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之性”的现代解读——兼及戴震对朱子的辩驳

天命之性是程朱理学核心概念之一。意思是,人的存在即性,与生俱来。性有二重,一曰气质之性,一曰天命之性,天命之性即理。按现代观念,人的社会存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每个人一出生即落入某些社会关系之中。说社会存在与生俱来,或许成立。但是,朱子所说的天命之性,指的是天理(仁义礼智),落在人身,实为文化存在。此学说的涵义是:人生来就是高贵的,具备尊严。这为现代人人平等的观念奠定了基础。但仁义礼智是否与生俱来,却是个要研讨的问题。本文的解决思路是:将“天命之性”之“天”解读为意义世界,即属于第三世界;而将“天命”解读为来源于意义世界,因其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得其教化。于是,工夫论要作调整,由朱子的复性论改变为充实完满论。自我,即本己存在。自我建构不仅有文化存在维度,还有社会存在维度。社会存在维度可以设计;文化存在维度目的唯一,即朱子所论。戴震深刻剖析了朱子的天命之性,恢复天命之性乃是气禀(血气心知)的古代学说,否定性即理,解构理义、气质二本,破性本善,开启了现代解读之路。

《孟子·离娄上》“反其仁”章析论

《孟子·离娄上》“反其仁”章单章研究包括分析、综论两个层面。从分析的层面看,直面当下困境,把控所有困局,构成第一、二节的群己之辨;“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构成第三节的力命之辨;唯有经由力命之辨,群己之辨方能达成自身的和谐。从综论的层面看,以“反求诸己”为功夫,可谓传孔子、曾子之说;以“天下归之”为功效,可谓“承上章而言”;基于群己之辨与力命之辨的内在张力,当以“反求诸己”为切要。孟子的“反求诸己”之思,历史影响深远,当代价值显著。

天人合一:中国管理学派的理论基础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的奠基思想,上溯千年农耕经济基础、下延当代中国价值逻辑,是中国管理学派构建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本文以人格介入性为边界,用“自然之天”与“类人之天”两大概念划分“天人合一”思想的管理学表征:“自然之天”代表农耕经济与乡土社会下的有机系统观,象征“心物一元”的管理哲学本体论,从而在对客观规律的研究上重视观测体悟;“类人之天”则代表向上与向下两种管理模式,既需要工具理性的自我定位,又需要价值理性的同理交互,呈现出找平衡、求渐变、谋共生的行为特点,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体系构建找到理论支点,推动“天人合一”思想的守正创新。

民心即天命:董仲舒政治哲学评议

董仲舒作为‚群儒首‛,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董仲舒从形上学高度论证‚民心即天命‛,凡是赢得民心的政权,一定是顺受天命的政权;凡是丧失民心的政权,必定也是被天命所否定乃至废绝的政权。通过剖析‚民心即天心‛‚仁,天心‛‚天为民立王‛‚屈君而伸天‛‚臣道有为‛‚不敢有君民之心‛、尚忠义、贤能治天下、‚逆命‛与‚顺命‛等等一系列命题与思想,我们发现董仲舒力图论证政治哲学根本性问题:何为政治之善?董仲舒的回答是:超越现实私己利益,将现实政治制度、政治决策、政治伦理、制度伦理和社会政治理想目标建立在儒家仁义这一文化依托与道德精神之上,以是否‚爱民‛作为政治原则,以是否顺应民心、是否符合仁义作为社会政治最高圭臬与终极奋斗目标,就是政治之善。为天下立法,是董仲舒孜孜以求的社会使命。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理与话语创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命题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性认知的深化,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热潮。在自然生态领域,基于马克思主义行的科学真理性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时代价值性的对立统一性,厘清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可能性与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扎根中华大地,推进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永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天命”到“天理”——韩愈、二程天论与唐宋之际儒家的发展

唐宋之际儒学出现了变革,这种变革可以通过对韩愈、二程天论的分析体现出来。从韩愈的“天命”到二程的“天理”,体现出唐宋儒学对天性质的界定从意志之天转变为义理之天,天的功能从天地万物之性由天命赋予转变为天地万物之理由天理转化,天人合一关系从外在合一转变为内在合一。从韩愈的“天命”演变成二程的“天理”,带来了儒学发展质的飞跃,这种演变是儒学发展的必然,是儒学为了对抗佛教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周秦之际天命观的多重内涵及其演变

周秦之际天命观具有鬼神之天命、规律之天命和心性之天命等多重内涵。西周时期天命观是一种以鬼神之天命为核心内涵同时侧重于国家治理层面的天命观,但也含有后世规律之天命和心性之天命等天命观念之因子。在西周天命观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鬼神之天命在国家宗教领域仍广有影响,但随着东周权力结构由王政走向霸政进而再度走向统一,社会思想领域里规律之天命、心性之天命则日益发展成主流。不惟如此,东周诸子还对上古天命观多重内涵进行了哲理化的理论建构,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王告天:西周初期周人政治合法性建构

《世俘》篇与周初金文均见武王告天,是西周初期周人建构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策略。《世俘》篇武王告天凡两次:第一次告天内容包括克商成功、殷商之罪,表明周人已经完成天所授予的“受命克商”大任;第二次告天内容是文王修商人典,目的是向商人宣扬周人克商是效仿殷商先人受天命伐夏的政治义举,借天命来化解初失政权的殷遗民的反抗情绪。周初金文中武王告天是以会同诸侯的方式昭告天下周人“宅兹中国”,“中国”的提出是周人构建君天下新政治秩序的尝试,以此进一步从政治思想与政治秩序上整合地方势力。周初武王告天为周人确立天下共主的政治合法性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食膰到赐胙:周代赐胙礼的演进及其历史背景

赐胙礼作为一种天子赠与诸侯祭肉的仪式,源于天子与诸侯分享祭肉的礼仪。天亡簋铭文显示,周武王时期已经出现了诸侯参与助祭和分食祭肉的仪式,这种仪式为后来的统治者所继承并发展成为一种常规的礼制——食膰礼。赐胙礼则是在王权走向衰弱而诸侯走向崛起的特殊政治环境中,由食膰礼发展而来的一种变体。赐胙礼表现为周天子将祭肉赐予强大的诸侯,在表彰诸侯功业的同时,换取诸侯的政治支持。赐胙礼对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政治关系有一定的维系作用,同时象征了政治天命由天子向诸侯的让渡。随着周王朝政治体系的崩溃,赐胙礼也走向消亡。

“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重诠——基于黄老学自然法的视角

“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一句及其相似说法见于多篇黄老文献,一般观点基于德刑关系解读其含义,这种方式局限于狭窄的语境从而限制了深入分析的可能。但在天道语境中,从自然法理论的视角切入,聚焦于时间秩序重诠该句,则能提供一种新的理解方式:“明”与“微”是天道的修饰语,分别代表了天道呈现的两种形态。而天道,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具有多层面的复杂含义,在其阐释中引入自然法观念,可以使“法”显题化,凸显其法度和秩序义,进而明确“明”与“微”的具体所指。“明”指天道的客观法度,通过时序的先后关系呈现为确定而必然的时间秩序。“微”指天道的变动节度,通过时机的对立关系呈现为变动而适当的时间秩序。明法与时序、微道与时机共同构成黄老学自然法的两个互补面向。这一新诠释不仅丰富与深化了对黄老学天道观的理解,而且发掘并初步建构了中国哲学独特的自然法理论,为中西哲学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

试论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演进及其产生原因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中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先秦民本思想经过夏商两代的酝酿,形成于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继续发展而趋于完善,将君与民的关系提高到关乎江山社稷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先秦民本思想产生的原因有三:一是统治者对前代政治经验教训的总结,二是思想领域从神本到人本的变化,三是社会大变革的推动。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传统儒家天人观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传承与发展。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如何突破传统生态哲学逻辑并对其在内容上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把握二者之间关联的应有之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传统生态思想的改造,建基于对其三重逻辑的把握:在价值的来源上,既肯定人来源于自然,又强调人要理性地看待自然的人化过程;在价值的主体上,既肯定人与自然万物在思维和实践活动上的区别,又强调人与自然在实践活动中的统一性;在价值的目标上,既肯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价值,又强调要发挥人的集体性的自觉行为,在实践中有计划、有目的地建章立制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在整体的意义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相成的平等共建也实现了对传统有机生命体理念、万物并育观、天人自然发展观的超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中国哲学智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丰富的中国哲学智慧,包括中国哲学“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本体论承诺,中国哲学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中华文化“材”“财”“才”相通的深刻认识等。学懂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中国哲学智慧,不仅对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渊源、知识结构有着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挖掘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思想和资源也是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的重要角度,更是增进“文化认同”和培育弘扬生态文化的重要方面,可以加深对“日用而不知”的民族思维的情感认同和学理领会,进而从生态智慧对中华文化的“根本”影响中汲取为政之道,践行以民为“本”,厚“植”家国情怀。

“天下无讼”价值追求的古今之变

“天下无讼”的价值追求是中华法系精神和智慧的集中体现。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伦理是社会生活的基点,人的本质为伦理人,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应以伦理为前提。以伦理为基点,以天下为方法,以无讼为旨归,视君王和官吏为实现“天下无讼”的责任主体,借助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类文体传播“无讼”义理,通过司法制度和民间调解等多重路径践行“天下无讼”价值追求,是中国人处理纠纷的特有智慧。虽然在近代以来遭遇了崔东壁、熊十力等人基于内在理路的强烈批判,也有着因应时代之需和外在冲击而发生的主体、理念与模式之变,但“天下无讼”之价值追求仍有着历久弥新的“变化中的不变”。这背后就是中国人认知内外世界、处理内外纠纷的独特的思维逻辑与行为方式。此种逻辑与方式既以早期中国司法理念为文化基因,又有着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赓续传统、焕发活力的时代动因,是理解中华法制文明、重塑新型中华法系的一把“锁钥”。

帝王梦境与北宋“天命”观的缔造及重塑

北宋政权建立后,在天人感应思想背景下,统治者希望通过对“天命”的阐释来宣示正统和天意。北宋太祖、太宗、真宗、英宗、神宗诸帝,皆选择借梦境来强化自己与上天的联系,帝王梦境遂成为王朝缔造和重塑“天命”观的重要部分。梦境作为私密性很强的一种个人经历,具备巨大的解释空间,执政者正是利用梦境这一属性对政治生态施加有利于己的影响。在宋代的政治架构中,随着国家运行机制不断成熟和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壮大,皇权从实质性权力渐变为象征性权威,在这一皇权场域中,天人感应、信仰崇拜是梦境与“天命”滋生的土壤,梦境世界与现实世界逐渐被调整到同一维度,借助梦境塑造出天命所向从而给予现实权力更多的社会包容与接纳,这种潜移默化的舆论引导更加温和与含蓄,实际上透露出宋代执政者对以儒家“天道”理念为核心的社会舆论的一种妥协。

朱熹性理之学与诗歌创作的会通

朱熹身兼理学家与诗人的身份,将诗歌与思理结合是其诗歌创作的特色,其诗歌据此具有伦理道德与哲学观念的载体功能。其“感物而动”“辞以情发”的诗歌观念,体现着文是道的必然产物与文是道必然流露的哲理意蕴,于诗歌创作中系统地呈现了朱子的天理思想,流露出道德、知性与情趣美感三种不同的自我境界。诗中即象见理,意在言外、寓理于象、情理交融,诗歌创作与性理之学营造了一种和谐统一的特质,成为沟通“诗言志”与“诗言情”两种迥然有别的创作思想的重要途径。这为我们解析朱子哲学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使我们能更加立体、生动地窥视朱子在阐发义理与人格至境之时的内心期许和信念。

王治与天命:孟子“君轻”说阐微

孟子“君轻”说是古代民本思想的最强音。为了缓和统治者的紧张,历代对“君轻”说主要有治道和经权两种解释,但这并非是此说全貌。就如“社稷”关涉政权和祭祀,“君轻”说应从王治和天命两个维度理解。从王治角度看,“君轻”说的主体是天子和诸侯,出于君主美德培育和现实治理的需求,“君轻”治道要求君主治政内容上先民后君,治政方法上率先垂范,并以民为治政之目的。从天命角度看,君主受命于天,行理民之责,受民监督。“君轻”说是儒家的微言大义,提示君主顺天修德可为天子,无道伤民则堕为独夫,势位变置轻而易举。王治之重民轻己根源于对天命的顺应,因而“君轻”说的本质是“天以民为本”。晚清以来,学者将“君轻”说理解成民主,这是对治权主体的混淆。

袁青基于三才思想应用调神针法治疗失眠经验介绍

介绍袁青教授基于三才思想指导应用调神针法治疗失眠的临床经验。袁青教授认为,治疗失眠宜将三才思想与治神调神结合,在调节一身整体阴阳的同时,突出对神的调治,使阴阳协调,使形神合一。诸法有五:一者,组方选穴,调节元神常用穴组有四神针、智三针、脑三针;调节心神常用穴组为手智针。二者,针刺手法,有补法、泻法、导法之别。三者,针以调神,灸以温通,因才(天地人三才)施灸。四者,宜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施治。五者,治疗后调摄,须形神共养,以全天时地利人和。

中国传统建筑与古琴艺术的审美共通性

中国传统建筑与古琴艺术无论是外在表现的空间形态,还是内在蕴含的价值取向,都存在诸多的共通之处。文章尝试通过对建筑与古琴这两种艺术形式的比较研究,将传统建筑和古琴艺术置于统一的文化语境中,从形态法则、礼乐思想、数理文化3方面科学地分析和阐述传统建筑和古琴艺术的内在关联,探析中国传统建筑与古琴艺术的审美共通性,以期深刻理解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独特的审美意识,传承弘扬传统艺术中蕴含的理想人居环境美学观念。

刘向儒学天命论思想的系统结构

刘向是西汉后期思想界的标志性人物。他是一位以治《谷梁春秋》著称的今文经学大师,曾著《五经通义》《洪范五行传论》;也是一位古代文化整理大师,曾编著《新序》《说苑》《列女传》。《新序》《说苑》《列女传》及《洪范五行传论》都编著于成帝时期,前三书今存单行本,《洪范五行传论》主要保留在《汉书·五行志》中。《新序》《说苑》以搜罗、编选古代经传子史中的故事片断、人物对话为主,有少量作者评论。作者按今文经学天人感应、以天统人的思路,将儒家的仁义道德天命化、神学化,阐述了尚仁贵德、慎用刑兵、无为容下、尊贤使能的“君道”,并从个人修养方面论述了“圣王之道”“君子之道”和“妇道女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