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toration of Road Landscape Space on Campus:A Case Study of Tianjin University

In order to study the restoration of road landscape space,subjective evaluation method was adopted to visually evaluate different road spaces in Tianjin University with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Using random block design,9 plots were quantitatively studied by Perceived Restorativeness Scale(PRS)from four dimensions:alienation,compatibility,richness and attractiveness.The results show that gray space has the worst restorative effect in the dimension of alienation,and can not bring people the feeling of being away from daily trivialities;in terms of compatibility dimension,green and blue spaces have better restorative effects;richness dimension has no obvious influence on the restoration of plots;in terms of attraction dimension,blue space has strong restorative ability and can easily attract people’s attention,while gray space has low attraction.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road space,and gray space,blue space and green space show weak,strong,and relatively stable restorative effects,respectively.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年回顾及展望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近十年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明显成效,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翼”建设稳步推进,三地交通一体化、生态联防联控、产业转型升级三大领域取得率先突破,区域内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稳步实施。但仍面临经济份额下降、创新驱动经济增长能力不强、人口和经济过密与过疏现象并存等问题。展望未来,应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打造“一核两翼”空间新格局、优化区域现代产业分工体系与区域创新格局、创新跨区域协同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全面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更高水平、更优效益和更高质量,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京津风沙源区NPP时空变化及其对治理工程实施的响应

利用遥感大数据对生态治理工程区域的净初级生产力和固碳能力进行长期动态监测可以实现对治理工程的实施效果的评价,同时为区域“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利用Google Earth Engine(GEE)云计算平台,基于改进的CASA模型对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域的NPP进行计算。运用Sen斜率分析和MK趋势分析方法对2001—2020年间的NPP进行时空变化分析,并分析NPP对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实施的响应。结果表明:1)在京津风沙源工程治理期间,京津风沙源区NPP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平均增速为2.21 gC m^(-2)a^(-1),其中极显著增加区域占38.03%,说明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对我国“碳中和”任务起到了积极作用,增加了区域的固碳能力;2)空间尺度上,京津风沙源区NPP和固碳量空间异质性较大,空间分布上主要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特点,其中,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最高,温带荒漠区域最低;3)治理工程的实施所带来的NPP增长的速度在不同的区域并不一致,2001—2020年的NPP增速京津冀地区(4.74 gC m^(-2)a^(-1))>山西地区(4.52 gC m^(-2)a^(-1))>陕西地区(3.53 gC m^(-2)a^(-1))>内蒙古地区(1.55 gC m^(-2)a^(-1));4)生态工程实施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改善总体呈现先慢后快的特点,绝大部分区域后十年间的变化速率都显著大于前十年,而在生态环境较为恶劣、荒漠区域广布的内蒙古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则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001—2010年NPP增速仅为0.04 gC m^(-2)a^(-1),直到2011年,NPP才开始有较为明显的增长,2011—2020年NPP增速为1.67 gC m^(-2)a^(-1)。风沙源治理工程需要长期坚持,才能取得更明显的成效。

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承灾能力时空异质性研究

基于2010—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应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空间自相关模型及Dagum基尼系数,分析不同时期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承灾能力时空动态演进分布格局及地区差异。结果表明:(1)在时间维度,2010—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承灾能力总体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但京津冀城市群各市之间的承灾能力水平差距逐渐增大,区域整体呈现非均衡特征;(2)在空间维度,2010—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承灾能力在空间分布上关联度较低,不存在显著的集聚或分散特征,但有局部地区产生聚集特点,属于“高-高”“低-低”空间聚集型城市较多,在此期间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承灾能力呈现空间集聚与空间分异并存;(3)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承灾能力的总体差异呈现上升趋势,北京-河北地区间差异最大,地区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掌握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承灾能力的时空分布变化规律,并制订相应的防灾策略是京津冀城市群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以及实现京津冀地区协同与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

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历程、取得成效与未来展望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经过10年来的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迈入高质量协同发展阶段,在科技创新、空间布局、生态保护、对外开放、民生领域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效,但也存在创新转化能力不足、产业转移承接断层、“过密过疏”现象突出、生态联合治理及生态补偿机制有待完善等挑战。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这一目标任务,应进一步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和空间功能布局,以新质生产力为协同发展的新引擎,让数据要素成为协同发展的新动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的协同减排分析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成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基于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单指标协同减排弹性和协同减排协同度等多维度协同减排分析方法,对2013—2019年京津冀地区CO_(2)排放量与SO_(2)、NO_(x)、烟粉尘的排放特征和协同减排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的CO_(2)排放量整体上处于增长的平台期,三类大气污染物(SO_(2)、NO_(x)、烟粉尘)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减排,然而与全国对比,京津冀地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仍面临较大压力。(2)京津冀地区CO_(2)与SO_(2)、NO_(x)和烟粉尘三类大气污染物之间存在不连续的协同减排年份、不稳定的协同减排交叉弹性、中低程度的耦合协同度,反映了该区域协同减排程度均处于较低水平,尚未形成稳定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状态。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目标引领下,提出如下建议:(1)加快推动污染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从源头上实现产业发展和能源消费的低碳化。(2)将产业结构优化作为推进京津冀减污降碳的主要途径,统筹规划项目布局和产能分配。(3)发展能源替代和节能减排,优化调整京津冀的能源消费结构。

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周年回顾与展望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方面推动形成了“一核两翼”发展新格局,在交通、生态环保、产业三大领域实现了率先突破,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努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已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的目标,因此,京津冀还须克服诸多短板和不足,以创新发展为动力,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全国前列;以协调发展为主线,在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方面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在建设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上实现新突破;以开放发展为助力,在打造改革开放引领区方面发挥先行先试作用;以共享发展为目的,在推进区域共同富裕方面打造全国样板。

“公转铁”政策对京津冀绿色物流效率的影响

为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促进京津冀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有效发挥“公转铁”政策对绿色物流效率的提升效应,在系统梳理“公转铁”政策促进绿色物流效率理论机制的基础上,用2010—2020年京津冀地区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公转铁”政策对绿色物流效率的促进效应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转铁”政策在京津冀地区的实施对提升绿色物流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该效应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政策实施力度对绿色物流效率存在显著的影响,绿色物流效率随着政策实施力度增强而不断提升;“公转铁”政策通过改变物流企业的运输方式偏好,增强铁路运输对公路运输的替代作用,提升绿色物流效率;绿色物流效率提升还受到铁路设施水平、区域建设水平、经济水平、创新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京津冀绿色物流效率提升,应该考虑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以多层次和系统性支撑政策推动“公转铁”政策的实施;以改变承担社会物流活动企业运输偏好为导向;充分考虑当地内外部环境,结合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因素调整“公转铁”政策实施力度。

基于RUSLE模型的京津冀地区土壤侵蚀时空变化分析

【目的】土壤侵蚀是一种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环境挑战,对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基于多源遥感数据,【方法】通过RUSLE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研究了1990—2020年京津冀地区土壤侵蚀在时空尺度上的动态变化,并对其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结果显示:(1) 1990—2020年京津冀地区的土壤侵蚀总体呈现东南低西北高的分布特征,且以微度和轻度侵蚀为主,其百分比达到73.79%。(2)京津冀大部分地区土壤侵蚀等级主要由高向微强度侵蚀转移,且转移比例都在50%以上,整体有所好转,但存在局部加剧。(3)各个影响因子对土壤侵蚀的解释力依次为:坡度>高程>土地覆盖类型>植被覆盖度>降雨量>人口密度>GDP。【结论】相关结论可为水土流失治理以及防治提供一定的科学参考,同时也可为其他地区的土壤侵蚀治理提供参考。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人口增长态势的影响——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研究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流动人口集聚态势变化将使不同区域的人口规模与结构发生变动。应用系统动力学模型不仅可以模拟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增长产生的影响,还可以模拟政策效应,分析不同政策方案对京津冀人口增长态势的影响。模型不仅纳入了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子系统的众多参数,厘清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系统内要素的反馈过程,还依据北京疏解产业产值比衡量疏解政策强度并设计了政策参数,模拟了高方案、中方案、低方案以及技术进步方案下京津冀的人口增长趋势。应用灵敏度检验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结果显示,不同政策方案下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动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而言,政策实施后随着产业转移与区域内劳动力集聚态势变化,北京未来常住人口规模将下降,这可以缓解城市的资源承载压力;天津、河北的劳动力供给则有所增加。在人口结构方面,政策实施后北京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将提高,天津、河北的人口老龄水平虽然在中期会降低,但是在远期则会提高。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技术进步与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可以有效地调节城市人口增长。文章的政策含义是,京津冀各地应依据人口增长的趋势实施差异化、动态化的政策,不断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实现区域人口合理分布、经济发展、生态安全的目标。

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整合的SWOT分析及优化策略

京津冀三地山水相连,文化相通,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整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应有之义。通过SWOT法全面分析京津冀非遗档案资源整合工作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并提出增强京津冀一体化认同感、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非遗数字化覆盖面、建立统一的格式和标准、多元主体共建非遗档案数据资源、完善非遗数据库建设、建立非遗档案共享和交流平台等策略,旨在通过京津冀非遗档案资源整合进一步提升非遗保护与传承质量。

京津冀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取得诸多进展,致力于打造全国科技创新高地,构建分工合理的创新发展格局,但仍然面临创新资源分布失衡、创新能级差距过大、北京创新辐射带动作用不足、创新链与产业链不匹配、先进制造业集群化建设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应立足和巩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积极成果,根据京津冀创新基础和现状格局,建立起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效衔接的体制机制,以实现“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新要求。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空间结构评估与政策优化

“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空间支撑。2014年以来,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形态结构初步形成,“一核”中心性短期上升,“双城”融合趋势明显,京津发展轴逐渐向“菱形”城市化区域拓展。但从功能结构来看,北京的核心辐射带动能力还有待提升,北京与天津差距持续拉大,“三轴”的产业与人口集聚力尚需增强,“四区”的协调度和多节点综合承载力也有待完善。整体来看,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尚停留在形态建设层面,空间功能还有待进一步发挥。未来,应形成“一主两副、三圈耦合、四轴四区、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把石家庄建设成为京津冀的副中心,促进京津冀三大都市圈耦合协同,将“三轴”拓展为“四轴”,大力培育具有“二传手”功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期目标的实现。

京津冀与珠三角协同创新比较分析

围绕着以“研发—中介—应用”为核心群落的创新生态系统,依次构建了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比较分析了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在协同创新方面的特征与差异,结果显示:除中介群落外,京津冀创新群落并不具有规模优势;京津冀和珠三角均呈现创新核心城市和腹地城市的地位差距明显缩小、创新关联程度明显加强、腹地城市创新外向活跃度明显上升的趋势;但珠三角协同创新水平领先于京津冀。通过与珠三角的对比,总结了京津冀协同创新中存在的短板与问题,并从创新人才管理体制创新、推行新型科研模式、培育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构建承载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园区共同体、探索建设产业创新合作“双向飞地”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链分工格局、机制与发展方向

区域产业分工历经从部门间分工向部门内分工再到产业链分工为主的形式演进,产业链分工表现为功能专业化。以功能专业化指数为基础,运用区位商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链分工进行测度,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功能性分工显著,形成中心城市主要承担生产性服务功能,外围城市主要承担生产制造功能的分工格局。其生产性服务功能呈现明显的单中心集聚趋势,各城市优势产业突出。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交易成本的降低、城市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以及便捷的交通联系会促进京津冀产业链分工的形成与发展。未来京津冀应形成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县城特色突出、功能各异、协调发展的产业链分工体系。

京津冀地区蔬菜废弃物污染风险及资源化利用潜力分析

以京津冀地区13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整理和数据分析,估算出各地级市蔬菜废弃物的污染负荷、污染强度和污染风险,并结合各地化肥施用量,探究蔬菜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潜力。结果表明,2020年京津冀地区的蔬菜废弃物、TN、TP和TK污染负荷分别为2 199 836、46 627、28 509和49 674 t。各地级市中,唐山市、张家口市、石家庄市和邯郸市的污染负荷较高;廊坊市、唐山市、秦皇岛市和石家庄市的污染风险较高。若将京津冀地区蔬菜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所利用带来的肥料化效益达到124 802 t,相当于区域内4.06%的化肥施用折纯量,资源化效益显著。因此,推动京津冀地区蔬菜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对于缓解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京津冀地区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建设研究

地理标志农产品是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加强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建设和发展对于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是农业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京津冀地区拥有平原、丘陵、山地、高原、海洋等多样的农地资源,具有丰富的特色农产品资源。目前京津冀地区在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建设和保护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数量少,分布不均衡、品牌意识弱、宣传渠道受限、品牌声誉不高、人文历史因素重视不足等问题,亟待进一步解决优化。因此,应不断加强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挖掘、提升品牌保护意识、拓宽营销渠道、加强品牌宣传推广及品牌管理、深入挖掘人文历史特征等,不断提升京津冀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价值和竞争力。

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分析与优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于2014年上升为国家战略,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力量。由于协同发展通过三地政府主导,实现了一些资源共享与交流,但面临着协同政策缺位和衔接不畅、体制机制掣肘与发展路径不明确,合作成效明显滞后于其他领域,对区域服务支撑能力没有充分发挥。回溯十多年来的政策实践,探索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政策优化依据、优化方向及政策优化路径,为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执行,提供保障和决策依据。

2023年天津市蔬菜田头市场价格分析与未来展望

蔬菜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食品,市场供应水平关系到菜农和消费者利益以及社会的稳定。本研究选取天津市25种蔬菜田头价格开展分析与研究,结果表明,2023年天津市蔬菜田头价格走势相对平稳,与历年的走势大致相当,呈现“W”型特征,即3个高位期、两个低位期。从价格波动特点看,蔬菜田头价格波动受气象条件影响明显,蔬菜上市期气象条件好,价格通常走低;如遇到极端天气,价格短期内迅速上涨。天津作为超大城市,建议完善蔬菜市场信息监测预警机制,健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提升地产蔬菜稳产保供能力。

天津市卫生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

目的研究天津市卫生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障碍因素,为促进卫生资源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提供决策依据。方法从2023年《天津统计年鉴》获取2022年天津市各行政区经济发展和卫生资源配置状况的相关数据。通过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利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价卫生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及发展状态,采用障碍度分析模型分析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障碍因子。结果2022年滨海新区是天津市人口最多,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卫生健康支出最高的行政区;宁河区年平均工资、第三产业比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医院数、卫生机构床位数、医院床位数最低。东丽区、西青区和滨海新区经济发展超前于卫生资源配置,其他行政区经济发展滞后于卫生资源配置。滨海新区经济发展与卫生资源配置良好协调,耦合协调度为0.84;宁河区严重失调,耦合协调度为0.16。经济发展系统中,第三产业比重是滨海新区耦合协调度最主要的障碍因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地区生产总值是其他行政区的主要障碍因子;卫生资源配置系统中,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主要障碍因子各不相同,而其他行政区主要障碍因子为每千人注册护士数、每千人执业医师数、每千人床位数。结论天津市卫生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协调程度较低且经济发展普遍滞后于卫生资源配置,而其障碍因素复杂,应通过加强发展低地的投入、在控制卫生资源扩张的同时提高卫生资源的质量、加大卫生投入和区分不同行政区采取措施促进卫生资源配置与经济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