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都市圈跨界河湖联合河湖长制创新研究

为提高跨界河湖治理的效果,以南京都市圈为背景,实地调研了现有的河长制属地负责模式,提出了跨界河湖联合会商、信息共享、协同治理和联合执法等联合河湖长制的新工作模式及创新机制。结果表明:在南京都市圈实际应用中,新模式促进了各方合作,有效解决了跨界问题。相比传统模式,联合河湖长制治理效率更高;通过联合会商和信息共享,各方能更高效协调行动;协同治理和联合执法机制则确保了措施的一致性和有效执行。研究成果为跨界河湖的长期健康治理提供了有效手段,为其他区域的类似治理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陕西区域间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的实践困境和完善路径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产业集聚和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出现跨区域、跨流域的复合型污染形态,生态环境治理也出现了区域外溢效应,突破了传统的以“行政区”进行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的管辖范围。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京津冀、长三角、川渝等地区开展的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的生动实践,为陕西提供了宝贵经验。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执法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地域管辖的独立性,在实践中为区域间、流域间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的实施提供了实践经验。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法律保障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其对提升成渝地区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借鉴现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在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经验可以发现,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施的四个维度出发展开协同治理,能够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并显著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其中,协同治理既需要注重多元主体参与,加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协同治理的尝试,还需要重视地方性法规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以期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具体效能。

我国地方毗邻区域的联合执法

联合执法早就存在。在执法权下沉和实行一级执法体制后,级别管辖不再发挥作用,跨行政区联合执法尤其是毗邻区域联合执法的需求更加强烈。毗邻区域联合执法的法治基础并不是区域合作的一般法律制度,而是“地方组织法”上的跨行政区协同工作机制条款和《行政处罚法》及单行法上的职务协助条款。当前,毗邻区域联合执法的组织形式有联席会议制度、职员派遣和联合执法队,具有重要意义的程序机制有管辖权制度、联合调查及证据互认制度、以结果互认为基础的协助执行制度。从司法上观察,当前的联合执法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尤其不能以联合执法组织的名义直接对相对人作出处罚决定。司法机关应当对毗邻区域的联合执法担负起监督职责。

河湖长制下跨省河湖联防联控问题及完善建议

跨省河湖联防联控是河湖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结合河湖长制,加强流域统筹、开展跨省河湖联防联控是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系统梳理跨省河湖联防联控工作在制度体系、履职能力、流域规划、统一监测、联合执法以及监督考核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剖析其原因,借鉴国内外流域管理先进经验,以河湖长制为抓手,提出跨省河湖联防联控完善建议,以期为流域治理管理及水利高质量发展等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和借鉴。

生态环境信访工作难点问题分析

本文对生态环境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难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通过研究发现,环境信访工作存在着投诉污染类别由“单一性”向“多元化”转变、投诉对象范围广、问题综合性高的“多面性”转变、联合执法机制不够完善、国家设定主要污染物排放标准与群众的直接感受之间存在偏差、群众对环境问题认识不足导致信访渠道混淆、生态环境问题具有瞬时性、范围广等难点问题。为解决这些难点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些解决途径,包括改进环境信访工作管理机制、提高环境信访工作人员素质和推进环境信访工作科技化进程等。

乌鲁木齐市强化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管措施探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乌鲁木齐市机动车保有量大幅度增加,汽车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已上升为城市的主要污染源之一,环境空气面临严重压力。机动车排放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颗粒物等有害物质,是大气中PM_(2.5)生成的重要原因。乌鲁木齐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的重点在预防、控制、检验治理和监督管理等方面,但市级监管存在可操作性不强,与当前的治理形势不适应等问题。相关部门在监管、执法工作过程中依据不足,不能实施有效监管。本文通过调研分析乌鲁木齐市机动车现状以及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监管对策和建议,旨在通过强化机动车监管能力,提高机动车排气污染治理水平,从而进一步改善大气环境。

环境监管执法发展思路与对策研究

近年来,环境监管执法事业取得显著发展成效,有力支撑了总量减排、质量改善等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监管执法发展形势和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环境监管执法发展的建议。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环境监管执法仍面临诸多困境,环境违法现象居高不下,政府干预现象较为普遍,监管缺位问题相对突出,执法能力仍有待提高。未来一段时期,破解困境需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落实政府责任,健全执法机制与制度,提高执法能力,引导企业守法,加强公众参与,提高环境监管执法效率和效能。

基于“数字国土”的土地执法监察机制研究

土地执法监察是实现土地管理职能的核心环节,随着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的发展,研究基于"数字国土"的土地执法监察机制对实现国土资源管理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针对当前土地执法监察的问题,以"数字国土"业务平台为基础,从违法用地的判定机制、跟踪管理机制和联合执法机制3个方面对创新土地监察机制进行了论述,为利用信息化手段创新土地执法监察机制提供参考思路,为实现高效、科学的全方位土地监察体系提供了方法。

中国环境联合执法效能建设面临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环境联合执法是指通过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协作、统一执法,以实现有效预防和处置环境污染问题的一种执法机制。它是近年来各地为了改善环境执法效果而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和探索,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思考。环境保护的严峻性和特殊性决定了环境联合执法的必要性,随着人们对环境联合执法工作的不断尝试和探索,一些矛盾与困局也逐渐显露出来。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克服体制机制障碍、切实落实责任、完善执法手段、提升执法效能有待于进一步思考解决。

美日韩知识产权部门联合执法概况及其借鉴

知识产权部门联合执法是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发展的最新趋势,具有力量集中、查处迅速、对侵犯知识产权侵权违法犯罪行为打击严厉的优势,但也存在知识产权各执法部门推诿扯皮、浪费执法资源、执法信息不能共享等问题。借鉴美日韩知识产权联合执法的做法,提出了建立高级别权威性知识产权部门联合执法协调机构、建立专业高效知识产权部门联合执法队伍、建立畅通快捷知识产权执法信息共享机制等对策建议。

关于O_(3)和PM_(2.5)协同控制的一些思考

细颗粒物(PM_(2.5))和臭氧(O_(3))是影响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两个关键污染物,具有一定的同根同源性,具备协同控制的基础条件。通过对现阶段我国实施O_(3)和PM_(2.5)协同控制的政策管理、科学机理、技术措施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系统分析,建议从国家层面科学划定O_(3)联防联控区域,优化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摸清O_(3)关键前体物VOCs和NOx的排放基数,建立VOCs分物种清单;量化协同方案,有序开展污染物、区域、行业多角度协同控制;开展O_(3)和PM_(2.5)协同机理研究,强化科学研究的支撑作用;开展VOCs综合治理,提高监管执法能力建设。以期实现O_(3)和PM_(2.5)短期削峰,长期达标。

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的法律基础与制度建构

澜沧江—湄公河是联通中国与下游五国的黄金水道,在区域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湄公河流域频发的犯罪活动,尤其是2011年10月发生在金三角水域的惨案,将联合执法提上了区域安全合作的议事日程。事件发生后,中老缅泰四国通过开展联合巡逻执法恢复了湄公河的国际航运,但相关制度的构建仍在探索之中。四国应依据相关国际法原则,结合该流域的现实情况,参照其他流域和国家的实践,尽快签署联合执法合作协定。

中国环境警察执法研究

加强环境警察执法是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客观需要和保障中国生态安全的迫切需求。文章从软硬件设施、执法队伍、协调联动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对中国环境警察执法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有必要秉持人性化执法理念、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建立联合执法与执法协查制度以及完善执法监督制度,以期在中国生态法治建设过程中发挥环境警察应有的价值。

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立法协调机制研究

2014年北京APEC会议上我国计划在2030年设定碳排放总量最大限值,为此我国将逐步扩大碳交易市场版图,进行跨区域碳交易。然而由于全国性碳交易立法缺失和地方性立法差异性较大,导致跨区域碳交易市场处于无序状态。在借鉴欧盟、美国较为成熟的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立法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立法协调机制,对碳配额"适区"分配,跨区交易,集中监管,联动执法,为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建成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立法体系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体育生态政策思考——高尔夫运动政策的启示

通过对高尔夫运动的相关政策的整理、归纳与分析,发现相关政策颁布时间体现滞后性和变化性;政策制定和颁布的部门多、主体性不明显;政策内容以堵为主,缺少疏导;政策执行力度不强;对高尔夫运动特征把握不够等特点。这为中国体育生态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启示:中国体育生态政策宜体现体育运动的时代特征、宜以预防为先、宜多部门联合、宜疏导为重以堵为次、加强执法力度。

河湖长制下流域统筹能力建设研究

如何发挥河湖长制平台作用,加强流域统筹协调,提升河湖管理“共抓”和“大保护”水平,是深化河湖长制需要破解的管理难题。研究系统梳理河湖长制演进历程,分析深化河湖长制对流域统筹的需求,以河湖长制为抓手,提出流域统筹能力建设建议:①修订现行涉水管理法律、推进大江大河保护立法、出台流域保护条例和跨省界河湖联防联控指导意见;②依托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平台深化部际合作,建立完善“流域管理机构+省级河长办”协作机制深化流域协作,省级河长制办公室(简称“河长办”)互聘互派人员深化区域合作;③在全流域探索形成统一规划、统一标准、联合执法的流域统筹机制;④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监督检查跨界河湖流域统筹工作,检查结果作为省级领导干部的年度综合评价依据;⑤流域监测与信息共享开展部际合作,流域管理机构建立流域涉水大数据中心,相邻区域省级河长办组织开展省际边界联合监测监控;⑥生态补偿作为部际合作重点事项,赋予流域管理机构参与生态补偿管理的行政职能。

论国际联合执法安全合作

近年来,我国与相关国家开展的国际执法合作呈现两个发展趋势:一是联合行动成为国际执法合作的主要方式,二是国际执法合作以维护非传统安全为目标。因此,国际执法就兼具有执法合作与安全合作的双重特征,联合执法安全合作成为一种全新的国际执法合作模式。这种执法模式能有效尊重国家间的司法主权,在打击跨国境犯罪,维护国家、地区非传统安全,实现执法安全一体化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代表我国未来国际执法合作的发展方向。

论国际联合执法——以湄公河惨案引发的刑事司法协作为例

湄公河惨案发生后,中老缅泰四国以此案的侦破为契机,组建湄公河航道联合巡逻执法队伍,至今已开展九次联合巡逻执法,执法效果显著。但联合执法仍然面临着司法制度的差异、巡逻执法机制的缺陷、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复杂的地理环境等主客观困境。全面维护湄公河航道的安全,需要加紧制定和完善联合执法队伍在执法权限、司法协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扩展联合执法的广度及加深联合执法的深度,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和与相关国际组织的联系与合作。

海洋综合执法模式的比较研究

海洋综合执法是克服海洋分散执法弊端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海洋综合执法模式可以分为多元联合执法模式、一元统一执法模式和多元一体化执法模式,这三种模式在内涵和运行机制上都有显著区别,也各具自身的优势和不足,通过比较分析,可以为我们全面掌握海洋综合执法模式,以及在执法中如何选择海洋综合执法模式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