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团练大臣与双重统治格局

团练大臣是19世纪中期中国传统双重统治格局受到重大挑战和清廷调整统治结构、重建统治秩序过程中的产物。团练大臣在有清二百余年中只存在了十年左右,但其发端、定型、演变,以及最终被取消的过程,却反映了双重统治格局中上下层统治相互间的关联与斗争、力量对比的变化、发展的多元走向和必然趋势。本文通过对团练大臣和其时双重统治格局的研究探讨,为人们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转方式、固有道路及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板。

从“守望相助”到“吏治应以团练为先”——由团练组织的发展演变看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中 ,保甲制度是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控制和管理的手段 ,而团练源于保甲。通过对团练组织、功能等方面发展流变的历史考察 ,可以看到 ,随着基层社会自身系统发展的趋于成熟 ,团练逐渐从幕后走到前台 ,其作用日益突出。清中后期 ,团练势力的崛起 。

清代贵州清水江流域的保甲与团练——九寨侗族村落保甲团练档案的文献价值释读

清水江九寨是侗族北部方言区侗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带,清朝光绪年间开始实施保甲团练制度,至今九寨民间还保存了比较完整而系统的有关九寨保甲团练事务的档案。九寨保甲团练档案完整反映了保甲团练制度在侗族地区的实施过程及其社会管理职能,是研究近代侗族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文献。

太平天国时期安徽士绅的分化与地方社会

太平天国时期,安徽士绅阶层面对复杂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环境,在地域政治方面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而出现了严重分化。本文考察了战争期间安徽士绅的诸种面相,分析了影响士绅行为抉择的因素及其对地域政局走向、地方社会的影响。

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抗粮”与“敛费”:咸同之际山东田赋锐减的团练因素

咸同之际,山东取代东南数省而被清廷视为新的财赋之区。然而,山东提供的田赋收入恐怕要远低于清廷的预期。个中原因颇为复杂,但山东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在当时已被认作导致田赋锐减的关键。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固然与绅民不满官府加重攫取乡村资源有关,亦应看到清廷团费自筹政策产生的意外后果。

近代云南团练与基层社会控制变迁

清中后期,团练势力开始崛起,这种源于保甲的基层社会控制组织,在保卫基层、消弭基层社会动荡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该文以团练为切入点,考察了晚清云南团练组织的兴起、发展、向"团保合一"的演变及其最后的角色转变。通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考察,揭示了晚清时期云南基层社会控制的演变历程,以及由此引发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

“筹台宗匠”蓝鼎元台湾基层治理思想研究

蓝鼎元是介于统一台湾的施琅到全面发展台湾的刘铭传之间承上启下的过渡人物,也是使清廷从消极治理台湾转为积极治理台湾的关键人物。他从治民、垦辟、保甲、团练、文教、易俗等方面提出许多宝贵的资政建议,尤其擅于以地方乡绅作为中坚组织力量,依据实际的自然村落和地缘宗族关系进行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治理行为,提高基层治理效能。蓝鼎元的建议有些被当局采纳,有些则在后世被重新提出并纳入实践轨道,足可见其基层治理思想的实用性和前瞻性。

晚清叙永档案中的团戳

晚清叙永档案里关于团首上禀文书绝大多数都有加盖团首的个人戳记。团首戳记是半官方身份人员的印信,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团戳主要用于团首禀文之中,既是团首禀文示信的标志,也是禀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府对戳记的颁发、更换、缴销等环节均有相应的规章。对团戳的文本进行历时性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团戳样式经历了从咸同之际的“单一性”到同治时期的“统一规范”,再到光绪时期的“多样化”的变化,这与叙永地方的办团过程相辅相成,同时也反映出团戳“工具化”的一面。通过对这种较为特殊的半官方身份的个人印章的讨论,不仅可以丰富古文书学的研究对象,也为研究晚清国家控制基层社会路径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维度与史料素材,对清代团练、基层文书与信息传递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团练与救国:戊戌维新时期团练自强思潮述论

在晚清自强话语的构建过程中,以团练谋求国家强盛的主张亦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并在甲午惨败和胶州湾事件后亡国危机的刺激下被更多官绅所鼓吹,从而形成一股引人瞩目的团练自强思潮。其间,旨在解答团练何以能拯救中国和如何办团方能救国的团练自强方案被密集提出,直接促成了清廷继咸同时期之后二度在全国范围内倡办团练,并因其“为海宇策富强”的目标而意味着办理团练已从针对地方动乱的临时性防御策略上升为旨在实现国家强盛的重要战略。尽管团练以中国“旧政”的形象出现于晚清的自强话语体系中,然其得以在“变法”和“维新”声浪中发出足够响亮的声音,表明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日益加深,一些焦虑无比且苦于西法缓不济急的官绅试图从传统制度中寻找迅速增强国力的途径。

清廷团练大臣策略的结构性困境——以曾国藩长沙清匪练兵时的境遇为中心

咸丰二三年间清廷委任团练大臣之举,使得地方权力结构从传统的地方官员—绅士的二元结构变为地方官员—团练大臣—绅士的三元结构,并因地方官员和团练大臣均掌握“正式权力”而形成“一省之政出于二”的全新权力格局。由于“政出于二”格局的权力共享性质与战时集权要求之间的内在矛盾,加之清廷未能明确划定其权力范围,导致认真行使“正式权力”的团练大臣常与地方官员产生权力纠葛,进而陷入“艰难困顿”的结构性困境。其间,曾国藩在长沙清匪练兵的经历可谓团练大臣如何一步步陷入结构性困境的显例,毛鸿宾与吕贤基在山东和安徽的遭遇则为之提供了多样的表现形式。

清前期团练问题研究

学界通常将团练源起时间追溯至嘉庆朝的白莲教起义,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国家与地方权力冲突说、团练源于保甲说等片面结论。通过分析“团练”概念源流,梳理清前期地方团练形成及演变,说明团练并非晚清独有之现象,清廷在部分边地紧张军事形势下早已采用此项政治策略,以达成巩固地方统治目的。团练与保甲之间并非简单的源流关系,而是某种特殊的表里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