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主权与绥边陲:新疆建省前中俄俄属安集延人交涉

新疆建省前,刘锦棠等新疆地方官员以俄属安集延人并非“真正俄人”为由,以国际法为法理依据,意图限制俄属安集延人在新疆的活动。此举得到清廷支持,由此引发中俄交涉。交涉初期,双方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解释条约,责备对方违约。随着中方转变交涉策略,争论焦点转向俄属安集延人是“中国叛逆”?还是“俄属安居之民”?在沙俄的强权下,清廷最终让步。俄属安集延人交涉源于沙俄对中国主权的侵蚀,刘锦棠及清政府的反应既是对沙俄侵略行径的反抗,更是以主权建设为主的积极的边疆治理,体现出转型时期边疆治理中内政、外交交织的复杂历史面相。此次交涉以国民归属及国家管辖权为焦点,清廷虽然妥协,但明确了国民管辖的主权原则,呈现了历史演进的方向。

沙俄治下的中亚霍乱疫情及其防疫对策演变--一项医学社会史研究

霍乱是极具破坏性的流行病,仅沙俄统治中亚时期就先后爆发过八次。其中,在1872年、1892年及20世纪初期的三次霍乱疫情中,沙俄政府分别采取了不同的防疫对策进行应对;期间防疫对策的调整演变,体现了现代西方医学观念的进步,也折射出流行病与中亚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间存在着的互动关系;流行病防控措施的实施和效果的显现,既与疾病理论的进步有关,还与区域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密切相连,而特定的社会文化和习俗对防疫对策的运转也有一定的影响;研究沙俄统治中亚时期防疫对策的演变并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地区医疗卫生领域合作的顺利开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左宗棠与新疆建省

左宗棠是新疆建省的奠基人。虽然这项改革是由刘锦棠和谭钟麟完成的 ,但是左宗棠最先定出处理新疆的基点 ,即收复和改设行省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 ,以有效地抗击沙俄和英国 ,捍卫国家领土 ,并且做了大量筹备工作。

沙俄宽城子铁路附属地建筑始末试析

长春俄罗斯风格建筑,伴随沙俄修筑中东铁路的殖民入侵而兴起,在长春城市建筑的各个领域引发了近代化的变革.当今,在进行历史评价的基础上,为创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将充分地发挥这些文物建筑的重要作用.

沙俄时期远东的人口与劳动力问题

16世纪中下叶至19世纪中下叶,沙俄夺取了西伯利亚和远东,一跃成为土地辽阔、地跨欧亚两洲的大国。沙俄时期的远东就是其侵占的西伯利亚最东部。远东地区地广人稀,沙俄必须解决当地人口与劳动力极度匮乏的问题,以实现对这一新吞并土地的有效统治。沙俄为此采用了移民、惩处性垦殖等措施来改善远东人口和劳动力状况,使远东地区人口和劳动力有所增加,逐步实现了对该地区的有效占领和控制,但沙俄的东扩是充满暴力和野蛮行径的殖民过程,再加上远东恶劣的环境及沙俄政府移民政策的缺陷,注定了沙俄时期难以有效解决远东人口与劳动力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官方和民间在华出版报刊的历史考察与简要评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俄国在华出版的报刊,依主办者的身份大体可以分为官办、民办两类。在官办报刊中,多数是俄文报刊,也有部分中文报纸,二者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沙俄侵华的整体利益服务。同期的民办报刊,受到沙俄严格的新闻控制。沙俄在华办报活动持续时间不长,总量也不多,但对中国新闻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东北地区,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沙俄的报刊结束了我国东北无报刊的历史,对东北报业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恰克图会议与《中俄蒙协约》

根据《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举行会议。恰克图会议构成了关于蒙古问题中俄交涉之第二阶段。会议议题颇多,经过激烈争执,中国虽然争回了一些"虚名",迫使外蒙承认中国之宗主权,取消"独立",改称"自治",但在诸如铁路、电线问题、税则问题,以及内蒙殖民问题等具体问题的谈判上,中国在外蒙的主权进一步被剥夺殆尽。

中亚觉醒与沙俄在中亚统治的结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在1905年俄国民主革命的感召下,中亚各民族觉醒了,中亚的觉醒为结束沙皇俄国在中亚的统治铺平了道路。1917年的"二月革命"结束了沙俄在中亚的统治,中亚地区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曾纪泽使俄前心理演变——兼论其中俄交涉举措的确立

1880—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是曾纪泽外交事业的巅峰,其使俄前对遣使改约由畏懦缓议到坚定对俄开展交涉的心理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曾氏对俄之阴险及崇约丧权之严重性有了基本认识;其二,相较于崇厚交涉前后总署给予的宽泛告诫,曾氏使俄前收悉了总署对于谈判的具体谋划方案;其三,清廷“宽减”崇厚擅权之罪,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俄间紧张关系,也缓解了曾氏与俄交涉的畏惧心理。在曾氏心理转化的同时,中俄伊犁交涉举措逐渐成型:确立“重界轻商”谈判方略;对总署关于使俄人事及出使职衔安排做出理性回应;力主和谈的同时积极备战。曾氏使俄前心理演变及中俄交涉举措的确立为中俄谈判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外交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噶尔丹对俄外交政策述论

噶尔丹对俄外交政策以1683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噶尔丹基本保持了传统的对俄政策,只是采取了反传统的"温和"策略,实质是通过"绵里藏针"之术以达稳定边境、抵制渗透,保证其扩张顺利进行的目的,尤显政策的灵活性与务实性;后期以"联俄"为其政策核心,兼具不失原则地"亲近"的特点,在具体实践中反被沙俄利用,"联俄"收效虚多实少,最终因清政府的出击而宣告"联俄"政策的破产。

浅议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沙俄对哈萨克草原的侵吞和哈萨克人民的抵抗

17世纪末,沙皇俄国的彼得大帝,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短短几十年,使俄国从一个几近被边缘化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欧洲强国。强大起来的沙俄,沙文主义泛滥,民族扩张主义横行。在完成对欧洲方面的扩张以后,又把侵略的目光投向了中亚的哈萨克大草原,试图打通通向南亚印度洋沿岸的通道。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100多年里,沙俄通过收买部分哈萨克部落的上层贵族和血腥的武力征伐,逐步吞并了哈萨克大草原。在此期间,哈萨克人民从没有停止对沙俄侵略的反抗与斗争,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涌现出阿布赉大汗、伊萨泰、肯尼萨尔、江霍加、伊斯特等抗击沙俄侵略的民族英雄。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虚边实内”政策研究

作为清王朝的奠基者、开创者,努尔哈赤、皇太极在统一女真诸部、建立巩固后金和清政权的过程中,推行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其中大力实施的"虚边实内"政策,为满族的兴起和强盛奠定了物质基础,为灭亡明朝、统一全国作了必要的准备。但"虚边实内"也造成东北边疆人口、防务等的空虚,为俄国后来的入侵提供了方便。

试论外蒙“独立”后之中俄北京谈判

围绕外蒙"独立"之中俄交涉经历了中俄北京谈判和中俄蒙三方恰克图会议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谈判双方签署了《中俄声明文件》、互换了《声明另件》。根据《中俄声明文件》及《另件》,沙俄获得了操纵外蒙全部政治、经济的条约根据;中国虽然争得外蒙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的虚名,然而,被剥夺了在自己领土——外蒙的几乎一切权利。

论沙俄在北美殖民的失败及影响

俄国在美洲的殖民活动曾比较活跃。后来之所以失败,一方面因为俄国农奴制的落后和俄美公司商业和政治上的失败;另一方面,俄、英、美在美洲的争夺日趋激烈,俄国在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被迫调整对外战略,退出美洲而保障它在欧亚的势力。俄国的北美殖民活动及其退出对北美地区及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财政对重工业的支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沙皇俄国逐步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的一段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国家的发展重点毫无疑问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于是国家财政也将重工业作为自己的扶持对象予以大力支持。

帝俄末期斯托雷平的维稳政策述评

1906年担任俄国首相的斯托雷平为了消除革命,巩固沙皇政权,执行了以维护稳定为目标的一系列政策。但在党派利益超越了其代表的社会阶层和国家利益的情形下,斯托雷平的维稳政策在左右两派的反对下悲剧性地失败了。

伊凡四世行政改革初探

伊凡四世的行政革新主要包括加冕、成立"重臣拉达"和确立衙门制度等三大举措。其中,沙皇制度和衙门制度的确立对俄罗斯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此为发端,俄罗斯逐渐走上君主专制道路。

20世纪初俄国在西藏的阴谋

本文引用了丰富的档案和报刊资料,考述了20世纪初英国远征军入侵西藏前后而发生的种种诡秘事件,其中主要涉及两位俄属布里亚特蒙古人,一位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洗礼大师"阿旺·德尔智,另一位是受雇于俄国外交部曾在俄国参谋部中亚探险与情报工作印度小组受过训的泽仁布,他们的神秘使命在于利用其民族和宗教外衣的掩护,达到如何影响达赖喇嘛与英国抗衡目的,从而使俄国能在西藏问题上保持或扩大自己的影响。

近代旅顺与大连城市发展状况管窥——以清末及俄治时期的城市建设为中心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注重海防建设,在旅顺兴建军港,旅顺"因港兴市"而初具近代城市雏形;大连作为近代城市走上历史舞台则是在沙俄强租旅大之后。客观而言,俄国人租借旅大及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奠定了近代大连城市的发展格局,自由港区的制定与建设,促进了大连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也促进了这一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与商业的繁荣。但是,这毕竟是在沙俄帝国主义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对中国实施殖民扩张这一背景下所呈现的畸形发展与繁荣。

1898-1927:王国维对苏俄的认识

当今学界的王国维研究,多着眼其自沉,抑或是谈论他的学问,而对于王国维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鲜有论及。王国维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反俄态度,历来是王国维研究的盲点。1898-1927年间,王国维的若干经历,比如担任《时务报》书记,协助罗振玉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杂志,入值南书房等等,对于其政治态度,尤其是他对于沙俄以及苏俄的认识,都有所影响。从王国维的反俄态度出发,可以观察晚清以来士大夫的民族主义情结,以及辛亥革命以来知识界对于苏俄的态度,还可以以此考察清末民初清遗老之于"赤化"在中国的进路之态度。同时,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背后,也有诸多政治原因,这与王国维本人的政治态度,又有着显著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