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昊改姓考

文章认为元昊袭封后改姓嵬名氏而非元氏,"嵬名"和"元"不能勘同。改姓嵬名的不光是元昊的近族,还包括整个拓跋氏。元昊废弃宋赐姓赵后,并没有恢复旧姓拓跋,而是改姓嵬名,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对外摆脱北宋的控制而独立建国;一是对内突出业已发展为皇族的拓跋氏在整个党项羌中的地位。《西夏书事》关于元昊改姓"疏族不与焉"的记载,当为吴广成对史料的随意发挥,系出自对匈奴赫连勃勃改姓的比附。西夏国姓"嵬名"或许来源于开国皇帝元昊的小名"嵬埋"。

党项拓跋部的兴起与西夏王朝的建立

党项拓跋部出自鲜卑族。西夏是以党项拓跋部为核心,先后经过部落、部落集团、地方政权几个发展阶段,于公元1038年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起来的一个割据政权。它与北宋、辽、金鼎立,立国时间长达近两个世纪,在我国多民族史的发展中有重要意义。

北魏建都平城刍议

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进而统一北方,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影响至深。平城及其京畿所在的大同盆地是内蒙古高原与山西高原的接合地,因盆地周边有多处山口,形成天然关隘,而为古代游牧族进入中原之通道,战略地位异常重要。魏晋十六国时期,匈奴等游牧民族纷纷入塞南下,大同盆地是各民族南下中原之枢纽,鲜卑拓跋部经过力微、猗卢、什翼犍等几代首领的努力,向大同盆地进军,奠定了北魏建都平城的基础。到十六国后期北魏建立,拓跋利用该地区独特的战略地位,击败周边诸多政权,由此南下中原,建都平城,完成了统一北方的伟业。

党项人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对于党项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范例,认为是在氏族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即是在氏族部落的废墟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论证了党项民族是直接在宗族部族的新基础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在西夏国建立之前,《宋史·兵志五》就详细记载了党项人处在宗族如林的宗族部族发展阶段。最富强的拓拔——李氏宗族的几代人,利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实现了统一党项和建立国家的任务:利用中原王朝的加封在其民族中树立起任何势力也代替不了的威信与地位;用姻亲关系联络强宗大族以加强同各宗族部族的联系;“委豪右分统其众”,“以兵法勒部众”,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变宗族部族首领为国家官员、变宗族部族武装为国家武装的金钥匙;用官爵、钱物笼络各宗族部族的大小首领为其保卫国家和统治人民服务;用首领子弟组成“六班值”亲军来控制各个宗族部族组织;向各宗族部族的人灌输儒家思想,使其忠于皇族;用宗族部族制宗族部族,以巩固皇族对全国的统治;善于处理与宋。

北魏七介山地望新考——兼论拓跋珪早年踪迹问题

代国灭亡之后,献明皇后贺氏携拓跋珪等人曾在七介山南避难,当时七介山属于贺兰部的驻牧地。贺兰部东迁大宁之后,该地方改属独孤部的势力范围。拓跋珪母子依附独孤部时期,仍驻牧于七介山,并未迁移。柔然犯塞之时,过七介山进入善无境,导致京师大骇。七介山的特点是,属于阴山地区,近云中,过了七介山属善无郡境。七介山与贺兰部的驻地牛川即察哈尔右翼后旗哈卜泉河流域较远,该地又是拓跋鲜卑的故地,也是平城通往阴山地区的一处交通要道。符合以上特点的山脉,则指向了今凉城县境内的蛮汉山。至于吐颓山就是今左云县境内西北方向的橐驼山,俗称骆驼山。

拓跋帝陵祁皇墓考古调查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发现了拓跋部族桓帝和皇后祁氏合葬墓,民间和学者称祁皇墓,俗称祁王墓。这是大同市首次发现的拓跋部族早期帝王级皇陵。这一发现为研究北魏帝陵提供了新的参照,为研究拓跋部族史提供了较为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北魏学校教育与鲜卑族的汉化

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后 ,没有强制推行本民族的文化 ,而是自觉的被汉文化征服。借教育来推行汉化 ,是北魏统治者奉行的重要的治国方针 ,它在促成鲜卑拓跋氏成员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汉化 ,加快民族一体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拓跋部源自索离

关于拓跋部的起源,千余年来有多种说法,近代史学家大都以为是鲜卑族。文章通过对嘎仙洞"八石阵"(八部联盟)的解读,对南迁"大泽"的考古学文化的判定以及对《魏书.序纪.力微纪》的剖析,廓清千年历史疑案,证明拓跋部起源于古老的"北夷索离国"。

南部的设立与猗卢时期的拓跋政局

猗卢“总摄三部,以为一统”,并未一举实现对原拓跋东、中、西三部的深度整合。南部的设立,在对汉人、乌桓人占相当比重的原中部属众实现集中迁徙和管控的同时,也成为猗卢尝试打破原三部结构的突破口。猗卢由西部进驻中部后,南部成为两重新旧之争的交汇处,故猗卢末年的动乱最终以南部叛乱的形式爆发出来。猗卢“总摄三部”之际,除以六脩统领南部外,应还分别授予了普根、郁律对东、西两地的监管职权,由此决定了猗卢死后三人先后夺得拓跋君位的历史走向。猗卢的“总摄”“一统”以及相关措置,为拓跋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帝制国家的迈进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

“单于”号所见拓跋部与北方游牧部族的融合

作为“鲜卑”诸部之一的拓跋氏,内部曾发育出一套与匈奴、华夏不同的名号体系,代表性名号是“可汗”。魏晋以来“单于”号在北方诸部族中被广泛使用,西晋末年的匈奴诸部发起反晋行动,“单于”号也随着西晋朝廷的封授进入拓跋部,并曾行用相当长的时间。“单于”等匈奴名号,与鲜卑传统名号如“可汗”,华夏名号如“皇帝”“王”等并行,不仅有胡汉区隔,还有“胡胡分治”的含义,反映了游牧部族政权在政治制度与政治结构方面独特的融合。“单于”“可汗”等首领名号逐渐在北魏官方文献中消失,代表着游牧部族向华夏式政权发展的趋势,也代表了北朝民族融合的历史方向。

内蒙古三道湾和东大井墓地为檀石槐鲜卑遗存论

三道湾和东大井墓地的时代和文化性质相同,除具有早期拓跋、匈奴、平洋文化、中原汉文化因素外,新兴的檀石槐鲜卑文化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应归属于檀石槐鲜卑遗存。辨识出这类遗存,可以尽量真实地反映东汉晚期北方草原民族的发展状况,并将对拓跋鲜卑的考古学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嘎仙洞遗迹考察

新发现的嘎仙洞洞顶遗迹,应是公元443年以后北魏太武帝修造祖庙的遗存,因其去世而废止。洞底的"八石阵"应是献帝瞵氏"七分国人",确立八个部落大联盟的遗存,是"石庙"的神主。通过对"祭祖祝文"等分析,推断拓跋部起源于黑龙江东北的北夷索离国。他们南下"大泽"后建立八部联盟,第二次南下后自谓鲜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