发挥潜力,养老信托作为养老金融的组成部分,能够发挥自身制度优势推进第三支柱的发展。研究发现,信托可结合多种养老场景,设置结构多样的信托产品,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老年人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养老信托产品和服务策略,满足长者、家属与社会多方需求,为服务我国多层次养老金体系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债权执行的程序保障

债权执行以“查封措施”和“履行通知”为条件,第三人不提出异议即可裁定强制执行,欠缺执行的正当性依据,给予相关当事人以相应的程序保障成为必要。赋予第三人程序参与权是强化债权执行正当性的程序保障;赋予债权人债权收取权以平衡债权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债权收取诉讼与代位权诉讼功能存在叠加效应以及适用上形成“竞合”,应考虑两种程序的衔接与方向选择。

山西阳泉方言的他称代词“伢”及相关用法

“伢”在山西阳泉方言中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他称代词,与同为他称代词的“他”和“人家”有同有异,其中异大于同。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伢”的指代功能越来越弱,逐渐发展为一个强调标记,与名词性成分连用时,“伢”还显示出了强调代词的功能。“伢”同“人家”和“他”相比,在具体的使用情境中具有主客观分工,总体说来,“伢”的主观性要强于“人家”,而“人家”的主观性又强于“他”。“伢”在晋语区及其他部分方言片区内普遍存在,但不同地区的用法具有差异性。

个人养老金规模预测与偏差--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

长期以来,各界对个人养老金制度寄予厚望,但现实却远不及预期。针对这一现象,文章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分析了三个导致预测偏差的要素:一是决策主体的认知偏差,二是既有制度路径依赖约束,三是技术性偏差。分析认为,制度路径依赖要素促成了特殊的EET税收优惠模式,这既造成了明显的门槛效应,又限制了未来参保规模,还将最需要保障的群体排除在制度之外;路径依赖与制度缺失导致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内隐藏着冲突,缺乏协调与配合。未来完善个人养老金制度体系,需要理顺养老保障制度体系,消解制度障碍,并构建更有竞争力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

第三方数据共享中企业的个人数据保护义务构建

企业利用个人数据的技术不断迭代引发第三方数据呈现公共性和共享性特点,个人数据相关的隐私与安全问题在第三方数据共享下面临网络空间乃至于国家主权的挑战,国家需要创建数据管理机构统筹协调,应对数据安全问题。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关于第三方数据共享制度的分类规定,提出中介服务与委托服务两种类型,并将确保安全原则置于在国家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三个方面全方位考量,拓展并完善企业安全保障义务制度。企业为回应国家数据管理的需求,不断创新技术,以增强国家对高科技企业的信任。企业自我答责包括:增强透明义务、通知义务和风险管理义务等安保义务,通过技术确保数据保密的经济、完整和可用。数据企业应当自我完善并形成以技术为基础,以义务为导向的第三方数据共享的数据安全保障体系。

个人养老金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发展逻辑、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本文阐述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概念与优势属性,厘清了个人养老金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逻辑,梳理了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经历的概念萌芽、理论探索、政策实践、正式实行四个发展阶段,分析了个人养老金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存在的五点主要障碍,并结合国际经验,针对性地提出了打通三支柱间制度衔接与账户转移接续、健全退出机制与提前支出条件、改革税收优惠模式与力度、开发产品与放宽投资渠道、加强宣传和提高居民金融素养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优化路径。

《蟑螂》第三人称叙事中的不可靠叙述

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世界文学经典,也是后继作家进行文学改写的重要源泉,英国当代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新作《蟑螂》便是对《变形记》的仿拟。作为“一个古老传统的政治反讽”,不可靠叙述是呈现反讽意义的重要方式。《蟑螂》中的第三人称叙事不可靠叙述,具体表现在人物视角和议事录文本的使用两个方面。本文利用叙事学中的不可靠叙述理论,详细分析文本中的第三人称不可靠叙述表征,理清不可靠叙述和反讽主题之间的关联,从而探究小说不可靠叙述背后隐含的深刻的主题意蕴。

限缩与扩张:个人信息跨境流动中的标准合同

标准合同作为欧盟个人信息跨境流动规则之一,被我国个人信息立法首次引进。但我国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存在以下立法困境:标准合同规范的价值冲突;缺乏标准合同文本样式及适用有局限性;标准合同适用频次及适格主体存在问题;信息主体的权利保障实效不明。标准合同的法律构造应发挥境内行为规范与境外延伸指导的作用。破解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的立法困境应平衡国家、个人、市场立法价值理念关系;丰富标准合同文本样式及拓展替代性规则;构建内外并重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国际、国内规则;优化信息主体的权利保障实效。

民法典视野下第三人代为履行规则的适用探析——基于对103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第三人代为履行行为的性质应为法律行为,金钱之债下可认定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非金钱之债下需结合债的性质以及当事人的利益具体分析。无合法利益的第三人代为履行不应适用《民法典》第524条,在恪守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前提下,应结合第三人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分辨其性质,从《民法典》的规则体系中另寻适用依据。在合法利益的司法认定上,首先应明确第三人代为履行规则为“兜底”规则,第三人追偿权在法律体系中有规定的,无需适用本条规定。其次,第三人代为履行规则的主要目的应是避免利益受损,而非获取利益。为了克服合法利益类型化的僵化性,第三人合法利益面临损害风险的,可以结合我国的公序良俗与交易惯例具体认定。

埃默切塔《为母的快乐》中的非洲女性困境

埃默切塔《为母的快乐》中的艾格被塑造为各个社会生活空间的受害者。传统农村父权社会的女性期待使她在父女、夫妻、母子等关系中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性别创伤。而殖民时期的现代城市社会则在性别压迫之外,在她身上又增加了种族压迫,使她成为双重他者。艾格终生致力于在前殖民时期传统农业文化与殖民时期现代城市文化之间寻求平衡,但她的努力均因意识的错位和价值选择的复杂性而以失败告终。她的人生困境可以视为在非洲文化转型时期由传统农村社会走入现代城市社会的非洲女性困境的缩影。

基于第三支柱的养老型量化基金设计研究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发展第三支柱逐渐成为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个人养老金制度作为第三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征求意见稿,证监会正逐步放开个人养老金制度,允许扩大养老金产品的投资范围。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仍处于空白阶段,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需做进一步研究。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养老体系现状,结合发展第三支柱的背景,在参考国内个人养老金制度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利用量化基金的技术优势,设计提出基于量化技术的新个人养老基金协同工具,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第三支柱的建设。

第三方支付中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研究

随着科技的发展,第三方支付作为一种新型支付模式应运而生。第三方支付机构独立于买卖双方,通过起到中介作用来促成买卖双方的交易,对我国的消费增长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然而此种交易模式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因其大量关联个人信息,引发了人们对于使用第三方支付中个人信息泄露现象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三方支付过程中的主要法律问题在于消费者不完全知晓个人信息被利用和消费者对于侵害行为举证困难,针对于此提出提高对第三方支付企业披露要求、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等完善举措。

英汉第三人称照应对比研究——以《红楼梦》第三回为例

照应是一个语言成分与另一个语言成分的关联点,也是语篇衔接中的重要手段之一。英汉翻译中,语篇或语义照应关系是译者的考虑重点。在传统上,人称有3种形式: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第三人称代词是语篇层面上照应的重要表现形式。该文以韩礼德照应理论为基础,以《红楼梦》第三回为例讨论了第三人称代词在语篇中的照应功能,主要从前指和后指照应两方面对比分析了英汉语篇中第三人称照应的异同,并简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在英汉翻译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二者的区别与相同点,从而产出更优质的译文。

个人信息泄露侵权的证明责任问题——以不明第三人侵权为中心

在不明第三人利用平台掌握的个人信息进行侵权的案件中,如果权利人向个人信息处理者追责,就需要证明是后者泄露了其个人信息。就此存在一定的证明困境,但不需要通过证明责任倒置或者证明标准降低来缓解。经由“权利人进行可期待的初步举证—法官形成临时心证—平台进行可期待的反证—法官形成终极心证”这一路径,法官仍然可以对待证事实形成内心确信。至于被告提出还存在其他个人信息控制者的主张,在性质上属于对其不当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与权利人损害之因果关系的否认,主张者应当对此进行必要的证明。如果被告证明第三方平台同样有可能泄露权利人个人信息,则案件转而适用共同危险行为责任,权利人有权申请追加该第三方平台作为共同被告。而案件的证据调查进程,并不会因此受到实质性影响。这一分析表明,即使对于网络时代的新型案件,经典证明责任原理也仍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