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逸民”,或者“多余的人”——从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中看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

夏目漱石在其成名作《我是猫》中为读者展现出一幅明治时代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全景式写真,并将近代意义上的日本知识分子在一个"暴发户型社会"中的尴尬处境特别突显出来,当这些人和得到权力支持的资本家集团发生冲突时,显得格外软弱无力。从某种角度上看,明治时代整个日本社会的进步和退步是并行的,在大改革的年代里,人们往往会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创新和继承兼得并非容易之事。在《我是猫》中,作者将这种贯穿于一个时代的两难情结以喜剧的形式展现出来,于笑声中发人深思。

罗钦顺与日本朱子学

在东亚儒学的发展中,不论中国的明(1368-1643)、清(1644-1911)时代,或是韩国朝鲜时代(1392-1910),乃至日本德川时代(1603-1868),朱熹(号晦庵,1130-1200)思想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朱子学往东亚传播的过程中,明代朱子学者罗钦顺(号整庵,1465-1547),对朱子思想提出修正观点,也引发了触媒的作用,不可忽视。本文乃以罗钦顺《困知记》为线索,择取德川时代藤原惺窝(1561-1615)、林罗山(1583-1657)、贝原益轩(1630-1714)等三位朱子学者的思想为例,探究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者对明代朱子学者罗钦顺思想的受容,以呈现东亚朱子学发展的面貌。

论德川时代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宾礼仪——以《海行总载》记录为中心

在《海行总载》中，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接待宾礼仪基本分为日常接待礼、藩地接待礼和将军国宾礼三种。在古代东亚秩序下，这些礼仪活动既是敦睦邦交的体现，也是朝、日间国家关系的佐证。通过礼仪形式可见双方礼仪对等，但从具体礼仪之争和国宾礼形式中的不对等色彩来看，日本对朝鲜具有一种上位意识[1]（107～108），体现出视朝鲜通信使为朝贡使的“日本型华夷意识”[2]。

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历史演进(上)：二战前

本文分析了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过程。文中将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变归纳为四个时期,即德川时代是日本科学技术的孕育期(1603-1867),明治时代至二战前是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构建期(1868-1945),战后至七十年度末是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重建与发展期(1945-1979),八十年代后是日本国家的创新系统的调整与完善期(1980-)。本篇主要分析德川时代、以及明治时代至二战前两个阶段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演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