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lation of The 'Tripitaka'

The efort to collate the Tibe-ban edition of China's Tri-pihaka began in September 1987.

Tibetan-Chinese Catalog of 'Tibetan Tripit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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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电子佛典的数据库建设与文字学应用——以《广弘明集》为例

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主持的CBETA中华电子佛典数据库是目前流通最广、使用最多、贡献最大的佛教典籍全文数据库。以《大正新修大藏经》的数字化为中心,介绍中华电子佛典的数据库建设情况,进一步讨论中华电子佛典的文本分类依据,并阐述中华电子佛典的文本信息标注方式。以《广弘明集》为例,通过梳理和分析XML标记语言在中华电子佛典的一般呈现方式,揭示中华电子佛典提供的佛教文献文本信息,以验证中华电子佛典在文字学研究方面的重要参考利用价值。

汉文大藏经在日本的流传与出版研究

文章以日本汉文大藏经出版物为研究对象,归纳其在古写本、木刻本和铅印本阶段的编刻刊印特点,追溯相关中华文明对外传播史实。研究表明,日本汉文大藏经在古写经和刻本经的前期阶段主要是接受传入,使用手抄或者覆刻、印刷的方式来出版,其编纂全面依托于汉文大藏经。而进入近代,日本逐步在校订、编纂、翻译过程中创立了自身的大藏经知识组织体系,完成了传入、流传、内化的发展脉络。

正续《一切经音义》所见《山海经》异文汇校

正续《一切经音义》繁征博引,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玄应《一切经音义》征引古籍300余种,慧琳《一切经音义》征引古籍700余种,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征引古籍亦逾百种。三书所引文献上至经部《周易》《尚书》,下迄本朝颜师古《字样》、玄宗《孝经注》等。本文利用常见精校的《山海经》版本,与正续《一切经音义》所见《山海经》文本进行对勘,校正了传世诸本《山海经》部分文献讹误。

一部明代汉文《大藏经》的373年供养史

文章以重庆市北碚图书馆所藏明代汉文《大藏经》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该《大藏经》373年间的题识,考察了石砫土司组织僧俗信徒赴南京印造该《大藏经》,并先后在石砫藏经寺、三教寺供养至1951年的历史过程。题识显示,除土司家族和寺院僧众作为主要供养群体外,还有700余位俗众参与其中,其供养方式包括在寺供养、读诵供养、书写供养、守护供养、财施供养等多种形式。该《大藏经》供养史体现了汉文大藏经僧俗供养的集体性特点,为进一步研究汉文大藏经文献史提供了独特的典型文本。

《出三藏记集》点校商榷

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的《出三藏记集》为苏晋仁、萧练子二先生所点校,为目前通行的唯一整理本。但是其中某些标点和校勘仍有可商榷之处。

《金藏》扉画风格分析研究

《金藏》是我国首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的覆刻本。文章以《金藏》扉画风格分析为着眼点,与唐宋雕版佛画、传统绘画比较研究,得出其技法具有超越唐代并受到北宋官版影响的风格特点,亦可看到与唐宋绘画间的借鉴关系。

俄藏黑水城TK326号写本与《契丹藏》的关系考辨

黑水城出土的TK326号写本抄录了《佛说菩萨本行经》、《贤愚经》和《佛说护净经》。此前学者们关注较少,尚无专门的研究。笔者从千字文帙号以及《契丹藏》校勘记两个方面,阐明TK326号写本抄录的三种佛经与《契丹藏》紧密相关,它所依据的底本应为《契丹藏》或依据《契丹藏》刊刻的单刻经。此前学者们大多是从西夏文献中体现的与辽代佛教思想相近的内容来说明辽与西夏的紧密联系,本文试图揭示西夏和辽之间佛教典籍的交流情况。

明代南京静海寺风物暨创建年代辨析——以三宝太监郑和的事迹为中心

南京静海寺是明初为纪念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而敕造。静海寺旧时风物极盛,究其原委,莫不与郑和及其下西洋事迹有密切联系,但却大多经不起推敲,出自后世附会的可能性甚大。关于静海寺的创建,历来多主明成祖永乐年之说,也有明仁宗洪熙年之说,但后者流传不广。郑和在宣德五年(1430)刊印《优婆塞戒经》的题记中,曾述及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十一日印造《大藏尊经》施奉静海寺之事,其时明仁宗朱高炽已登基旬月。复据正德十四年(1519)南京礼部侍郎杨廉《静海寺重修记略》所述“仁宗皇帝敕建此寺,而因以名焉,盖以昭太宗皇帝圣德,广被薄海内外焉耳”。不难想见静海寺的肇建应始于明成祖朱棣,值仁宗登基,静海寺的主体工程可能刚刚完工或接近完工,仁宗敕建此寺或谓敕赐寺额无非顺水人情,与他本人不赞成下西洋略无违碍。

慧琳《一切經音義》音義匹配疏證舉例

音義書有音義匹配的價值追求,集大成式的慧琳《一切經音義》當然不能例外。比較《切韻》系韻書如《廣韻》《集韻》等的注音釋義,慧琳音義許多條目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音義匹配錯位的情形,這大約跟其所據語音基礎有關,或者説,反映的是慧琳音讀的個性特徵,而字詞不分導致的故訓堆砌大約亦是一個重要或者説根本的原因。疏證這些問題對深化慧琳音義研究有積極的學術意義。

甘肃武威博物馆馆藏大藏经用纸的相关工艺研究

利用光学显微镜、显微激光拉曼光谱、X射线荧光光谱、X射线衍射等技术,对甘肃武威博物馆馆藏大藏经用纸的纤维、填料以及染色、书写、绘制材料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观察和测试,旨在探明其相关工艺和保存状况。分析结果指出,该大藏经用纸以亚麻、苎麻、构皮及棉花等纤维为原料,经过石灰浸沤及切割、舂捣加工,并以高岭土为填料,制成用于书写经文的纸张。再以靛蓝染色,并以石墨涂敷纸张、赭石描框,最后,以银泥书写经文。该大藏经的保存状况不甚理想,粘连、虫蛀等损害和破损程度都颇为严重,亟待修复保护。此项工作为元明时期河西地区宗教用纸的研究以及该批大藏经的修复和保护提供了重要信息。

慧琳《一切经音义》中的一些转注字

转注是在转注原语的基础上加注意符的一种造字方式;转注字就是在转注原语的基础上加注意符而成的文字。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中的转注字疲、橐、蛭、麝、牵、揜、图、(?)、翕、罅和称进一步对此做出了有力的证明。

10-14世纪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汉文大藏经交流

汉文大藏经是中国与朝鲜半岛间佛教交流和图书出版交流的重大项目,有着典型意义。10—14世纪,中国刻本汉文大藏经流播朝鲜半岛前后分19次,传去20几藏,或由赐送,或为购买,是当时"贡赐贸易"的生动反映。朝鲜半岛与中国的佛教、出版交流,不是简单的接受,而是在中国的基础上,精益求精,不断发展,《高丽藏》的三次雕印,就是很好的例证。而且这种交流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只是中国向朝鲜半岛的单向输出,而是双向的互动,循环往复、各擅其能、相互促进。

基于慧琳《一切经音义》的异体字数字化研究

慧琳《一切经音义》凡1,033,722字,用字14,670个,其中有2529组异体字,异体字字种3774个。基于Unicode标准,开发异体字字库,是实现慧琳音义异体字数字化的有效手段。慧琳音义异体字字库具有适用性强的突出优点。慧琳音义异体字数字化的经验可以为古籍数字化过程中的异体字处理提供借鉴。

慧琳《一切经音义》中的假借

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中有一些明确注明“假借”的语言材料。慧琳所谓假借,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文字学意义上的假借,所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二)训诂学意义上的假借,所谓“本有其字,依声托事”;(三)词汇学意义上的假借,所谓词义引申。这或许亦是许氏“假借”的题中之义。

石刻佛经文字研究与异体字整理问题

在北京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字形的局部整理工作基础上,就其中较丰富的异体字现象,思考其贮存、整理和规范这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工具书应慎重选择异体字形;而为汉字研究提供材料的贮存则以字形的兼容为佳。“讹字”是规范角度的概念,在贮存、整理阶段不宜轻言讹误而忽视对汉字变异过程的思考。对异体字研究中应区别“异构”与“异写”,“同字”与“异字”;规范时在异写字(同字)中选择主形,在异构字(异字)中确定正字。异体字规范应逐渐从“并正”走向“惟一”。

《高丽大藏经》的刊刻及其价值

《高丽大藏经》以内容丰富、版本优秀、历史悠久而被世人瞩目,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国内研究并不多。本文阐述了汉文大藏经形成与东传、《高丽大藏经》产生的时代背景、刊刻雕造、经板移安的过程,同时分析了《高丽大藏经》对后世的影响及其独有的文献价值;对其研究领域中代表性的不同论点做了阐述,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藏文大藏经的翻译传播与藏文文献目录学的发展

藏文大藏经是藏传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藏文大藏经在其翻译与传播过程中对藏文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促使藏文目录学从形成到完善最终走向成熟。文章把藏文大藏经翻译与传播过程对藏文目录学发展的影响作为切入点,探讨了它对藏文目录学发展的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