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羌彝走廊人口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藏羌彝走廊多样化的自然环境与各区域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造就了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藏羌彝走廊人口区域集聚的研究显得尤为复杂。本文以第五、第六、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藏羌彝走廊核心区人口空间分布进行分析,采用县域、市域双轨研究视角,从常住人口变动、人口密度变化、人口分布结构指数、空间自相关性入手,探究区域内人口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发现,藏羌彝走廊人口总体呈现出不均衡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常住人口增速放缓,部分地区出现人口收缩现象;人口集聚空间差异明显,人口密度连片递减;人口分布不均衡明显,不利于地区可持续发展;人口集聚具有空间相关性;区域内区(县)人口密度大多呈现“低—低”集聚态势,容易陷入人口流失的恶性循环。因此,要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并加大对暂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和部分产业转移,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吸引劳动力回流,促进藏羌彝走廊整体协同发展。

差异性与共同性:藏彝走廊南部“弟兄祖先”传说范式的探讨

以广泛流传于藏彝走廊南部民族中的“弟兄祖先”传说不同版本之突出情节变量——婚姻为视角,可将其分为一次天女婚型、一次兄妹婚型和多次两种婚交替型。再按照传说在藏彝走廊南部从西北至东南的流传路径,传说的不同范式就大致呈现出西北、东南相反序列对称的地域性规律变化。通过比较四个典型的多次两种婚交替型版本,发现不管天女婚还是兄妹婚都以人或物在上下、高低空间的重复流动,尝试把两种对立的事物结合起来。所以,传说不同范式的地域性变化就是通过对人群间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生产、维持和转换,解决社会性别、血缘、空间等二元结构的矛盾。基于传说版本中人群间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演变关系,可为研究中国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提供一个可供进一步分析的案例。

文旅融合促进藏羌彝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藏羌彝走廊不仅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枢纽,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新时期藏羌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蓬勃发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成为促进藏羌彝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和载体。文旅融合有着从个体身份认同到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内在逻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遵循从文化认同到民族和国家认同的生成机理,两者的目标和逻辑一致,统一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中。本文结合四川省的三个案例,探讨了以文旅融合推进藏羌彝走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进路:一是以文旅融合的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与时俱进;二是以文旅融合重点项目,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三是以文旅融合的精品线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泛拓展;四是以文旅融合体验传播,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融的故事;五是以文旅融合的社区参与,增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生动力。文旅融合促进藏羌彝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利于藏羌彝走廊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也有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的文化产业集聚动力分析——基于藏羌彝走廊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集聚经济理论、企业异质性理论、选择效应理论等构建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动力理论框架,通过实证分析探析各动力因子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集聚由基础设施共享、知识溢出、产业匹配、选择效应四大动力因子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发挥作用,其中人力资本、研发支出、金融产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禀赋受到企业异质性的调节作用对文化产业集聚呈现出显著正向的影响,并且调节变量在不同水平时,各动力因子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幅度具有差异性。基础设施发达程度和市场规模,这两种动力因子未受到企业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藏羌彝走廊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

为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探索西南民族地区人居空间与自然环境的关联性,研究以藏羌彝走廊空间范围内765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在统计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自然与社会要素对藏羌彝走廊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机制。研究显示:藏羌彝走廊传统村落呈现“多核聚集”的空间分布特征,区域以南形成以云南省保山市和大理州—丽江市的双密度核心,区域以北形成以甘肃省玉树州、四川省甘孜州等多个次密度核心;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结果,研究得出地形地貌与河流水系的耦合作用主导了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差异性特征形成,交通与经济的互馈作用抑制了传统村落的留存,而区域多样化文化要素系统是促进了传统村落保护与传承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提出藏羌彝走廊传统村落区域性整体保护策略,以期为西南山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框架构建提供支撑。

三岩藏族体质特征研究

三岩是西藏自治区贡觉县与四川省白玉县交界的金沙江峡谷区,本文对三岩藏族活体的测量数据做了统计分析,认为三岩藏族的体质特征为高身材、中头型、中鼻;属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他们的体质特征不仅与中国南方、北方的其他民族有明显的差别,而且跟藏族的其他支系也有很大的差别。三岩藏族具有独特的体质特征。

中国走廊学发凡——从民族的“藏彝走廊”到世界的“一带一路”

20世纪80年代前后,费孝通提出"藏彝走廊"概念,最初是为从宏观上看各个民族的演变、进而进行民族识别,后来逐渐将其与丝绸之路联系起来,希望以"藏彝走廊"为中心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发展西南民族经济。其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逐渐有学者开始将研究目光投注于中国不同地区的民族走廊。现今,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日渐兴起,中国人类学者开始将研究对象扩展至国外;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经提出,"一带一路"将走廊的概念与研究范围推向国际化,形成世界民族走廊概念。无论是海外民族志研究,还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都为走廊学从对概念的定义与范围的界定走向实地田野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通道地带理论--中国边疆治理理论初探

中国边疆治理的中心,不在中国的中心地带,也不在中国的边疆地带,而是在中国的通道地带。地理上的通道地带,就是由长城、丝绸之路及藏彝走廊组成的,夹杂在北部蒙古高原、西部沙漠戈壁绿洲、西南青藏高原、东部平原区域等中国内部四大生态文化区之间的农牧混合地带。从横向角度来说,通道地带连接中国四大生态文化区;从纵向视野来说,中国祖先在通道地带起源、发展并向四周拓展并形成中国边疆;从中国中心与边疆的相互关系来说,通道地带是中国边疆与中心聚合与离心力量相互博弈的纽带。当今天中国边疆面临诸多问题时,通道地带对内吸引和凝聚作用、对外桥梁作用、对边疆具体问题的源头和症结作用不容忽视。

白马藏族的白马老爷信仰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功能探析

作为白马藏族共同信奉的白马老爷神祇,其原生形态为有形的山,此生形态为部族英雄。实际上,这两种形态均为神话学上的想象,这种想象实际上是基于生存的关照。如果说神山是白马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主义思考,那么部族英雄则是白马先民对政治拉锯战的生存状态的考虑。在村落语境中民众基于物质或精神的诉求进而对白马老爷进行了多重形式的文化展演(祭祀),其不仅满足了民众的现实性需求,也形成了以白马老爷神祗为中心的跨地域信仰圈,与此同时也建构了白马人的族群边界和社会记忆。

“藏彝走廊”地区白族商人商贸活动的持续性探讨

近代历史上,白族、纳西族、藏族等民族商人是活跃于"藏彝走廊"地区的主要商帮,今天许多其他商帮已经在该区域销声匿迹,而白族商人作为一支劲旅依然活跃于"藏彝走廊"地区,许多白族村寨凭借商贸活动走上了致富之路。白族商人为什么能够持续根植于"藏彝走廊"地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藏彝走廊地区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演进机理研究

民族经济共生关系是共生哲学视野下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藏彝走廊地区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的形成与演进是该地区民族和谐共生关系形成的重要基础和纽带。基于藏彝走廊地区长期存在着民族经济互补共生的客观现实,在该地区发展的整体性和各民族互利共生等新的研究视角导引下,对该地区多民族经济共生系统要素、促动因子、共生模式及其演变机理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了藏彝走廊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的演化是共生民族、共生模式与共生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明确了经由点共生模式、间歇共生模式演化发展而成的一体共生模式是进一步优化藏彝走廊地区民族经济共生关系的最佳范式,是推动此多民族聚居区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最优路径,进而为我国其他多民族聚居区共生关系的构建和优化提供借鉴意义。

族群认同、区域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跨境互构——以中、缅、泰傈僳族弩弓文化的位移与重构为视角

藏彝走廊跨境傈僳族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形成了在中、缅、印、泰、美、澳与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跨越区域与国家边界的分布格局(1),其弩弓文化也随之广泛流布,并通过同胞间的跨境互动而成为其共享的文化象征符号。追溯傈僳族远古历史记忆里的"神弩"及其文化隐喻,并跟踪调查在中缅泰三国跨境迁徙与其弩弓文化的场景性重构及其功能的在地化叠加,可以发现傈僳族在适应不同国家社会环境的生存调适中所呈现的族群认同、区域认同、国家认同的多维并存与跨境互构特性。

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发挥文化产业集聚效应对于改善民生,实现文化富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基于沿线7省2013—2018年面板数据,利用Global Moran's I、赫芬达尔指数、地理加权回归等模型,系统分析了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的空间关联度、产业集聚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整体呈现较低的空间关联程度,集聚水平表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总体具有“内热外冷”的分布格局;在行业间和地区间呈现出整体分散,局部集聚的特点,且集聚水平在时间和空间上异质效应显著;影响因子对文化产业集聚水平作用各异,需求因子对行业集中程度和空间集聚水平皆具有抑制作用,传播因子和发展因子对前者具有抑制作用,对后者具有促进作用,消费因子则刚好相反.

族群问题三议——以藏彝走廊民族为例

在民族史研究中,族群概念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民族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支系"不应是族群的对应范畴。族群迁徙在古代民族中是经常发生的,祖源记忆则构成族群自我认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族群认同"可以是客观存在的,也可以是虚拟的";其共同特性"是由它本身显露的,或者是被认出来的",都是值得注意的观点。就研究族群问题而言,藏彝走廊民族提供了生动的实例。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协同研究

基于我国1985—2018年间的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选取政策协同度测度指标体系,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3个维度对政策进行指标赋值量化,运用平均协同度测度模型,以量化数据描绘出了政策协同演变过程。结果发现:随着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数量的增多,总效力逐年上升,总协同度以及各目标与措施间协同度不断增长。但2014—2018年,其协同度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且各目标与措施间协同度存在显著差异。针对协同度较弱的目标与措施,进一步提出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政策有效实施的相关建议。

唐贞元铁桥之战后滇西北地区民族分布的变化——兼及唐代藏彝走廊南端民族迁徙的原因

公元794年,南诏北击吐蕃并夺取滇西北铁桥地区,吐蕃势力由此退到金沙江以北。铁桥之战使原迁徙到滇西北地区的吐蕃移民北移,战后南诏又采取强制手段将一些民族部落迁出、迁入滇西北地区,使这一地区民族分布出现了重大变化。与滇西北一样,在唐代,整个藏彝走廊南端的民族迁徙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唐、吐蕃、南诏长期的政治、军事角力。

清代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时空分布与特征

藏传佛教格鲁派自公元15世纪初传入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后,经过两百多年的不断发展,到了清代,得到快速发展,突出表现在寺院数量的增加以及在时空分布上所呈现的地域特色。而拉卜楞寺的创建和乾隆年间金川之役后"兴佛灭本"政策的实施,以及清廷的大力推崇,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兴盛的主要原因。

从“中间性”到“世界主义”:一种超越民族研究的“中心-边缘”叙事的尝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族研究领域有诸多突破“中心-边缘”二元叙事的尝试:借助“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强调“混杂性”和“流动性”来消解“中心”和“边缘”,或者拓展费孝通“走廊”范式对“互动”和“迁移”的强调,将对立转化为“中心”对“边缘”的区分和涵盖。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世界主义”,以一元的“世界性”来突破二元的对立。世界主义在两个层面上展开,既指包含了流动性和开放性的身份认同,也指含括了时空万物的一种“宇宙-政治”观。世界主义既是一种道德立场,强调每个地方都是中心,都有对于世界的想象、解释和参与的愿望和能力,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强调每个地方的世界性都是历史性形成的、容纳了不同层次的特定结构。本文以此重新思考民族、族群、国家、文化等概念的边界,强调每个地方存在的超越这些概念边界的“联系”——区域性的和历史性的、符号性的和物质性的、以及存在意义上的。

横断山的地缘环境及民族文化旅游发展

费孝通提出的“藏彝走廊”,其位置大致相当于地貌上的横断山区,行政上包括西藏的昌都地区,四川的阿坝、甘孜、凉山3个民族自治州和攀技花市,以及云南滇西北的迪庆、怒江两自治州和丽江市。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成果已经证明,沿着这些通道确实有过古代民族的迁徙。论文从地名的起源对横断山脉、从地缘政治角度对民族走廊、从地缘经济观点对农牧交错带进行了初步分析,从一个新的视觉探讨藏彝走廊的地缘环境特征和区域旅游发展的问题。地缘政治学意义的藏彝走廊,既有通道的功能,又具屏障的作用:走廊中横断山脉间南北“纵贯”的河谷就是历史上民族迁徙的通道;而屏障有三:即地貌的屏障、生态的屏障和民族的屏障。这些条件就形成了走廊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呈南北走向的农牧交错带。生态脆弱带的特征,给本地区的开发带来值得关注的一系列问题。人们最爱走的路是前人踏出来的路,而“张林源线”就是一条沿古代的民族迁徙的旅游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