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官底簿》视域下明代改土归流的时间、空间与原因探析

《土官底簿》载录有众多改土归流的事例,为我们研究明代的土司政策和地方治理提供了重要史料。从这些改土归流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看,明嘉靖中期以前改土归流的高潮集中于正统和成化时期的云南地区。究其原因,正统麓川之役和成化吏治败坏与之关系密切。这些改土归流的原因复杂多样,反映了明代土司承袭制度的完备性和灵活性。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土官底簿》对改土归流的详细记载亦暴露出明王朝的土司政策与地方施政存在较大程度的背离。

五行、九宫与八卦——胡渭《易图明辨》"五行、九宫"说述评

胡渭对后人以"五行生成数"和"九宫数"为"河图"、"洛书"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剖析,辨明了五行、九宫与八卦的关系,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之说,是一套独立的系统,它的五行生成之数说与《周易》中的天地之数说还是相矛盾的,也没和八卦发生任何关系。"九宫数"原本与九数图的"河图"(或称"洛书")也毫无关系,也是后人硬把它们扯到一起的。胡渭的考证虽有待进一步的深入,但他认为五行数、九宫数与八卦、古河图原不相涉的说法,还是无可辩驳的。

从陈荣捷和杜维明看儒学研究的世界化

文章通过回顾陈荣捷和杜维明对儒学世界化所作的贡献,讨论了在儒学研究世界化过程中儒学的"原汁原味"与"新的色香味"的关系问题、儒学的独特性问题等,试图以点见面,从个案研究中窥视儒学的世界价值。

从土官与夷官之别看明代土司的界定

近年来,土司研究发展成果十分丰富,土司研究已渐成为学术之热点。然而近读关于明代土司之论述,颇感一些学者对于明代土司之理解有误,有将东北、西北"番夷"误入土司之列,究其主要原因,是《明史》作者为统治者讳,有意含混其词,令今人误读所致。

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

关于《西夏地形图》的绘制年代,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此图为宋人所绘,证据是文献记载此图出于宋人《范文正公集》;一种认为:此图为清人所绘,因为所见实物仅存于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一书中。本文作者由于在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刻《宋两名相集》中找到了此图,从而否定了"清代说"。继而又结合图的内容和有关文献分析,推定地图为宋代官吏绘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地图的年代问题。文中还着重分析了这幅迄今所见最早西夏地图的地学内容和科学价值。

明代西南地区土司进献大木研究

明代统治者为了缓解经费紧张,缓和阶级矛盾,鼓励西南地区土司进献大木。西南土司采运大木的过程有勘察、采伐、运输、运解交收等四个环节。西南地区土司进献大木的原因有四:一是土司制度的制约,二是中央政府的鼓励,三是各地土司的效尤,四是土司政策的优惠。虽然西南土司进献大木与接受中央朝廷的赏赐仅是象征性和程式化的,但它却是西南土司表示忠顺大明王朝的一种表象,也是明代封建统治者显示中央王权的一种招牌。

明清时期藏区土司地区政治体制模式研究——以土流参治为核心

文章认为明清统治者根据藏区的历史实践经验和社会现实情况,以"土流参治"作为藏区土司政治体制构成的基本原则与行政模式之一,构建了藏区土司地区的一种集权统治网络,并以此研究了明清时期藏区土司地区土流参治的行政建制、土司和地方各级流官的关系、土流参治的特点及其政治功能,认为藏区土司地区的行政建制以都司卫所制为主,府州县制为辅。明代土流参治,总体而言,土司由于势力较大,独立性相对较强,除了甘青藏区土司基本上受流官节制外,西南藏区土司则流官不能节制,流官形同虚设,甚至有的流官逗留省城,不敢赴任;清朝大多派往土司地区的流官不仅有职,而且有权,土司要受流官节制。

《清明上河图》中的城市与建筑意象

文章将《清明上河图》中所表现宋代城市(开封)的空间形态进行分类,并统计其中人的分布,然后应用环境心理学的方法勾画出城市公共意象图。在图表分析的基础上研究环境行为与空间形态的关联以及场所对行为的引导性,此整体评价宋代汴京的城市意象。

明末清初“金陵胜景图”研究

明末清初,以"金陵胜景图"为主的实景山水成为金陵画家创作最突出的题材。随着当时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不同画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金陵胜景图"的创作背景、目的、胜景的选择与组合、内涵、意境、甚至风格之间都存在较大的差异,由此可以寻找出清初遗民情结在"金陵胜景图"中的聚散与消长,及其背后蕴藏的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进而总结出明末清初金陵画坛的特色。

土木之变与明代《大统历》昼夜时刻的变更

明代《大统历》最初行用南京昼夜时刻。朝廷北迁后,英宗将其改为北京相应时刻,景帝登基后复改回南京数值。结合相关政治背景,对此进行考察可知,景帝改制的原因为:英宗改制后不久土木之变爆发,政局剧转,景帝为稳定形势而改回旧制。

“越南苏武”黎光贲及其在华诗作《思乡韵录》

明嘉靖时期,越南著名文人黎光贲,作为莫朝正使来华朝贡。因明朝尚未确认莫朝新国王,对黎光贲使团身份产生怀疑,遂将之扣留于广西南宁。18年后,该使团始得赴北京完成使命。黎光贲滞留中国长达18年,后世称其为"越南苏武"。黎光贲在南宁滞留期间所著诗集《思乡韵录》,以纪念家乡先贤的方式,疏解思乡之情。该诗集为研究越南著名的进士之乡唐安慕泽提供了丰富资料。

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对幂级数理论的研究

中国传统数学虽未进入微积分的全面发展时代,但在幂级数理论研究上却一枝独秀。清代数学家明安图、董诚、项名达等运用具有传统数学特色的方法对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等初等函数幂级数展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包含了某些微积分思想,因而推动了中国数学从初等数学向高等数学的过渡。这些数学思想对今日的数学创造仍有着启发意义。

明代北京官“乞改南”探因

明代自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作为"留都"虽然仍保留着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但其政治地位却比北京低;对具体官员而言,任职南京的政治前景也非任职北京可比。然而在明代政治史上,却不断有北京官员主动上疏皇帝,乞求改任南京。这些官员"乞改南"的说辞各异,真假有别;但总的来看,大部分官员都在"乞改南"时隐藏了自己的真实动机。通过对明代北京官员"乞改南"这一矛盾的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明代南京给对仕途感到迷茫的官员提供了回转的余地,明代南京官在官制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晚明江南文人隐逸风习的文化共性——以陈继儒与屠隆为例

屠隆与陈继儒都是晚明以隐逸自居的江南文士,他们的文学创作和生活方式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人们往往以他们的所好、所游为时尚,追慕仿效。两人结识在屠隆为青浦县令时,亦师亦友相处,都有向往自由和复古隐逸的生活旨趣。二人在罢官和弃举业后,都以自己的技艺谋生。虽不参政却关心时事,把隐逸与挽回江南"虚矫狂慧"士习的责任相提并重,以此互相鼓励。屠隆与陈继儒的隐逸选择以及不放弃社会责任的自我定位,与当时江南社会商业发展以及士绅构成的社会主体背景有关,更与晚明江南社会"心学"思想的影响,及文人士子主动反思其产生的流弊有关。

孙思邈的针灸学说及其学术贡献

孙思邈,自号孙真人,唐初著名医学家,总结唐以前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著《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二书。孙氏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其学术思想是多方面的,如重视医德与医术相结合,将医为仁术的精神具体化;重视对药学和方剂学的研究,被后世誉为药王;研究伤寒的观点和方法对后世启发颇多;提倡食治与养性、养老等。此外,孙思邈在针灸学研究方面亦十分突出,他保存了唐以前重要的针灸文献史料,并首绘彩色《明堂经图》;明确指寸取穴法,勘定穴位,发展经穴理论;完善针灸治疗大法,重视针灸预防与治疗作用;临证重视诊脉刺灸,治疗疾病针、灸、药并重,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今以《备急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二书中的针灸内容为据,探讨孙思邈在针灸学方面的主要学术贡献。

《熬波图》煮盐盘铁的考古学探索

盘铁是一种由多件组块拼合而成的专用于沿海地区煮盐的大型铁器。文章以考古出土的盘铁遗存为基础,并结合《熬波图》等相关文献记载,对宋、元、明、清时期以盘铁煮盐的相关问题做了初步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盘铁可分为圆形和矩形两类,圆形盘铁又分为大、中、小三种规格,每块都硕大厚重;盘铁的铸造多采用官督商办方式,采购原料和铸造过程都由官府严格控制,以防私铸私煮;使用盘铁煮盐的大型圆形盐灶直径约有3.3米,需要多人合力排凑盘铁并共同煮盐,从而起到相互监督、“聚团共煎”之功效。盘铁的设计、铸造和使用是宋、元、明、清王朝实行盐铁官营制度的重要体现。

田能村孝宪《填词图谱》探析——兼及明清词谱对日本填词之影响

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出现了第一部汉语词谱,即田能村孝宪的《填词图谱》。该书参考了中国明清时期诸家所著图谱,共编订了116种词调的图谱:从其谱式符号以及标明各句次序来看,近于中国张綖的《诗余图谱》;详注韵法则从万树《词律》而来,词末补充说明字声规则,亦学《词律》体例,而内容则多袭取《词律》附注;但其例词不是从《词律》中来,而多选择香艳游戏之作,带有明显的词选痕迹。由于田能村孝宪《填词图谱》的示范,使得词在日本获得了迅速发展的契机。

吴其浚及其《植物名实图考》对植物学的贡献

清代植物学家和药物学家吴其浚,视研究植物学和药物学为自己终生之抱负,亲自到各地搜集资料,博览群书参阅八百余种古代文献,对植物进行详细考察。所撰《植物名实图考》等著作绘图精良逼真,对同名异物或同物异名考订详细,国内外多次出版,广为收藏。目前,植物学中文名中,约有10个科和55个属均沿用该书选载之名。

地图史上的“马湖现象”考

在现存明清一类以罗洪先《广舆图》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舆图中,四川政区往往画出一个巨大的湖泊—马湖,大致与湖广境内的洞庭湖、江西境内的鄱阳湖的水域面积相当,在长江水系的几个主要湖泊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且与代表黄河源的"星宿海"有一一对应出现的关系,这一现象在地图史上颇具典型性,笔者称之为"马湖现象"。经研究发现,马湖作为一个大湖出现在地图上,主要集中在明代,尤其以受到罗洪先《广舆图》影响的中外系列地图最为显著,承继了元代朱思本《舆地图》对黄河源参照物的特殊表现形式,即出现马湖与星宿海(黄河源)的对应关系。笔者认为:马湖被夸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元明以来马湖所属政区、聚居民族与水陆交通道路的重要性;地图史上的"马湖现象",实际反映了元明以来地理学家们对黄河源与长江源孜孜不倦的探索。

经典诠释视域下儒学普遍意义之抉发与精神性人文主义之建构——以杜维明先生《〈中庸〉洞见》为中心

杜维明的《〈中庸〉洞见》通过对儒家经典哲学意蕴的深刻抉发,阐发了儒学的普遍意义和当代价值,建构起其独特的精神性人文主义,具有多重学术价值和方法论启示意义。《〈中庸〉洞见》把经典文本、哲学诠释、体系建构融为一体,构成一个相得益彰、互涵互摄的有机而立体的整体,生动呈现了哲学之“可爱”与经典之“可信”。既具有世界哲学、比较宗教、人类关怀的全球视野,又坚守扎根儒学、立足经典、涵养文本的儒者本色,体现了掘井及泉的哲学创造的智者之思,展现出儒家经典的诠释创新之活力,堪称经学哲学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