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蒙古族民歌与匈牙利民歌的亲缘关系

文章将《论匈牙利民间音乐》一书中匈牙利民歌与蒙古族民歌对比研究后,发现九首民歌十分相像,可以看作是同一母体曲调的不同变体。作者根据相关历史文献对此音乐现象予以解读,认为匈牙利民歌和蒙古族民歌之所以存在同宗民歌曲调,乃是多次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产物。

北魏司马金龙夫妇形象复原

在传统服饰热潮兴起和服装史研究具象化的背景下,尝试对北魏平城时期的装束服饰进行复原。通过对历史文献、出土服饰实物与壁画陶俑图像三重证据的考据,并以生活于这一时期的贵族司马金龙夫妇为案例,从服装、配饰、妆容、生活场景等方面还原北魏平城时期贵族男女的装束服饰。此次复原将司马金龙形象确定为头戴圆帽屋鲜卑垂裙帽,身穿直裾袍与绛纱褝衣,足踏木屐;钦文姬辰形象则确定为头戴四瓣帽屋鲜卑垂裙帽,身穿长褶衣与八破间色裙,足穿靴。夫妇二人的着装既表现出北魏平城时期汉服与鲜卑服杂糅的特点,也在细节处反映司马金龙与钦文姬辰作为胡汉融合家庭的身份特征。此外,本次复原还结合了南北朝乐府诗中对生活场景的描写内容,为还原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画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献文帝拓跋弘与北魏封建化

献文帝拓跋弘是北魏封建化进程中一位承前启后的较有作为的年轻皇帝 ,其执政年间 ,在以往道武、太武诸朝的基础上 ,励精图治 ,整顿内政 ,增强国力 ,四出征讨 ,致力统一 ,保卫了北魏封建化的既有成果 ,并推进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 。

慕容三藏的家世与汉化

慕容三藏为前燕皇室后裔,他和他的祖先及后代先后仕于北魏、北齐、北周、隋、唐。其家世反映出北方游牧民族个体辗转反复、从游牧到农耕的变化。正史传记侧重于对传主事迹的记载,而墓志则提供了更多的背景信息,可互为补证。

论拓跋鲜卑的“神元”崇拜

英明神武的拓跋力微是鲜卑历史上的杰出领袖,他结束了始自圣武帝晚期的内乱,团结部盟成员,巩固王权,开创了具有转折意义的盛乐时代,积极推进本部族的文明进程,为日后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鉴于他的丰功伟绩,北魏开国后追尊始祖神元帝的称号,使其稳坐太庙之首,接受臣民的朝拜。神化力微是拓跋祖先崇拜的高度概括,具体表现在宗教信仰、族群建构、身份归属和政治认同诸方面,深刻地影响北魏政坛与社会。拓跋鲜卑的神元崇拜具有本民族鲜明的特色,有别于其他东北亚种群,是研究拓跋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全唐诗》所载唐代鲜卑族诗人考论

由于民族融合的加强,唐代也是鲜卑族诗人崛起的时代。结合诸多文献考知,《全唐诗》所载鲜卑族诗人51位,存诗数量871首,艺术成就除大家元稹、元结外,其他诗人也受到后世诗评家、理论家的好评,在唐代诗坛上拥有一席之地。唐代鲜卑族诗人群体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与家族渊源、地域文化、科举制度、文人交流等诸多因素有关。对唐代鲜卑族诗人群体的考论证明唐代文学是多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的嬗变与推进也是多民族共同促进的结果。

略论拓跋鲜卑与两晋的关系

拓跋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曾建立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两晋的交往中,双方在政治上建立了封赐、朝贡与质子关系,在军事上则相互联合。此外,拓跋鲜卑还十分重视对汉族士人的招抚与任用。通过交往,拓跋鲜卑仿效汉族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对其内部进行适当调整,通过对汉族文化的学习使其文明产生了巨大飞跃,为北魏长期统治北方奠定了基础。

路径特征、推动因素与历史意义：对北朝民族认同的反思性考察

北朝民族认同的进程坎坷而光辉,值得深刻总结与反思。其进路既具有民族认同的共性,又呈现出统治民族及统治者的主动性、坚定性与创造性等鲜明个性。理论基础的具备、民族分布的巨变、君臣能动合力的形成、农业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等诸动因,共同指向北朝民族认同的实现。而"大造区夏"的突出特色,显示出北朝民族认同既是一种自觉的华夏文明认同,接续与光大了华夏文明,又是历史上中华认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使中华民族从未间断的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并有力地推动了南北统一。可以认定,北朝民族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的一个历史典范。

试析鲜卑山时代鲜卑部落的族群结构

史书记载的"鲜卑山"共有五处,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这五处"鲜卑山"实际上指的是三座山,即鲜卑的发源地、位于大兴安岭南段的"大鲜卑山",朝阳附近、混有乌桓、匈奴部落的慕容鲜卑部落联盟聚居地"鲜卑山"和敦煌附近、以鲜卑为主体,包含乌桓、匈奴及氐、羌部落的吐谷浑部落联盟聚居地"鲜卑山",这三座山不仅是鲜卑族兴起和发展阶段的展示,更是鲜卑诸政权的摇篮,对我国古代历史的走向有着重大影响。

铁骑刀光中的西秦长歌——评东乡族作家马自祥的长篇历史小说《阿干歌》

东乡族作家马自祥的长篇历史小说《阿干歌》,"以小说造史"的形式,通过历史复原、艺术想象与文化寻根多元互融的创作构建,再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雄阔瑰奇的西秦历史画卷,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乞伏鲜卑卓尔不凡的人物群像,并以荡气回肠的阿干悲歌贯穿始终,多层面演绎了这一古老歌谣与日后传承的民间艺术"花儿"的渊源关系。

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

慕容鲜卑人在北魏以后经历了曲折的民族发展历程,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北魏时期慕容鲜卑的三次改变姓氏。从最初的政治迫害导致改姓,到时过境迁后的恢复旧姓;与此相伴的是慕容鲜卑群体从完整、强大到分散、衰落,最后只有慕容后裔的几支家族在北朝、隋唐时期仍活跃于政治舞台,但已经融合为汉人的一支,其作为少数族群的发展历程已经终结。

《莺莺传》的命名问题

《莺莺传》为何不是《崔莺莺传》?这一篇唐人传奇题目命名上的细节问题,是作者元稹民族惯习的无意识流露,因为元稹是鲜卑皇族的后裔,他与崔莺莺是姨表兄妹,而鲜卑族在称谓上“称名不举姓”。种族习俗是族群身份的重要表征,它在文化接触和文化杂合之后,仍然展现在日常生活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命名称谓习俗往往具有传统性、民族性、历史性和地域性。

东汉时期呼伦贝尔地区拓跋鲜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历史作用

在西汉或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拓跋鲜卑是否存在与中原汉民族或者毗邻北方民族的交往交融,史料中没有记载,考古发掘亦没有相应成果支撑,拓跋鲜卑社会应该尚处于孤闭状态。东汉时期,拓跋鲜卑先世自内蒙古东北的大兴安岭北段林区进入呼伦贝尔草原,与中原政权、周边的匈奴和高车等部族有了交往交流交融,在此过程中,拓跋鲜卑逐渐发展进步,实力增强。

偏见与认同:从“索头”称谓论拓跋氏的族别抉择

从"索头"称谓在十六国南北朝的广泛普及情况来看,"鲜卑"之于拓跋氏,是一个充满着感性色彩的身份抉择过程。当南北诸国、胡汉人物皆口径一致地推崇慕容氏为鲜卑正宗,将"索头"作为一种伪冒标签加诸其身的时候,族际偏见反而成为了族群认同的强力催化剂。

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急速转变、动荡复杂的时代。中原势力被削弱,边疆少数民族不断深入到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给原本单独活动的汉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民族融合的高峰。每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都无一例外地进行了汉化。而拓跋鲜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拓跋鲜卑整个汉化过程中,六镇鲜卑不同于迁入中原的鲜卑,他们的汉化过程很好地体现了汉文化与鲜卑文化在融合过程的冲突与摩擦。虽然在汉化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是汉化始终是主流,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鲜卑民族及其语言(上)

古鲜卑人西出大兴安岭，取代了匈奴族在蒙古高原上的统治地位，并在北方诸族血缘、语言不断融合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以匈奴语为主、掺杂了鲜卑语成分的混合语言，即后世的“突厥语”。而南迁阴山—河套地区的拓跋鲜卑其语言则较多地保留了“蒙古原语”──早期鲜卑语特征。古文献中，以东胡—鲜卑族裔建立的“柔然汗国”，其语言却沿着“匈奴化”的方向发展。“高车”、“回纥”以及今天楚瓦什人从语言上仍可看出与鲜卑族的渊源关系。“东胡—鲜卑”系语言不仅是“现代蒙古语”的祖语，也是遍布欧亚大陆的“现代突厥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浅论北魏畜牧业的发展及影响

从游牧迁徙到北魏建国,再到北魏灭亡,畜牧业一直是鲜卑拓跋族的传统经济门类,其在一百多年中,经历了早期游牧阶段、中期固定牧场阶段和晚期衰落阶段。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为北魏军事战争提供了战马等军用物资,在为其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的同时,也影响了鲜卑族的饮食、服饰和居住习惯,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畜牧文化。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鲜卑史略

魏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大量内迁。时鲜卑诸族亦大批入居河西,势力最强的河西秃发鲜卑建立了"南凉"政权,并与河西其他民族进行了长期的争战融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考古发现探寻拓跋鲜卑族源及名称由来

追本溯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拓跋鲜卑虽然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是作为中华民族曾经的一员,在历史上建立的强大的北魏王朝,由其创立的均田制、户调制等都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以鲜卑早期的考古发掘为切入点,结合历史文献,论证出拓跋鲜卑族源的多元化以及族名形成的长期化。

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

鲜卑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民族,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秦、北魏、北周、北齐、西夏等封建政权。长期以来,对于以鲜卑族为首的少数民族进入黄河流域并建立割据政权,传统史家多冠之以"五胡乱华"。事实上,北方各民族相继南下入主中原,带来的绝不止是战乱,还有北方民族那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从而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活力与生命,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