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民间的金银消费与宋代的承继关系

元代的民间金银消费是对宋代金银私用途的继承。通过对元代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对元代民众日常生活的深入考察,拟从三个方面,即元代民间金银的倒换、百姓手中金银的日常用度以及其他使用状况展开研究和阐释,从而了解元代金银流通程度及元代民间金银消费与宋代的承续关系,以求与读者共饗。

宋元数学发展的文化分析

对中国宋元之际数学发展达到“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就中国古代来说 )层次的情况做了文化分析 ,指出唐宋以来数学教育的发展 ,宋代和宋元之际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及理学思想的兴起等的综合作用 ,使得当时的人们在思维取向、价值评价和社会认同等方面产生的某些新异因素 ,是宋元数学达到发展高峰的主要文化因素 .

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体系和规模演变

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和元代的衰落调整两个阶段。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城镇发展水平是比较落后的,虽然城镇数量在前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城镇规模普遍较小,特别是中等以上规模的城镇数量很少,并处于下降之中。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城镇数量的增加不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发商品流通的需求增长所致,大多是出于军事或税收的需要而设。

“元嘉之治”局面的形成原因

"元嘉之治"局面的形成,是刘裕东晋末年以来改革和宋文帝元嘉年间改革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父子的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大规模土断和严格检籍,节省了行政开支,增加了服役纳税人口;打击士族豪强、禁止封山占水、减轻剥削和赈恤穷困等政策措施,改善了百姓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劝课农桑、提倡节俭,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加强皇权、整顿吏治和平理狱讼等政策措施,保持了政局稳定。

论宋元时期火药时代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兴起

宋元时期,火药时代的战斗力生成模式悄然兴起。火药兵器越来越多地在战场上使用并变得越来越具有决定意义,冷兵器地位渐次下降,兵役制度由府兵制、世兵制向募兵制转变(中原地区),作战形式由骑兵为中心的骑步协同作战向以火器手为中心的诸兵种协同作战转变,以军事理论、军事教育训练、军事后勤的发展为辅助,最终初步形成了以冷热兵器并用为基石、以世兵制和募兵制为支撑、以火器手为中心的诸兵种协同作战为载体的火药时代典型战斗力生成模式。

宋元明清时期的饮食文化

中国的宋元明清时期是饮食文化的鼎盛时期,表现在食经著作大量涌现,饮食业发达,宫廷饮食豪华,烹饪技艺提高,主副食品丰富,饮料兴盛,修身养生观念强等各个方面。

元代歌谣的分布研究

元代歌谣极富时代特点。在文献载录的频次上,以《河南北童谣》《元末苏州童谣》《方国珍谣》等被典籍载录的频次最高,其收录的频次与歌谣本事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力成正比。在时间的分布上,元代歌谣所呈现的历时性特征,与元朝的历史分期及阶段特征相吻合,基本上反映了元朝初期、中期、末期不同阶段的社会状况。在地域的分布上,以江浙行省被记录的歌谣最多,反映了江浙行省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区域特征。元代歌谣在时间的分布上集中于元末顺帝统治期间,在地域的分布上集中于江浙行省,在歌谣的主题上,时间和地域的分布基本重合,充分体现了元末的江浙行省所受压迫最深、反抗也最为激烈的历史。

论刘宋孝武帝政治经济改革的努力及其失败

"元嘉之治"后,孝武帝刘骏励精图治,延续文帝的劝农政策,强化君主专制权力,力求恢复元嘉繁荣局面。但是孝武帝的上述努力很难使刘宋恢复到"元嘉之治"的治世水平。国家财政体系发生重大改变,朝廷对地方经济控制力减弱,财政状况持续恶化,币制日益混乱,甚至不得不对地方豪强的经济利益做出重大让步。孝武帝去世后,刘宋王朝在残酷的宗室内战中毁灭。

《西厢记诸宫调》为金人所作新考

很多学者认为《西厢记诸宫调》产生年代是金代,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南宋。通过对张炳森《关于<董西厢>的创作年代》的商榷,从宗教思想、民情风俗、名物制度、民族称谓、孕育流传地域与土壤基础等方面研究,《西厢记诸宫调》产生于金代。

袁郊与《甘泽谣》── 一位音乐家的小说

本文通过对唐代传奇小说家袁郊及其作品集《甘泽谣》遗篇的论析，揭示了有唐一代小说家及其小说中富于音乐素养的篇什，都反映出盛唐时代文化的繁荣昌盛。

宋元小说家话本“娱心”和“劝惩”功能的文体呈现

宋元小说家话本的"娱心"功能借助故作惊人之笔,使砌、韵文的插入等手段得以呈现;"劝惩"功能则表现在提倡忠孝信义,宣扬善恶有报以及佛道二教的出家修行思想,甚至超越了封建伦理的范围,对宋元时代官府昏庸、吏治腐败进行了大胆批判,充分肯定了男女青年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反映了宋元时期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动向。

宋元时期对癥瘕病证的认识

通过系统梳理宋元时期主要医家及其代表著作,研究这一时期对癥瘕病名、病因病机及治疗的认识和发展。宋元时期简化了癥瘕病证名称,并逐渐把癥瘕归类于积聚范畴;发展了癥瘕病因病机,对妇人癥瘕的发病机理有了明确的认识;在癥瘕的治疗上不断完善,并创制了一系列有效方剂。

汉唐宋元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分布在先秦已经比较广泛,楚汉时期黔中、武陵郡及其属县的广泛设置为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汉代的著籍人口已达二三十万。三国至隋唐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继续增长,其分布由下游向上游递减。宋朝进一步加大了沅水流域的开发力度,不仅鼎州,而且辰、沅、靖三州人口数量增幅也很大,崇宁年间达到大约五十万人,宋代人口增幅变为由下游向上游逐渐加大。元代,该流域的人口数量增至最高峰。元代以前长时期的户口增长为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的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唐传奇与宋元话本的叙事时间比较

唐传奇继承史传追求真实的传统,在叙事时间方面,多采用缩写、省略等手法提高叙事效率;宋元话本的叙事时间以客观时间线索为基础,以顺叙为基本的叙事手段,按照底本时间(故事时间)循序渐进地讲述事件。

宋元勾漏诗文献考订

勾漏洞是广西著名旅游景区,历代许多文人游此而作的诗是为"勾漏诗"。关于勾漏诗的文献整理工作仍很不足。覃富鑫《历代勾漏诗选注》是一种值得参考的著作,但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其中宋元时代的诗作存在作者误题、作品遗漏、同作互见、文字错讹之处,可加以补辑、校勘与辨正。相关的文献整理对于勾漏洞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九歌》三题

传说中的启《九歌》是祭祀之乐。在流传过程中,古《九歌》发生了一些分化。《九歌》是屈原创作的祭歌集合体,是后人编辑的结果,其本身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从诸神的地位、作品中的祭神背景以及作品的风格等可以推断屈原《九歌》非一时一地之作,有的作于朝廷任职时,有的作于流放民间时。

元后期总裁辽金宋三史的两个脱脱

文献记载显示,元后期中书右丞相脱脱和翰林学士承旨脱脱分别担任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和“总裁三史传”。学界对后者关注不多,非常值得研探。本文研究认为,这两个脱脱并非同一个人,他们都参与了三史的编纂工作,并就其家世、生平以及翰林学士承旨脱脱未见“进三史表”著录原因进行了分析。

“三元说”与中唐枢纽论的学术因缘

沈曾植、陈衍“三元说”以元和诗风（即中唐诗歌）作为古今诗史发展的一个中枢。他们认为至此之后古代诗歌由类型化进入到个性化的时代，宋诗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中唐诗歌这一特点以及与宋诗的这种联系是由其内在的学术精神所决定的，这是新一代土大夫精神成熟的一个标志。中唐中枢论不仅具有诗史上的意义而且含有学术史与政治史上的意义。这一诗学观念体现了他们在学术史上的独识，也渗透了他们对政治史的独特体验。这在思想与方法上对陈寅格先生早期的学术思路都具有启迪意义。

简论中医药市场的产生与发展

从远古时期起论述了原始奴隶封建社会各个时代的中医药市场的萌芽、产生及曲折发展历程。

王夫之《诗经》阐释的三个重要诗学命题

王夫之诗学理论建构与《诗经》阐释密不可分,它主要通过三个命题体现出来。“《诗》者,幽明之际”以《诗经》祭祀诗为对象,重视诗乐在沟通人神中的功用,并以音乐为介质展示了幽明隐显、形上与形下世界中诗歌本体存在的意义;“诗以道情”说从《诗经》批评实践出发,不仅会通“诗言志”和理学家的性情论等理论资源,而且以“气”的哲学观念为本,突出了“情”与“景”、“心”与“物”不可分离的本源性的关系,因而具有了超越传统情感诗学的价值与意义。“兴观群怨”是中国《诗经》学和诗学史上的重要命题,王夫之对这一命题阐释的意义在于,它以“情”为中心,将“兴观群怨”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从“现量”说的意义上阐释“兴”,因而赋予了这一命题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