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与明朝天顺初年的政局

明朝天顺初，以曹吉祥、石亨为首的夺门功臣侍庞专权，强预朝政，使这一时期的明王朝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政治形势。作为天顺内阁的主要辅臣，李贤审时度势，举措得宜，促成了天顺初年的拨乱反正。

从月港到十字门:漳州海商严启盛再研究

明代正统朝是福建海商的重要转折期,以前学界曾论及漳州严启盛的重要,但局限于史料,对其纵横于闽粤海域的细节尚不清晰。本文利用尚未被关注的于谦和叶盛的奏疏,对严启盛的相关史事予以补充论述。认为严启盛作为漳州月港海商的先驱,其活动不仅有王朝制度和地域社会的背景,而且与东亚贸易的市场结构和商业惯习有极大关联。他后来于景泰、天顺年间在广东香山、澳门海域建立据点,使其行为成为联系东南亚到东亚贸易网络的关键环节和15世纪亚洲海洋贸易"福建化"的重要内容,间接地为葡萄牙人来到东方打开了通道。

明代景泰、天顺年间进士地理分布考——兼与吴宣德教授《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商榷

吴宣德教授《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为一部迄今史学界影响甚广的主要运用统计的方法研究明代进士地理分布的著作,是人们进行相关研究时必备的参考依据。依据现存景泰、天顺年间诸科《进士登科录》,以及《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等专门科举文献,同期进士地理分布的统计数据有16处是与《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不同的。

试论李贤及其经世之行

分析探讨了李贤思想和经世之行,认为作为天顺内阁的主要辅臣李贤临危受命,上筹国事,下安百姓,使明王朝终于摆脱了危机。这期间也是其经世思想的形成和实践期,李贤的经世思想在天顺年间的政治生涯中变成经世之行,并有利于那个时代。

明代戍守云南的蒙古旗军——明故帖公士弘墓志铭考

入明后,以帖公父马太平为代表的故元遗民,多将其蒙古姓氏帖木儿改为马、帖或以祖先名汉字首音为姓。马公明初归附从军,其子帖公,因天顺年间参与征剿贵州西堡苗民起义而升小旗,帖公子春保应例承继。帖公身为山后人,按律例与汉人通婚,因其军户的身份,自己与后代皆与军户家庭相嫁娶。

明英宗天顺年间政治上的成熟

论述了明英宗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在政治上的逐渐成熟。认为天顺年间的政治比起正统年间要清明得多,英宗任用李贤、王翱、彭时等贤臣,先后平定了石、曹之乱,干过一些合乎人情的好事。从而在评价其功过时应该认识这位皇帝有能力和善良的一面。

天顺初政局与石彪、杨能、李文、杨信四臣的封任

天顺初年,复杂的政局变化影响到朝廷对武将的任用与勋爵的册封。大同、宣府、延绥巡守将领石彪、杨能、李文、杨信的封爵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军功以外政治因素的影响,反映出英宗通过平衡“夺门”新贵与前朝勋臣势力达到稳定政局并加强军事防御的意图。对石彪等人的册封表明勋爵册封制度不仅具有激劝军功的作用,也是皇帝巩固统治的工具。

明代“空白期”瓷器问题初探

在以往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一直将明代正统、景泰、天顺时期误解为瓷器艺术的黑暗期。随着近年来陶瓷考古的重大突破,"空白期"瓷器面貌逐渐明朗。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朝局动荡,朝廷迫于形势,曾有意识地控制和收缩瓷器的生产,且明宣德后国库亏空,官方朝贡贸易衰败,种种因素都作用于"空白期"面貌的形成。然而,官窑衰则民窑兴,朝贡衰则走私兴,无论是"禁烧令"还是"禁海令",都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正统、景泰、天顺年间的瓷器生产并非空白。

明朝天顺年间碑刻弥陀禅寺记与西方极乐世界图述论

西安碑林藏明朝天顺年间碑刻,其"弥陀禅寺记"载录该寺重修经过和设置,重修施主来自西安的各级官府人员、寺院僧侣以及当地百姓和南京客人,弥陀禅寺名称则反映了当时佛教界禅净双修实践的流行。同碑线刻西方极乐世界图内容丰富、设计精致,一方面大量借用唐代以来西方净土经变因素,另一方面依据《观无量寿佛经》构思,形成一幅融会传统表现和明代精神的西方净土经变宏图。

明清宫廷视野中的正统-天顺官窑

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官窑生产,曾被学界误认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但随着近年景德镇陶瓷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大量这一时期官窑器物出土,表明这三朝官窑烧造并未停止,且品类丰富,在明代陶瓷史上具有上承永宣、下启成弘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多件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和考古出土器的考察,及与雍正《古玩图》、乾隆《埏埴流光》册的比对,尝试复原明清宫廷对正统-天顺官窑瓷器的真正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