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县域乡村振兴视角的甘青川藏族聚居县返贫风险研究

文章旨在对甘青川藏族聚居县的返贫风险进行研究。样本数据和资料源于对甘青川藏族聚居县精准扶贫及脱贫工作的田野调查。通过调研甘青川三省藏族聚居县的脱贫攻坚工作,从中总结出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准扶贫模式,如迭部县“特色产业模式”、泽库县“拉格日模式”、若尔盖县“跨地域协作模式”,发现在实践层面,甘青川藏族聚居县存在扶贫项目的立项随意性的问题、部分脱贫技能培训脱离实际的问题、易地搬迁扶贫模式带来的问题。文章通过返贫风险分析,针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现路径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明代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甘青地区是我国藏传佛教流布的重要地区,明代是藏传佛教在这一地区传播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有明一代,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加之具有深厚的信仰基础,藏传佛教成为这里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意识形态。明王朝对这里采取“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的怀柔政策,只要该宗教领袖具有一定的实力,不论是属于藏传佛教哪一教派,都根据其信众多寡和实力大小授予相应的封号,以示优宠。同时,将在内地行之已久的僧司制度移植到了西北地区,使其成为管理该区域内部各种宗教事务的官方机构。明政府还在甘青地区敕建了瞿昙寺、大崇教寺、弘化寺等大批寺院,有力地推动了该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兴建。藏传佛教格鲁派兴起以后,引起了明王朝的高度重视,其宗教领袖释迦也失被明政府封为“大慈法王”,格鲁派与明王朝的联系日渐密切。在明政府的支持与推动下,明代中后期在甘青地区形成了格鲁派传播与发展的高潮,大批寺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拔地而起,一些其他教派寺院也相继改宗格鲁派。

地理环境对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传播与发展的影响

甘青地区是我国藏传佛教流布的重要地区,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区域。宗教产生与传播的前提是和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协调、适应,藏传佛教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和此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发展,以及甘青地区的地理区位都密切相关。青海和西藏山水相连,青海省以及甘肃部分地区与西藏自治区共同构成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主体。由于地理的、宗教的、军事的、政治的、民族的,以及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西藏与甘青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牵动与影响非常明显。甘青地区尤其青海和甘南地区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传播区域,而甘肃其他区域作为农牧交错的过渡地区,在吐蕃王朝势力强大时也几乎被其全部占领,也受到藏传佛教文化程度不一的影响。甘青地区是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区,也是控厄西北的核心地带,又是中原联结新疆、西藏等地的锁钥之地,甘青不稳则新疆、西藏必失。甘青地区这种不可替代的区位特征,对历代王朝在这里所推行的藏传佛教的政策具有深刻影响,继而对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甘青藏区寺院型市场研究

清代中叶以来,甘青藏区以寺院型集镇为龙头,带动集市、街市、小市等集团式发展,寺院会集密集丛生的市场格局形成,深刻体现着其以虔诚的信仰为前提,以寺院社会中心地位为依托,以活佛的崇拜中心为感召,构成的藏传佛教寺院对人口与商业组织聚集的中心引力的动力机制。

设立甘青川藏族经济开发区的构想

加快藏区的发展是新世纪我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之一 ,从甘青川藏区发展对整个藏区发展的影响来看 ,藏区的开发应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 ,优先发展藏族经济核心地区 ,建立内地与藏区经济有效交流传承的平台。具体而言 ,应对区位与资源条件优越、藏汉交流便捷和经济基础较好的合作市优先开发 ,通过实施适合藏民族地区特点的优惠政策 ,使合作市尽快成长为甘青川藏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通过它衔接内地、辐射藏区的特殊地缘文化优势 ,带动甘青川藏区的发展 。

甘青藏族妇女社会地位探析

本文对甘青藏族妇女的传统社会地位、在家庭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在藏区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贡献等三方面作了分析,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当代甘青藏族妇女的真实生活状况做了一些探索。

川甘青毗邻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新探索

川甘青毗邻藏区属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面广、量大、程度深、矛盾多、协调难。同时,该地区生态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发展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贫困农牧民参与意识差、参与能力弱、参与机会少、参与形式单一制约了旅游扶贫的效果。本文运用旅游扶贫基本理论框架,梳理了研究区实施旅游扶贫独特价值,结合320户贫困户调研数据及部门座谈中发现的问题,对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和行为进行了问题诊断,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互动关系入手,围绕提升农牧民参与旅游业意识、提高旅游从业服务能力、扩大旅游业的就业机会,促进旅游产业区域间协同等方面,提出优化该地区农户参与式旅游扶贫的具体策略。

甘青川边藏区传统部落非正式社会控制刍议

甘青川边藏区传统部落非正式社会控制注重从精神层面,劝谕与教化,培养成员的部落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警戒那些有可能威胁与危及部落团结与安全的个体或群体行为,并以山神崇拜与脍炙人口的史诗、说唱艺术、谚语等等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发挥着非正式的象征控制与仪式控制的功能。非正式社会控制侧重于预防越轨行为与社会失序,有利于降低社会成本,但其浓厚的部落色彩却是现代化转型中必须扬弃的内容。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绿色包容性发展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绿色包容性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根据川、甘、青藏区近十年的经济发展情况,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该区公共服务存在不均等现象,且整体水平落后其他发达地区,未达到绿色包容性发展的目标。因此,通过提出加快地区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强化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建议,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绿色包容性发展。

兰西城市群助推青海农牧区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青海涉藏六州的经验数据

目前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大多只关注城镇化的作用,却普遍忽视了城镇化在区域经济空间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本文在不同区域经济空间回波效应叠加的基础上,基于青海涉藏地区经济增长的回应能力探索发现:青海涉藏地区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兰西城市群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两种效应叠加形成的经济集聚力明显。正是地区经济集聚能力差异引发城镇化的经济增长异质性后果,青海涉藏地区更易通过资源集聚和消费提升扩大城镇化影响,集聚能力甚至显著抑制东中部地区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同时将青海涉藏地区作为与兰西城市群联系紧密且具有一定规模和功能的地区载体,通过青海涉藏地区6个自治州的数据分析,并对其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青海涉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五高"愿景:高品质农畜产品生产空间、高活力创新创业空间、高品质居住生活空间、高颜值生态建构空间、高效率发展制度空间。最后提出针对性建议,提升青海涉藏地区经济发展,形成兰西城市群双核心经济循环发展格局,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

试论近代藏边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司法实践——以甘青藏族聚居区为考察中心

甘青藏族聚居区是中原文化进入西藏的前哨,将其作为藏边的典型代表区域研究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司法实践,可窥视边疆民族地区法律文化的近代化进程。近代甘青藏族聚居区受到中原法律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保持着藏区文化的固有特征。在社会纠纷解决中司法实践表现为呈控、持票传讯、"流动式"公堂断讼、拘押。司法权运作遵循一定的制度和规范(主要有联合会审制度、发放执照制度),且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维护司法审判结果:一是通过销案制度进一步巩固司法审判结果,二是推行赔偿兑现制度防止案件复发,三是运用赎买制度促使案件的具结。

近代甘青藏区市场空间分布研究

近代甘青藏区市场空间分布呈现出以农耕经济带密度为大,农牧交错经济带数量为胜,游牧经济带面积最大而数量最少的地域选择偏向。作为商品交换在空间上的点状集聚,甘青藏区市场发育水平较低,且对治所、堡寨与寺院等地方具有选择上的偏向。其地域与地方选择偏向在连续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甘青藏区市场空间分布的形成,既是多元经济结构决定的结果,也是独具特色的区域政治、族群与宗教文化长期作用的结果,由此造成了市场起源的多样性及演变路径与动力机制的独特性。

晚清官方参与下甘青藏区群体纠纷解决机制——基于查汉大寺撒拉回与尕楞寺藏民纠纷案例的分析

晚清时期甘青藏区社会激烈变动,官方、寺院、部落权力彼此消长、交错并行,使得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同时也伴随着民族之间的群体冲突。以循化厅所辖藏区内查汉大寺工撒拉回民与尕楞寺藏民的纠纷及其解决过程分析可以看到,官方参与下的甘青藏区的群体纠纷解决机制主要为:官方处理民族群体纠纷时,尤其是在回藏民族杂居区又是回族的聚居区内,在选择民间调解人时,以当乡调处,但很少选择乡约进行调解;官方解决藏区内民族纠纷时,以"番目"当乡,按照"番例、番规"办理,同时也会采取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灵活变通手段;官方常常以"官民互动"的方式促进纠纷的有效解决。

青海藏毯企业集群研究

全球化加剧了市场竞争,集群作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强有力的重要手段,已成为国内各地区竞相培育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关于企业集聚和企业集群的概念一直混淆不清,相互替代使用。本文从产业集群的内涵和本质加以区分,并对产业集群的形成条件和演进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青海藏毯企业是集聚而非集群,要加快青海藏毯企业由集聚到集群,必须建立相应的助推机制,并强调青海地方政府的扶持对藏毯企业集群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

变革与锢辙:清朝甘肃茶法与甘青藏区民族政策

清朝甘肃茶法承袭明制,定为茶马事例。其因时局变迁而改革,由充厩之实向以裕国用转变,呈现出务实的一面,最终在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完成以票代引。茶马事例不再名符其实,甘青藏区蒙藏各部由"差发马赋"转向纳粮升科之民与商品交换关系中的消费者。然因清朝对甘青藏区治理固守羁縻为政与族群隔离之旧辄,始终未改变其以不对等贸易为手段制驭蒙藏各部的政策。在变与不变之间,造成清代甘肃茶叶贸易起伏不定、雍滞为常,私茶泛滥,区域社会失序与发展受阻。

藏传佛教寺院与甘青地方艺术的发展

藏传佛教艺术是以艺术形象和艺术手段为其信仰服务的宗教艺术。历史上,甘青地区一座座大大小小的藏传佛教寺院同时也是一座座大大小小的艺术宝库,保存了多种艺术成果,充分体现了地方艺术的发展水平,代表了地方艺术发展的主流,并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整个社会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经济发展空间特征及俱乐部趋同效应研究

精确识别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经济发展的区域空间特征是打好四省藏区整体扶贫攻坚战的首要环节。在构建涵盖川甘青结合部藏区48个县2009年到2015年经济社会数据的综合经济发展指数基础上,借助ESDA和空间计量方法对研究藏区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和俱乐部趋同效应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的经济发展具备典型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依赖性"叠加"特征;表现为整体发展不平衡下突出的"抱团集聚"现象,同时区域整体符合俱乐部趋同发展规律,但在次区域内部已经形成以经济发展空间为尺度的高-高和低-低俱乐部组团,空间俱乐部趋同速率分别为5.3%和11.2%。

民俗学视阙下近代甘青藏区的“男逸女劳”

关于"男逸女劳",自近代以来备受汉地旅行家的特别关注。尽管在我国不很普遍,但也并非广西土著民族聚居区的独有现象,它在甘青藏区也长期存在。在其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生女养老"的生育观和"赘婿盛行"的婚姻观促使其本身固定成俗。这些观念及其本身,似乎缘于劳动力缺乏,但实际上与宗教信仰关系重大。甘青藏区,地处高原寒区,固守陋习,发病率较高,医疗条件滞后,"枉死者众",劳动力本身就缺乏;再加上其远离汉区笃信藏传佛教,"男子以出家作喇嘛为荣",限于佛教教规而失去婚育机会,"生齿不繁",从而导致劳动力更加缺乏。尽管如此,对于被打上"劣生"烙印的女性来说,任劳任怨,也并非完全迫于这种形势,主要还是藏传佛教思想对其长期影响的结果。

简析民国时期甘青地区蒙藏民族的现代教育

民国时期,在政府边疆教育的大力推行下,甘青地区蒙藏民族的现代教育得以展开。在现代教育的影响下,甘青地区蒙藏民族的民族意识、思想观念、语言文字等都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也正是这些变化推动蒙藏人民迈出了向现代社会前进的步伐。

晚清甘青藏区的外事管理与冲突解决

晚清之际,洋人通过不平等条约进入甘青藏区,清政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期妥善管理,避免外交事故的产生。然而,藏区民众与洋人之间仍旧龃龉不断,给晚清政府在甘青藏区本就脆弱的社会控制更添几重压力。尤其是保安教案这一重大突发性"藏洋"冲突的发生与解决,实乃晚清政府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末日封建王朝的政治生态以及甘青藏区特殊社会情形等因素合力作用的典型缩影。由是,提升应对他国倾轧挑战的综合实力,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水平,是国家与政府之重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