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股奉亲缘起的社会背景考察——以唐代为中心

割股奉亲现象的出现和蔓延与六朝隋唐特有的社会文化氛围息息相关,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割股奉亲很可能起源于人肉治疗结核性疾病的民间偏方。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能够发展成社会风俗并成为衡量孝心的重要尺度却依赖于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惟一能够阻碍其蔓延的儒家教条“父母之体不合毁伤”,早在沉重的赋役压迫和游牧民族文化、佛教理论的冲击下变成一纸具文,加上儒家理论存在自我矛盾之处,使得割股奉亲行为中“孝”的一面被放大、对儒家教条的破坏被忽视。割股奉亲藉此蔓延,并且流毒千载。

孝悌传统与长幼尊卑：传统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

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受到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它也左右着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具体说来,为赋予封建宗法制度及相应的"尊老"观念以合理性,儒家所倡导的以"顺亲"或"无违"为中心的孝道观念,为传统中国的亲子关系奠定了最基本的行为模式。而长幼尊卑和师道尊严,也是这种"孝道"观念在处理非亲子间人际关系时的一种延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为儒家道德观之核心的封建"孝道",1919年后为什么会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口诛笔伐的靶标。

宋代孝文化述论

孝文化作为儒家政治文化的伦理根基 ,其本质核心是“孝治” ,即以孝治国安民。宋统治者推崇孝道教化 ,奉行尊老国策 ,旌表孝德孝行 ,并通过制订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打击各种不孝犯罪以及在官场人事制度中以孝悌品行举人选官、黜陟迁转官吏等等 ,都是“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内容。宋统治者大力推行“孝治”的结果 ,不仅形成了宋代民间社会讲孝行孝的浓厚气氛 ,而且把中国古代孝道文化的发展 。

孝:从家庭伦理到政治义务——基于《孝经》的分析

孝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家庭生活看,子女孝顺父母是基本道德要求;从政治生活看,通过"移孝为忠"来论证臣民的政治义务是有中国特色的孝治理论。周朝在从家发展为国的社会结构支撑下,以孝治国具有源于人情的自然正当性。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丰富了孝的内涵,但此时儒家对孝的强调更侧重于观念。汉朝以孝治天下、推崇《孝经》,形成从重视孝观念向重视孝行为的转变。在"从上往下"看的视角中,《孝经》对"差序义务"的强调,使得统治者的责任对上不对下,但是在分封制废除、郡县制确立的背景下,"天子"与"士"直接相连,基于自然情感的孝被抽空了自然正当性。这一方面促使在上者以"恩惠"赐予在下者利益,另一方面促使在下者在"孝"的情感中由对人的"敬"转变为对位的"尊",这就为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埋下了伏笔,同时,此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思维模式对于当代中国仍然具有一定影响。

孝治的终结与法治的兴起——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切入

孝治是传统中国家国同构和圣贤政治的产物。随着中国社会从圣贤政治到民主政治、从家国同构到家国两分、从"家庭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传统的孝治也逐渐被法治所取代。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既体现了法治的精义,又标志着法治在当代中国的兴起。这是因为,法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容易接受法律治理的领域是一些与个人身份无关的领域,家庭关系是法治最难攻克的堡垒。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并非"孝道入法",它把传统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性的伦理关系变成了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这个条款中,传统的需要尽孝的"父母"已经不复存在,已经被替换成为没有任何伦理指向的"老年人"。传统的子女则被替换成"家庭成员"或"赡养人"。这样的替换从制度上抹去了传统的孝道,同时也在法律上终结了传统的孝治。与此同时,随着家庭内部关系完全纳入到法律调整的领域,表明家庭这个最难被法治攻克的领域,已经成为法治的辖区。因此,《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具有标本意义:它既是孝治终结的标本,亦是法治兴起的标本。

汉代的孝治及其社会秩序建构的德化机制

汉代统治者在社会秩序建构中以孝治作为德化的治道,希望把儒家孝道通过政治运作机制推行到社会共同体中,成为社会成员的核心价值,建立一种基于善良情感之上的秩序运作模式,在人类情感共通性的心理基础之上,以阴阳五行学说论证孝治的必然性,再以伦理感召为孝治提供了现实通道,最后通过礼乐教化与法制建构构成其制度化生活方式。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治道之思,展示了其社会秩序建构的德化机制。

徽州名儒对孝的诠释及其意义

徽州名儒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继承儒家"孝"思想的基础上,认为孝是百行确立的基础,是"忠"之本,是强国固本的基础,因而非常重视孝道。徽州名儒对践行孝道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认为应将孝贯穿于先人生死两界,应用物质载体和形式承载孝道,长辈应对晚辈言传身教,晚辈对长辈应行孝尽孝。徽州名儒围绕孝所开展的活动,对徽州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全社会表彰和宣传孝道,严惩不孝者,将孝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各种形式的祭祀表达对祖先的孝思。徽州地区孝风盛行,"孝"维系了徽州人之间的良好关系,维护了徽州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哈利·波特》中的亲子关系与孝道--人类本性的一种展示：不死还是虽死犹生？

《哈利·波特》情节的原动力来自亲子关系和哈利的孝意识,此书的趣味和吸引力也与之内在相关。尽管哈利与伏地魔有一些不寻常的相似或联系,但他们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源头就在于各自经历亲子关系的方式不同,这导致了他们对待死亡和人生的不同态度。从哈利得知父母死亡的真相开始,他就活在与父母的生命血脉相连的世界之中,他的生存意义就由继承父母遗志和复仇所构成。按照《礼记》和《春秋公羊传》所表述的儒家学说,他是孝子;由于他践行孝道的赤诚、勇决和纯洁,他成就了自己生命中的仁和义。本文论证为什么主要是亲子关系和大复仇的艺术展示赋予了哈利乃至这整套书以活的生命,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哈利是一位孝子的理由。最后通过对哈利和伏地魔的死亡观的现象学-生存论的时间分析,揭示了此书在理解人类本性问题上的哲理含义。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以孝道为例

完成中国的文化复兴,实现"中国梦",传统文化是重要的资源,但必须实行现代化转换,方能适应当代的需要。"孝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也是中国人口始终位居世界之首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前中国面临着生育率降低、人口数量下降、老龄化加剧的难题。传统的孝道应转化为现代的价值观念,即保证家庭和社会的繁衍是每一个人的义务,融入逐渐确立的基本价值观念。这种孝道就能在中国发挥独特的巨大作用,有望解决现代化过程中至今无法解决的难题。

中国古代孝道政治化述论

孝起源于上古先民的宗教祭祀活动,其内涵本义经历了由敬神祭祖、祛祸除祟的功利性祈福向事亲养老、骨肉相亲的人道意义转化。春秋时期,孝在理论谱系上开始政治化并最终以战国时期《孝经》出现为标志,形成融道德伦理、政治伦理于一体的儒家孝道形态观念。汉代以降,儒孝伦理被封建国家奉为施政圭臬,演化成为一系列治国安民的制度化行政措施,传统中国孝道文化,通过“孝治天下”的历史途径和历史实践,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社会政治意义。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方式的省察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的方式可以梳理为五种类型。这些道德教化方式表现出 ,“德治”是实现民众教化的基本方式 ,“孝悌”观应该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道德教育其实质是教育人如何去“爱”人和“敬”人 ,将家庭“孝悌”伦理视作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基础 ,可实现家庭、学校与社会道德教育内容的统一和一元 ,但也造成了“孝悌”

农村不孝的原因及治理对策──基于临沂市H镇对老年父母孝敬情况的调研

通过对临沂市H镇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调研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农村家庭不孝问题呈多发趋势。究其原因,不孝多是懦弱的儿子或霸道的儿媳造成的,不孝的家庭传统、老多少寡的家庭结构和不佳的家庭经济,以及孝社会化、家庭核心化和不良风气也有影响。改变农村不孝多发的局面,既要加强孝道教育和宣传,构建孝的家庭和社会;也要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增加空闲时间,增强行孝能力;更要加强对不孝的社会干预,依法惩治不孝行为;同时,国家和社会也要承担起孝的责任。

元代女性再嫁后的家庭孝道伦常

经由宋代,儒学在家庭伦理中渐次推进,女性再嫁后面临的父母子女关系也被儒士们试图纳入儒家伦理纲常。时至元代,理学被确立为官学,儒家纲常伦理仍在继续渗透;统治者带来了诸多相异的习俗,使得女性再嫁的社会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再嫁后面临的父母子女关系,尤其是父子、母子关系,更为复杂化:既有沿袭宋代家庭关系与儒家孝道伦常深入之一面,又有南北旧俗交错、常与儒家礼法发生抵牾之一面。

论《弟子规》中“孝”文化的弘扬

《弟子规》是中国传统蒙学的典范之一,其中所倡导的"孝"文化思想,对我们当下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深入研究《弟子规》中的"孝"文化思想,将《弟子规》中的"孝"文化渗透到现实生活,有助于培养青少年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建立和平友善的人际关系,构筑和谐稳定的社会坏境,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奠定基础。

从《唐律疏议》看儒家“孝治”施政的司法实践及其影响

儒家孝道伦理的最高政治原则是"孝治",即以孝治国安民,这一原则贯彻落实在古代法律大典《唐律疏议》的司法条文中,既表现为立法思想上对儒家"不孝入罪"司法原则的继承与发展,更表现在制定缜密完备的刑律条文对不孝犯罪行为实施严格的防范控制。由于儒家"孝治"施政的总体原则决定了"孝"对"法"的必然干预,因此,《唐律疏议》付诸封建国家"孝治"施政的法律实践,必然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并由此形成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社会现象。

《二十四孝》与《孝经》的关系及其扬弃

文章对《孝经》与《二十四孝》的产生及其内涵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上阐明 了二者的关系,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观点,在批判的基础上,揭示了二者中必须弃除的糟粕和应该吸取 的精华,并结合实际进行了论证。

晋朝因丧禁乐废戏考论

因丧禁乐废戏是晋朝推行孝道的工具,在其由礼到法的过程中,工具理性被无限放大,使丧服礼仪中的禁乐废戏被推崇到畸形状态,产生了"情"和"礼"的悖论,并未达到禁废者渴求的肃清思想、维护统治的效果。

弘扬孝道 促进和谐

文章论述了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道德滑坡现象,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法治、德治双管齐下,而德治的突破口在于以孝道为本,经一统万。

《论语》中的孔教要义

在《论语》中,"仁"与"礼"、"孝"与"忠"、"德"与"道",是3组最重要的关键词,其各自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揭示出"孔教"之要义中最为重要但又不无微妙与吊诡意味的思想与学理。明乎此,方可了解孔子与"孔教"的真相与真谛,从而以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决定对传统文化之精华与糟粕的取舍。

冲突与对话——早期佛教对儒家孝道思想的融会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即面临着如何实现本土化的问题。在佛教初传之际的儒佛论争中,佛教被称为"无君无父的宗教",遭到了儒家伦理卫道士的极力排斥。早期佛教的弘传,一是通过格义式的辶多译佛经的方式,以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理念来比附佛教教义,以适应中国人重孝道的伦理观念;二是通过变造伪经的办法,将印度佛典进行剪裁、删改或重新撰述,创设新经,以达到宣孝和弘教的目的,这些做法虽背离了印度佛教本义,但却为中国广大世俗信众所乐于接受,从而使佛教取得了深厚的信仰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得以迅速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