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农业改善农业金融效能:机理及典型实践

以贷款交易中信任困境的治理机制为参照,探析传统农业金融效能低下的困境,对智慧农业的金融效能进行理论和实践分析。研究发现,智慧农业的技术特征使其具有改善金融效能的潜力:智慧农业的丰富数据缓解了信息不对称,有利于风险评估,降低逆向选择;智能化管理有效治理资产管理难题,丰富担保品种类;科技强化了多方监督,缓解道德风险,促进融资互信。应鼓励农业企业采用先进的数字技术采集企业经营过程的多维度数据,提高农业企业技术配置和智能化管理水平,强化数字科技对农业场景的监督,提升金融需求主体的数字素养,激励金融机构依托农业数字资产增加金融供给。

信任视角下的协同困境:诱因反思、纾解路径、实践策略

协同困境成为协同治理从构想跨越到实践的最大障碍。长久以来,在针对协同困境诱因的诸多分析中,无论是集体行动理论还是协同优势理论均直接或间接地将个体理性视作造成协同困境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信任在抑制由个体理性引致的复杂化环境时所表现出的独特优势也逐渐为人所知。然而,止步于认知层面和解释层面的信任研究不仅使信任沦为“幻想”,更对纾解协同困境全无益处。在社会交换的理论框架中,通过分析信任作为交换媒介的交换原则和交换过程,阐述信任构建、维持协同关系的逻辑,并从内涵、价值、制度、文化四方面着手搭建信任构建协同的现实基础,恢复信任作为简化机制的功效。

北京某区域重症医学科医生知情同意实践中的伦理困境分析

目的探讨北京某区域重症医学科医生在实践知情同意权过程中所面临的伦理困境。方法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北京某区域5个医疗机构的14名重症医学科医生进行面对面的深入访谈,将获得资料进行分析,通过编码、归类、提取主题。结果医患沟通中缺乏信任导致知情权被工具化。家属的决定与患者生命健康权相悖时,医生面临选择困境并会对自身带来影响。结论面临这样的伦理困境,建议通过多措施重新构建起医患信任,并对知情同意代理行使作出适当限制。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信任问题研究

文章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信任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界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及信任的概念,归纳出了合作社信任构建的基础以及信任困境的种类,分析总结了信任困境产生的原因及带来的不良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破解信任困境,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稳定发展的相关对策及建议。

惩罚和社会价值取向对公共物品两难中人际信任与合作行为的影响

通过两个计算机情境模拟实验,采用"取消惩罚"范式,引入社会价值取向变量,发现惩罚对人际信任和合作行为具有消极影响,具体表现为当惩罚取消后,经历过惩罚的被试的人际信任水平显著低于无惩罚条件被试的水平。惩罚对博弈者合作行为的影响在社会价值取向不同的博弈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经历过惩罚的亲社会型被试在惩罚取消阶段的合作程度显著低于惩罚存在阶段的合作程度,并且显著低于无惩罚条件被试的相应水平。惩罚通过亲社会型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对合作程度产生间接负效应,即惩罚程度越强,亲社会型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越低,进而使其合作程度也下降。

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法律制度困境及对策研究

我国房地产融资主要来自商业银行,融资结构与渠道亟待破局。为撬动民间资本,调整房地产融资结构,降低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并拓宽投资者理财渠道,对我国在当前法律制度环境下推行REITs进行可行性分析,并从REITs专项与配套立法、组织结构模式、操作运行模式以及投资报酬设计等几个方面提出我国REITS发展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合作动机与信任:基于不确定性简化机制的研究

信任是对他人合作行为的预期。Luhmann认为信任是简化不确定性的重要机制。合作动机高的个体有着更高的简化不确定性的需求,从而可能产生更高的信任水平。文章研究了不同合作动机下不确定性对信任的不同影响。实验在社会两难范式下采用不确定性(高、低)和合作动机(高、低)为自变量、信任为因变量的混合设计。结果显示:1.合作动机高的个体更倾向于信任对方;2.合作动机较高时,不确定性增高时个体对他人的信任也增高;合作动机较低时,不确定性增高时个体对他人的信任降低。对此的解释是:不确定性的增高造成个体简化不确定性的需求增高;合作动机高的个体会用信任来简化不确定性,而合作动机低的个体会用不信任来简化不确定性;因此在不确定性增高的情况下,前者对他人的信任程度增强,后者对他人的不信任程度增强。

我国深度转型中的社会信任困境及其出路

人们对社会信任困境的讨论多半从传统道德弱化或制度信任缺失入手。这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问题在于:如果只是局限于此,却忽视信任困境发生的社会转型背景,那么就难以对信任困境有正确认知。就当前而言,无论是怀疑或不信任情绪,还是信任的功利化与污名化现象,抑或是信任修复困境,都与深度转型中不确定性的市场交往环境、"资本逻辑"诱导,以及道义型信任模式与制度型信任模式的脱节相关。因而,破解社会信任困境也需立足于深度转型实践,提高失信成本,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夯实信任的道德基础与制度基础,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信任模式。

组织中员工知识分享行为激励机制的比较分析

如何促进员工进行知识分享是提升组织竞争优势的关键问题.但由于知识拥有者担心专家地位受到威胁以及需要承担机会成本与风险等,知识分享难以自发进行.探讨几种可能解决知识分享问题的机制后,发现在完全信息静态环境下知识双向转移会陷入囚徒困境,对知识分享行为采用直接的、显性激励机制会产生激励扭曲问题,而实行关联报酬则可以产生较好效果,但在互惠信任机制下达到最佳.

战略联盟不稳定性理论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组织间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诸如价值链、供应链、知识链、集群等在内的涉及企业间长期协作关系的联盟组织模式已成为很多公司变革的战略选择.然而,理论研究和实证调查都已经注意到并开始揭示联盟中的合作风险和不稳定性情况[1][2],资料显示有一半以上是失败的[3].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联盟的不稳定性呢?如何才能维持联盟的成功和可持续发展呢?本文围绕资源基础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博弈理论和社会困境理论四个方面对有关涉及联盟不稳定性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性说明,以期建立起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推进对企业联盟风险、联盟不稳定性的系统性研究.

管理者—员工纵向信任行为分析——基于序贯互惠“囚徒困境”博弈模型

本文就管理者—员工纵向信任行为的问题,在一般化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同时考虑了员工的物质效用和互惠心理效用的序贯互惠"囚徒困境"博弈模型,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当管理者首先实施不信任行为时,若员工具有完全理性或互惠动机不够大时,员工倾向于选择实施不信任行为;而当管理者首先实施信任行为时,如果员工互惠动机足够大,则员工会选择实施信任行为,如果员工的互惠动机处于两者之间时,则会以一定概率实施信任行为。

高技术虚拟产业集群主体信任策略的博弈分析

信任是高技术虚拟产业集群主体间合作的基础,信任的建立和维护对集群内主体间的长期合作关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运用进化博弈等相关理论,在对高技术虚拟产业集群主体间信任的建立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个人实施"和"社会实施"的概念,说明了当集群主体采取不信任策略、并利用合作方的信任而牟利时,集群是如何对其进行惩罚和约束的。

家族企业信任困境溯源:以力帆和国美为例

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信任问题是困扰我国家族企业发展的难题之一,这一难题在工业化后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不复存在。本文通过"力帆经理人背叛"和"国美控制权之争"两桩案例,揭示雇主与职业经理人信任缺失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方面,受"家文化"主宰不相信外人;另一方面,频繁发生的职业经理人背叛行为,强化了企业主对经理人的戒备心理。此外,不愿曝露企业的制度秘密,也妨碍企业主对经理人的接纳。

信任及其对公共财物两难博弈中合作行为影响

社会两难的行为动机研究认为,害怕和贪婪是人们选择不合作的原因。信任的心理学研究为社会两难的合作行为提供了另一种观点,即害怕被利用的背后实际上体现了博弈者对对方的信任的缺失。鉴于传统社会两难范式存在难以区分信任和合作两个因素的问题,本研究设计了"信任—合作"二阶段模拟实验,通过操作重复信托博弈中的信息反馈,研究虚拟多人信托博弈中初始信任和基于经验的信任对随后的公共财物两难博弈中合作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1)初始信任对基于经验的信任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它对合作行为的作用远不如随后的基于经验的信任;(2)基于经验的信任水平高的被试在随后的公共财物两难博弈中也表现出较高的合作行为。

联盟信任变迁与美韩联盟转型

联盟信任与联盟困境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双边不对称联盟中,联盟困境的"抛弃"与"牵连"对联盟信任的作用更为强烈,进而成为推动联盟转型的重要变量。在美韩联盟发展过程中,其联盟信任不断变迁。联盟初期,由战火锤炼铸就的美韩双向情绪性信任,中经"尼克松冲击"转变为情绪性—工具性信任,后冷战时代历经双方的战略调整与实力变迁影响,转为双向工具性信任。受联盟信任变迁的影响,美韩联盟也实现了由军事联盟向战略性联盟的转变,这是联盟信任下降与共有利益拓展的共同结果。

收入分配规则对效率的影响——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分析

行为经济学的礼物交换博弈、信任博弈的试验实证结果及囚徒困境博弈的理论分析揭示了收入分配规则对人类行为进行规范的基础:建立公平正义的收入分配规则是人类本性的要求,否则的话会制约人类的合作倾向,使社会经济趋向非帕累托状态。现实经济中对"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不休争论,基于行为经济学,我们认为要"做大蛋糕",必须坚持先"分好蛋糕"的原则。

社会两难情境下的合作选择:自我利益和集体利益间的权衡

社会两难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的情景。在这种情景下,合作选择强调个体是通过分享使集体利益最大化,而非个人利益最大化。"自我控制"、"信任"与"内疚厌恶"被用来阐述两难情境下合作选择的机制。而神经层面的研究也发现,合作选择主要涉及以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为主的执行控制脑区、以腹内侧前额叶为主的情绪调节脑区,以及包括纹状体、伏隔核和眶额叶等在内的奖赏相关脑区。未来研究需从完善研究方法和内容、深化内在机制以及整合合作决策的神经机制等几个方面着手。

囚徒选择和中国人的义

通过对囚徒困境博弈的囚徒策略选择发现,中国被试的囚徒策略选择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的影响:在一次囚徒博弈中,并不像传统博弈论预测的那样被试选择坦白为最优策略,而是有一半多的被试选择了不坦白策略;在进行囚徒选择时大多数被试都意识到了囚徒之间的熟悉关系。囚徒关系被激活后,选择不坦白策略的被试与选择坦白策略的被试之间有显著差异,但性别差异不显著。结果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以及相应的人际信任是导致被试选择不坦白策略的主要原因。

社会信任模式变迁视阈下的医患信任困境及出路

1949年前,"家本位—人际信任"模式在我国长期盛行,医患信任得以自然建立并世代传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国本位—系统信任"模式逐步成为社会主导信任模式的条件下,医患信任尽管有所变化,但基本保持历史延续和平稳重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家本位—人际信任"模式继续衰落,"国本位—系统信任"模式丧失主导,同时适应形势发展需求的"社会本位—制度信任"模式又尚未完全形成,医患信任日益遭遇严重困境。新时期,必须促进社会信任模式实现双重过渡,即从情感信任过渡到制度信任,再从制度信任过渡到文化信任,以刚性制度约束和柔性文化滋养之合力破解医患信任困境。

家族企业成长中的伦理困境及其对策——以浙江省温州市受访企业为例

家族企业和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在产权结构、管理方式、家族介入和控制权安排(包括继承权安排)等方面都表现出了自身的伦理优势,同时在这些方面也遭遇到不少伦理困境。从伦理的角度讲,将家族主义作为企业经营的伦理理念,并将之无条件地泛化到企业经营的所有方面,这是家族企业遭遇伦理困境的根由之所在。强化伦理主体性,确立权利义务意识,参照现代企业制度的相关要求,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打造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家族企业管理伦理新模式,是家族企业走出伦理困境的当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