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雄飞论”的引领与日本扩张道路的选择

"海外雄飞论"系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的侵略扩张思想之总汇。作为对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频频叩关的回应,江户时期的日本思想家们纷纷就国家的"进路"问题著书立说、建言献策,然其所思所想无不蕴含着扩张主义的思想因子。本多利明的"殖民扩张论"、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论"、吉田松阴的"东西补偿论",便是其中最系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主张。本多利明不仅献上了四条"经世秘策",而且坚信战争和殖民扩张是实现国家富强的主要手段;佐藤信渊不仅确立了"混同宇内"终极目标,而且制订了"三步走"扩张战略和详细完备的侵华方案;吉田松阴不仅描绘了一幅侵略扩张"蓝图",而且其"海外雄飞"构想被门生弟子即明治重臣付诸实施。江户时期的"海外雄飞论"不仅引领近代日本走上了侵略扩张歧途,而且成为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思想渊源,其煽动性、迷惑性和持久影响力不容忽视。

坂本龙马与《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之于日本,具有将近代法意识引入日本本土的思想史意义。在解读与消化《万国公法》的过程中,德川幕府的积极态势为《万国公法》向广大民众流播营造了时代氛围。土佐藩的脱藩志士坂本龙马对《万国公法》的理解与实际应用,为幕末乃至于现今日本外交事务处理提供了范本。

东京城的形成

东京原来是日本关东平原江水入海口的小地方,在室町幕府时代(1336—1573年),关东大名上杉氏的一支扇谷上杉家派遣重臣太田道灌建筑江户城,从康正二年(1456年)开始,完成于长禄元年(1457年)。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把江户城作为政治中心,启动了江户城的扩张建设,通过填海、筑城来构建核心区域,围绕江户城分配武士、官吏的居住区,呈现海螺壳形状,由中心向外一圈一圈地扩展开去。在河道海湾建设商贸区,打通江户与全国各地的海上通道。由此形成江户城的基本格局。明治维新后,日本天皇迁居到江户,作为国家象征的皇权与现实政治中心合在一处,江户城改称东京。因为原来是作为幕府所在地设计的,所以,东京城和古代作为首都设计的奈良、京都的城市规划大不相同,其特点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获得阐释。

德川幕府与朱子学——德川幕府对理想政治秩序和社会规范的探求

日本朱子学在江户时代被奉为"官学",一方面是由于有德川幕府的庇护和扶持,使其成为巩固封建统治的正统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由于朱子学理论经过日本社会本土化的改造,逐渐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伦理基础。日本朱子学的开创与发展、兴盛与成熟、衰微和解构的发展路线是德川幕府探求理想政治秩序和社会规范的思想运动过程。

论日本型华夷秩序观——以德川幕府外交为中心

日本于17世纪30年代构筑起自己的华夷秩序——大君外交体制,日本型华夷秩序以与中国华夷秩序相对抗为特点。实际上,日本型华夷秩序是否真正存在,至今仍无定论。分析江户时期日本的对外意识变化和华夷秩序观,可以说明,日本的华夷意识和华夷秩序观是存在的,但不能称之为"华夷秩序",称之为"日本型华夷秩序观"会更为恰当。

清代和日本江户时代货币政策比较试析

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发展进程中,两国实施的货币政策的异同给本国货币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同处在向近代社会转换时期的清朝和德川幕府在本国的货币发展变迁中处于不同的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从政府管理职能发挥,采取的货币政策即货币铸造方法,货币发行权的行使,采取的货币调整措施等具体分析,可以看出两国货币体制与世界货币发展趋势之差异。

日本近世武家节日的确立及其政治意义

日本在历经战乱重获统一之后进入近世,由江户幕府所推行的武家年中行事当中,包括继承传统的正月新年和人日、上巳、端午、七夕、重阳"五节句",以及新兴的嘉祥、八朔、玄猪等节日。这些节日在各具特色的同时还有着"武家拜谒将军"仪式内容的共通性,一起构成了完整统一的近世武家节日体系。这一节日体系确立于三代将军家光时期,其节日构成和仪式内容既是建立在对传统节日习俗的继承之上,又兼具武家政权独自的创造和发展。同时,武家节日还受现实政治的深刻影响和积极利用。

中国法典对近世日本的影响——以《大明律》为例

《大明律》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也是当时东亚地区先进法文化的代表,对周边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日本江户幕府推崇儒学,也重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律例。尤其是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不仅自己喜欢研读明律,而且指令学者们研究明律,推动形成了学习研究明律之风。德川吉宗在任期间,开展了史上著名的“享保改革”,改革的多项内容受到明律影响,特别是江户幕府的出台的第一部综合法典《公事方御定书》对《大明律》多有参酌和仿效之处。

郑氏政权与德川幕府——以向日乞师为讨论中心

郑氏政权与日本德川幕府的关系是郑氏集团悠久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一关系也影响到了郑氏集团的方方面面,如集团本身(经济、政治、军事)、个人、家族乃至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文化背景。因此,当我们研究一些有关郑氏集团让人啧啧称奇的历史事件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日本与郑氏集团的这重关系,并将其置于17世纪东亚复杂多变的国际历史图景下进行阐释。郑成功通过他的船(日本文献称为国姓爷船)可以直接影响长崎进出口市场的流通,进而影响到日本的国内市场,可以认为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整个日本经济。郑氏与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在东亚海域持续展开激烈较量,这种冲突同时也在长崎进行,并给日本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郑氏海上集团将强大的商业影响力作为政治手段,向幕府施压,使其介入明清鼎革,给明朝效忠者提供军事援助。

试析下级武士背离幕府的原因

德川幕府本身的政治体制为下级武士后来的贫困化埋下了伏笔,而下级武士的贫困化又促使其快速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开始寻找新的政治结合点,走上了同资产阶级结合并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的道路历程,从内部为下级武士反幕奠定了基础;而民族危机终于使下级武士彻底与幕府决裂,举起了"武装倒幕"的大旗。

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地缘环境分析——兼论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

自"地缘政治"一词创立以来,西方地缘政治学已经历了120年的发展,期间诞生了众多理论流派,然而其影响却在日渐衰落。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发展思路以及由此导致对现实研究不足所致。中国地缘政治研究起步较晚,长期以借鉴西方地缘政治理论为主,直到2010年掀起以"地缘环境"研究为主题的复兴议程。地缘环境研究将地理知识和政治融入地缘政治分析过程中,这一研究方向与思路不仅有助于地缘政治研究的变革与创新,还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前期对有关地缘环境概念、构成、结构、模拟等内容的研究进展,提出了国别地缘环境研究思路、跨学科融合路径和分析框架,并以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为例,展现了跨学科融合研究视角下日本受国内外多要素、长时间、多尺度综合作用所导致的地缘环境演变,对其中涉及到的日本对内、对外的政策制定与变化也从其面临的地缘环境视角进行了解读。最后为深化对当前国别地缘环境研究提出了三条建议。

日本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构造及其局限性——以幕末日本内忧外患的危机背景为视角

日本近代民族国家意识是在幕末时期内忧外患的环境下产生的,幕末思想家的思想启蒙以及倒幕志士的革命实践对这一意识的产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一国家意识在向近代民族国家意识靠拢的过程中又逐渐转向了天皇中心主义的国体论,从而使得日本近代国家意识在顺应日本近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