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后考述

清初对台湾统一问题的重视,使清王朝对海神妈祖赋予了极大关注与推崇,并于康熙十九年敕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正式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之后,更随着对台统治、琉球外交与漕运等国家大事对天妃神灵的依赖,清廷对她一再加封,并多次御赐匾额。雍正十一年后,天后还纳入各省沿江河地方祀典,享春秋二祭。嘉庆二十二年在都城建成国家性质庙宇,由中央朝廷派遣圆明园官员定期祭祀。祭祀规格上,取少牢之祭,行"三跪九叩"礼,配有简单乐舞。有清一代,共加封妈祖十五六次之多,封号多达62字,这对纳入国家祭祀体系的民间神来说,是极大的褒宠。

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

明永乐七年天妃、南海神几乎同时受封,时正值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两者受封必定与郑和等出使海外有关。由于两者司辖地域不尽一样,历史发展脉络亦不尽相同,在郑和前两次下西洋中的作用不一,导致了其封号的不同。永乐两封号的出现与不同地域和阶层民众信仰不同有关,而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

元代天妃崇拜的三个问题新探

从中国古代海神崇拜的历程来看,虽然"天妃"名号、海神崇拜由来已久,但"天妃"与海神产生联系,是从宋元时期对林氏女的册封开始的,而且由于元代的极力崇拜,使曾经作为众多人格化海神之一的"天妃"成为海神的代名词。宋代作为无所不保的"万能神"化身的天妃,在元代的主要职能是海运的保护神,但是她也兼具祈雨、息盗、平息海潮等其他职能。天妃在元代被视为最主要的海运保护神,但并非唯一的海运保护神,还有其他的因护佑海运的海神受到元政府的册封、祭祀,如水仙神和一直以来由政府册封、祭祀的"四海神"。

元明时代海神天妃画像综考

绘画是妈祖文化载体中常见的一种美术形式。以搜集的元明时代水陆画中的海神天妃像3幅、安济夫人像1幅以及明代《天妃圣母碧霞元君像》1幅,4种明刻古籍天妃版画插图为例,重点考述这些画像的来历、类别、意义和特色,认为海神天妃"圣母"之称元代已有,天妃画像元明时代屡有新作,并非中断至清代乾隆朝才出现。

天妃附会碧霞元君封号考

引证文献,考述编造明崇祯朝封天妃为“碧霞元君”的始作俑者是清初道士,分析产生天妃与碧霞元君混淆现象的主要原因源于民众的信仰祈求,并指出附会产生的一些影响。

天妃与湘妃传说主题类型比较研究

天妃(妈祖)与湘妃传说内容丰富多彩,二者都有生前灵异主题、显灵主题、爱情主题等相同主题类型的传说,但由于受各自地域文化及时代背景的影响较大,其文化内涵相差迥异。妈祖传说反映了宋代福建地区巫风浓厚,广大苦难民众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湘妃传说则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忠贞仁孝的道德期许,湘妃的爱情悲剧成为历代涉足湖湘文人抒写个人悲愁的最好载体,湘妃也成为表现湖湘民众审美趣味、人格理想的文化符号。

明清漕运与淮安天妃信仰的变迁

淮安地区的天妃宫最早建于南宋,来源于福建籍军士征戍两淮的地域流动,此后天妃宫庙在淮安地区的空间展布与当地河道变迁密切相关。山阳、清河的个案研究表明旧城天妃宫曾作为一亦游亦祀的胜境,国家漕粮的转运导致了淮安地区天妃信仰中心的转换,清口惠济祠逐渐成为运河沿线的重要天妃宫庙,从天妃宫到惠济祠的转移,与山阳、清河城市变迁的轨迹基本一致。官方对天妃神灵的标榜和塑造,使惠济祠内呈现泰山娘娘与天妃混祀的信仰生态,而对其庙会的分析则显示出民间信仰意涵的延展。

琉球天妃信仰状况及其嬗变

阐述琉球天妃宫的状况、天妃信仰传入琉球的主要途径,探讨天妃信仰在琉球受容的原因,并对天妃信仰在琉球的神祇功能、祭祀嬗变等方面进行考察。

谁的“标准”?“正统”何在?——元代《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与浙东士人的天妃观

宋代开始,天妃庙开始在沿海各地传播。而进入元代,漕运成为官方财政的重要支柱,天妃更因此成为海神主要代表,官府重视其庙宇修筑,祭典仪式极为隆重。台州路天妃庙因方国珍之乱而毁,刘基作为地方官员经历其重建过程,因此撰写《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与此同时,北京而来的周伯琦也撰写了同名碑铭。两通碑铭记载了台州天妃庙重建始末,展现了以刘基为代表的浙东士人的天妃观,反映了天妃信仰在传播过程中的复杂面向。刘基等人以帝、后、妃配天、地、海解释天妃神格,力图改造其女巫身份,将其等同与岳、镇、海、渎等自然神明,这一看法后来也为诸多士大夫所继承。从碑铭可以看出,王朝祭典、地方社会、士人观念存在复杂互动关系,因此宗教研究中的"标准化"和"正统化"等概念需要结合历史情境,才可获得理论穿透力。

河北省妈祖信仰调查研究

指出相较于妈祖信仰研究较为成熟的中国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妈祖研究仍有许多尚待挖掘的事实与理论空间。以河北省境内的妈祖信仰为对象,采用实地调查与历史文献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河北省妈祖信仰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予以梳理,并对其中较为突出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元代的湄洲庙与妈祖信仰

指出湄洲祖庙自元代始成为妈祖信仰的中心。分析蒲师文与天妃封号的降赐关系,考证元代妈祖“泉州神女”称号的由来,概述元代朝廷使者祭祀湄洲天妃史实以及探讨圣墩庙与湄洲庙兴衰与“祖庙”地位之争的关系。

福建涵江霞徐妈祖信仰调查

简述福建涵江传播妈祖信仰的历史背景。通过对涵江最具代表性的妈祖庙霞徐天妃宫的田野调查,结合相关文献,描述该妈祖庙的历史与现状,并探讨涵江霞徐妈祖信仰的一些特色。

明清时期淮安地区天妃庙宇的历史变迁——以清口惠济祠为视角

淮安清口惠济祠始建于明正德年间,初为碧霞元君行祠,后逐渐演变成为天妃祠庙。官方和民间赋予了天妃神御灾捍患、护佑漕运等功能,实现了其由海神向河神的转化。因惠济祠所处清口为治河、行运关键之所在,故在清代备受统治者的崇敬和重视。在对惠济祠内所祀天妃进行敕赐和褒封的同时,康熙、乾隆皇帝还曾多次亲临祠下,虔诚致祭。清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清朝统治者崇祀惠济祠的主要原因。

郑和下西洋中的天妃信仰与宗教态度——亚洲海洋文明中的实践

从亚洲海洋文明历史考察宗教间交往的经验,对21世纪海上丝路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建亚洲人类命运共同体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意义。郑和下西洋是海上丝路多元宗教交往的实践,表达了历史上中国人对待不同宗教的价值取向。郑和下西洋秉持的宗教态度,是明代中国天下一家、协和万邦思想的一种表现,对多元宗教的尊重、包容和平衡是其显著特征。郑和下西洋中的天妃信仰带有二元结构的属性,既是郑和下西洋活动内容组成,也代表了一些船队成员的宗教信仰。郑和下西洋把这种天命皇权和宗教神权融合一体,成为治理天下一家秩序的大规模海上实践。

线性文化遗产视角下南阳天妃庙历史地段的保护更新

本文从"线性文化遗产"视角出发,将相关保护理论落到中微观层面的历史地段保护更新实践中,拓宽我们对历史地段保护更新的思维定式。依托"线性文化遗产"整体价值大于部分价值之和的特性,通过挖掘地段与"万里茶道"在文化、功能、空间上的联系,分析地段在文脉延续层面的现实问题,归纳出历史地段保护更新的策略。"线性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全新的遗产保护类型,给历史地段保护更新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在如今各地区发展模式趋同的背景下,是塑造地段特色的有效途径。

漳州浯屿天妃宫碑所见明末清初闽南史

漳州龙海的浯屿天妃宫有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所立《重建天妃宫记》碑，正文记载万历二十九年沈有容率军到南澳岛东南的南澎列岛追剿海盗之事。此碑上方又有清代才补刻的两行字：天启元年莅吧夷，康熙丁丑复祖宫。记载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人侵犯浯屿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恢复天妃宫之事。浯屿在明代曾被葡萄牙人、荷兰人占据，此碑记载了三件事，反映出明末清初百年闽南历史。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的天妃信仰

天妃又称妈祖,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从南到北都崇信的一位女性神灵。基于海运和河运的重要性,南宋以来,历代王朝不断对其进行加封。明代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后,天妃信仰逐渐从沿海扩展到运河沿线区域,祭祀天妃的庙宇遍布运河沿线各州县。官方的倡导和推动以及运河航运的现实需要是天妃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福建商人更是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天妃庙宇在为明清官方提供祭祀场所的同时,对运河沿线区域民众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浙江乍浦的妈祖信仰特色

通过调查和挖掘史料，论述浙江乍浦历史上的妈祖信仰，主要有妈祖庙宇数量多、妈祖诗咏丰富以及与闽商活动关系密切等三大特色。

《西洋记》中的天妃形象

《西洋记》这部神魔小说,在明末国势衰弱和海疆危机之际,通过文学方式表达了民间社会呼唤海权的一种思潮。作者把社会形成的宗教观书写进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事迹之中,天妃被塑造成诸多天神之一,肩负玉帝平息海难、慈济航海的海神形象。文学表现的天妃形象,与明初郑和下西洋活动中天妃信仰形象存在较大差距,构成三教圆融秩序中天妃的形象。

浅谈明代行人的妈祖信仰

明代行人是明王朝专门从事对外工作的人才 ,他们在出使过程中面对变幻莫测的大海 ,无不将自身在使途中的平安寄希望于妈祖这一海神。本文主要从妈祖信仰之由来、明代行人出洋之艰险与妈祖信仰、明代行人妈祖信仰之具体表现、明代行人妈祖信仰与“人定胜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