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甘青地区是我国藏传佛教流布的重要地区,明代是藏传佛教在这一地区传播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有明一代,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加之具有深厚的信仰基础,藏传佛教成为这里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意识形态。明王朝对这里采取“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的怀柔政策,只要该宗教领袖具有一定的实力,不论是属于藏传佛教哪一教派,都根据其信众多寡和实力大小授予相应的封号,以示优宠。同时,将在内地行之已久的僧司制度移植到了西北地区,使其成为管理该区域内部各种宗教事务的官方机构。明政府还在甘青地区敕建了瞿昙寺、大崇教寺、弘化寺等大批寺院,有力地推动了该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兴建。藏传佛教格鲁派兴起以后,引起了明王朝的高度重视,其宗教领袖释迦也失被明政府封为“大慈法王”,格鲁派与明王朝的联系日渐密切。在明政府的支持与推动下,明代中后期在甘青地区形成了格鲁派传播与发展的高潮,大批寺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拔地而起,一些其他教派寺院也相继改宗格鲁派。

地理环境对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传播与发展的影响

甘青地区是我国藏传佛教流布的重要地区,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区域。宗教产生与传播的前提是和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协调、适应,藏传佛教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藏传佛教在甘青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和此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发展,以及甘青地区的地理区位都密切相关。青海和西藏山水相连,青海省以及甘肃部分地区与西藏自治区共同构成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主体。由于地理的、宗教的、军事的、政治的、民族的,以及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西藏与甘青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牵动与影响非常明显。甘青地区尤其青海和甘南地区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传播区域,而甘肃其他区域作为农牧交错的过渡地区,在吐蕃王朝势力强大时也几乎被其全部占领,也受到藏传佛教文化程度不一的影响。甘青地区是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区,也是控厄西北的核心地带,又是中原联结新疆、西藏等地的锁钥之地,甘青不稳则新疆、西藏必失。甘青地区这种不可替代的区位特征,对历代王朝在这里所推行的藏传佛教的政策具有深刻影响,继而对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6—2000年陕甘宁青沙地遥感宏观动态研究

以陕甘宁青四省区 1996年和 2 0 0 0年的TM影像为信息源 ,在全数字方式下运用遥感技术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结合建立了两期沙地数据库。通过分析得出 :2 0 0 0年四省区有沙地面积 7910 80 7hm2 与 1996年相比净增加 6 4 2 4hm2 。沙地占全区总土地面积的比例由 5 733%增加到 5 737%,平均每年净增加 0 0 0 1%。不同省区沙地面积的变化情况是 :陕西净增加 0 0 0 4 %、甘肃净减少 0 0 17%、宁夏净减少 0 4 79%、青海净增加0 0 5 1%。同时结合实际情况 ,分析了不同地区沙地变化的驱动因子。

川甘青毗邻藏区贫困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新探索

川甘青毗邻藏区属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面广、量大、程度深、矛盾多、协调难。同时,该地区生态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发展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贫困农牧民参与意识差、参与能力弱、参与机会少、参与形式单一制约了旅游扶贫的效果。本文运用旅游扶贫基本理论框架,梳理了研究区实施旅游扶贫独特价值,结合320户贫困户调研数据及部门座谈中发现的问题,对农牧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和行为进行了问题诊断,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互动关系入手,围绕提升农牧民参与旅游业意识、提高旅游从业服务能力、扩大旅游业的就业机会,促进旅游产业区域间协同等方面,提出优化该地区农户参与式旅游扶贫的具体策略。

青海藏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承载力研究——以三江源生态功能区为例

对青海藏区三江源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状况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三江源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采用多元统计方法进行分析评价,针对三江源生态功能区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提出三江源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改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近代甘青藏区市场空间分布研究

近代甘青藏区市场空间分布呈现出以农耕经济带密度为大,农牧交错经济带数量为胜,游牧经济带面积最大而数量最少的地域选择偏向。作为商品交换在空间上的点状集聚,甘青藏区市场发育水平较低,且对治所、堡寨与寺院等地方具有选择上的偏向。其地域与地方选择偏向在连续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甘青藏区市场空间分布的形成,既是多元经济结构决定的结果,也是独具特色的区域政治、族群与宗教文化长期作用的结果,由此造成了市场起源的多样性及演变路径与动力机制的独特性。

简析民国时期甘青地区蒙藏民族的现代教育

民国时期,在政府边疆教育的大力推行下,甘青地区蒙藏民族的现代教育得以展开。在现代教育的影响下,甘青地区蒙藏民族的民族意识、思想观念、语言文字等都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也正是这些变化推动蒙藏人民迈出了向现代社会前进的步伐。

青海藏区强奸犯罪立法变通的理论考量

受传统文化习俗影响,青海藏区社会舆论对强奸行为的社会反应明显不如其他地区强烈,并且,在强奸案件的处理过程(主要是定罪和量刑过程)中,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均呈现被害人地位缺失、"话语权不足"的特点。通过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实施,可改善这一不足。从理论上来考量,对青海藏区的强奸犯罪进行定罪变通是可能的,但无论是从法益侵害性角度还是从规范违反性角度审视,对强奸犯罪的定罪变通,其可能的空间并不大。最后,刑法变通与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变通"之间的关系也应从理论上予以澄清。

甘青地区藏族及其对当地的经济开发

吐蕃自公元7世纪在西藏高原兴起后,不断扩展到今甘肃、青海地区,甘青地区藏族逐渐形成。本文在考察甘青藏族来源的基础上,对该地区的经济开发作了深入研究。

关于藏族聚居区群众政治参与问题探析

在藏族聚居区社会发展中,政治参与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以青海省等藏族聚居区为研究对象,从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对策思路等方面入手,对藏族聚居区民众的政治参与问题作了探析。

甘青川滇藏区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多元性

特殊的地理和文化区位造成了甘青川滇藏区建筑文化的多元性特征,而建筑文化的多样性是形成本地区传统地域建筑丰富类型的重要因素,同时,丰富的建筑类型也是文化多样性在建筑领域的集中体现。对历史沿革、文化背景与西藏地区有着显著差异的甘青川滇藏区的传统地域建筑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西藏建筑研究和解决西北及西南地区建筑研究中某些跨区域问题,也可深化对整个藏区建筑格局的认识。

“草场承包”为何姗姗来迟

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如果毗邻牧户草场之间设置阻隔性边界/栅栏的边际收益大于其边际成本时,这样一种界权费用将会由双方承担,即实现内部化。但是,在甘青藏区,基于草场禀赋、传统游牧方式的存续等诸多局限条件,毗邻村或牧户双方之间设置阻隔性边界的费用却不能通过自发商谈的形式实现内部化。由此导致甘青藏区,乃至全国大部分牧区,呈现出了"畜-草"承包不能同步推进的尴尬局面——牲畜承包早已进行,但草场承包却迟迟没有推进。当"拉动内需"即国家补贴下的围栏建设以及由于草原过密化而引发要素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意外地出现并契合在一起时,甘青藏区的草场承包改革才真正得以启动,并籍此使草场承包经营权初级物权化的制度费用问题得到了解决。

甘青地区藏族及其对当地的经济开发(续)

本文按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论述了甘青藏族形成后,在元明清时期对甘青藏区的经济开发做出的贡献。

1931—1945年国人对甘青藏区经济的调查研究——以杂志报刊资料为中心

抗战时期,大批考察家来到西北腹地的甘青藏区,对经济的调查是重点内容之一。局部抗战时期是调查研究的起步发展阶段,全面抗战时期是繁荣鼎盛阶段,其中抗战救国是最大的推动力。通过此类研究,一方面提高了国人对边疆社会的关注,增强了他们对藏边社会的认识程度;另一方面,对甘青藏区经济情况的系统描述为开发该区提供了认识上的支持。

青海藏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背景、现状及对策

藏族地区教育,尤其是牧区教育是目前最难办的教育之一,而青海牧区教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西部大开发的特殊条件下,针对青海藏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应抓住基础建设和义务教育的重点,调整学校布局,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加强师资培训,建立特色鲜明的民族寄宿制学校,完善贫困学生资助制度等,以提高整体教育水平。

甘青藏区民间工艺的传承与创新——以玛尼石刻和敲铜工艺为例

本文通过对甘青藏区传统民间手工艺中的甘南玛尼石刻和青海湟中敲铜工艺的田野考察,对两类民间工艺的制作工艺、宗教信仰背景、生产模式、文化内涵等方面做了详细分析,并且对甘青藏区的传统民间工艺在新时代的活态传承进行反思。

20世纪初甘南地区人民的革命历程探析

"五四运动",不仅是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也是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程,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里程碑。这一时期的甘南地区也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时局的不安和社会的动荡,甘南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五四运动"的春风吹到了甘南草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影响下,开展了甘南农民起义、藏族部落革命同盟等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运动,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1949年10月,甘南地区各族人民终于获得了解放,各族人民当家作主,迎来了崭新的生活。

甘肃省藏区人群棘球蚴病流行现状调查及分析

目的了解甘肃省10个藏区县人群棘球蚴病流行情况。方法 2011年9月-2012年6月在甘肃省10个藏族自治州(县)进行分层随机抽样,每县共抽取16个行政村。采用B超扫描的方法,开展人群棘球蚴病流行情况调查。应用SPSS 20.0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描述和统计学分析,患病检出率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共抽样检查37 815人,所有调查点均发现棘球蚴病例;以县为单位的人群患病检出率为0.05%~1.59%,平均0.59%(224/37 815);患病检出率大于1%的县分别为夏河县1.59%(64/4 019)、玛曲县1.37%(44/3 206)、肃南县1.20%(60/5 000)。总人群男性患病检出率为0.53%(108/20 276)、女性患病检出率为0.66%(116/17 539),两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647,P>0.05),但藏族女性(0.71%,93/13 146)和男性(0.46%,73/15 709)患病检出率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372,P<0.05)。不同年龄组间患病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9.346,P<0.05),其中20~岁组最低,为0.28%(19/6 687),80~岁组最高,为2.41%(4/166),患病检出率曲线随年龄增长呈现增高趋势。不同民族间患病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710,P>0.05),回族患病检出率最高,为0.92%(5/546)。不同职业人群间患病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3.345,P<0.05),其中商人患病检出率最高,为3.32%(2/62)。共发现细粒棘球蚴病223例,多房棘球蚴病1例,无混合感染病例。其中单脏器寄生占98.21%(220/224);累及肝脏占94.76%(217/229);单包囊占81.70%(183/224);60岁及以上年龄组中多包囊比例(28.57%,22/77)高于60岁以下组(12.93%,19/147),两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273,P<0.05)。结论甘肃省10个藏区县存在不同程度的细粒棘球蚴病流行,其中夏河县、玛曲县、肃南县流行严重。藏族女性、60岁以上者、商人是该病的重点干预人群。

甘、青、川、滇藏区藏传佛教寺院分布及建筑群布局特征的变异与发展

在简要论述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就甘、青、川、滇藏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地区分布特征、寺院建筑群布局及其相对于西藏地区寺院的变异和发展做了初步探讨,对进一步研究本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外部空间特性、主体建筑平面型制特点等相关课题具有一定的基础性意义。

清代甘青藏区建制及社会研究

本文首先对清朝于雍正二年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在明朝的基础上,重新在青海、甘肃藏区设置的土司制的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对其特点和流変进行探索,其次,将甘青藏区划分为七个大的区域,即河北西宁府所辖地区(包括附郭西宁县、碾伯县和大通卫等)、西宁办事大臣所辖玉树地区、河南贵德、循化厅所辖地区、青海湖地区、凉州平番县(庄浪卫)地区、大夏河以拉卜楞寺为中心地区及洮河流域以卓尼杨土司为中心的地区,较为详确地列出清代甘青藏区藏族的分布、人口及经济类型。在此基础上探讨甘青藏区的社会组织,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居于城镇、营汎或附近,主要从事农业和半农半牧生产的藏族社会组织;居地离城镇、营汎较远,以游牧为生的藏族社会组织,以及以大寺院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藏族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