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互鉴:高昌国、唐西州各族民众社会生活研究——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吐鲁番位处丝路要冲,自古是民族往来汇聚之地,特别是高昌国、唐西州时期大量域外民族入籍此地,编户为民。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从居住、生产、婚姻、信仰等方面考察各族民众的社会生活,可知当时各族民众房舍相望、田地相接,共享道路水渠,共同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劳作,甚至族际通婚,宗教信仰转变等,在长期的杂居相处中交融互鉴。他们是丝绸之路上民族交流融合的典型缩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文化认同资源和文化心理支撑。

吐鲁番永昌城的历史及今地考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出现“永昌”这一城市名称,与麴氏高昌时期对地方行政建制扩大有关,永昌就在这扩建的三郡十八县之中。依据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载“永昌捌拾人,出薪肆拾车”推算,永昌已是很大的居民点,故在麹氏高昌初期已设置为县。经过实地考察,永昌城就在今吐鲁番七康湖水库外的东南峡谷中。

吐鲁番文书所见粟特史姓居民身份整理研究

吐鲁番文书中记载了大量史姓居民,通过梳理文书中史姓居民的姓名、居住地及文书中其他材料,可发现多数史姓居民具有栗特人特征。史姓居民广泛分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农业生产生活、商业贸易、边防成守及地方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入华栗特人群体中不可忽视的一份子。

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县以下行政建制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率兵平定高昌国后,唐朝政府在该地设置西州,属于正州。据传世文献记载,唐朝在西州推行与内地一样的州县制度。但是,县以下的行政建制阙载。本文根据出土文书证明,唐朝实行于内地的县以下的乡里制度也推行于西州地区。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西州地区乡里制度与内地不尽相同,西州地区没有发现“村”的建制。但这并不表明是乡里制度的变通,而是唐朝执行该制度严格的象征。

高昌回鹘摩尼教稽考

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当地民众尽管大多都皈依了佛教,但回鹘王室仍延续漠北回鹃汗国信仰,以摩尼教是奉。汉文史书尽管记载鲜少,但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汉文、波斯文文献以及域外史籍对此却有不少记载,可填补汉文史籍的空白。从中可以看出,自8世纪末直到11世纪中期,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王国是相当流行的。

唐西州马价考

唐代西州,是一个马匹贸易的重要市场,不仅西州当地用马会从西州市场购买,而且西北各地都有到西州购买的记录。吐鲁番出土文书,为研究西州的马匹市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马价,是马匹市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文本通过吐鲁番出土文书,考证唐前期西州马价及其演变。再通过对比敦煌、中原的相关资料,考察西州马价在全国的状态,从而为全面理解唐代西州,提供一个新的具体观察视角。

吐鲁番文献释录中的几个问题

近一百年来,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了成千上万卷文书,对中古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丝绸之路史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吐鲁番文献的释录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不核原卷而误录、不明俗体而误录、不明术语而误录、不明古义而漏录、不明方言俗语而误注、不明写本习惯而误录。释录一错,全盘皆错。文本结合多年来整理吐鲁番文献的感受和经验,尝试提出解决这些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

土地租佃契约所见晋唐时期吐鲁番农时初探

吐鲁番出土租佃契约中的时间因素包括立契日期和交租日期,这两项要素都与农时密切相关。租佃契约的签订以不误春耕播种为前提,高昌国时期的立契日期集中于以二月为主的年初;到唐时西州人多地少,预租土地的情况增加,故契约签订日期发展到以十一月为主的年尾。为避免欠租,租金交纳则在五月麦收和十月谷获的季节进行;果园和菜园还需交纳一些应季所产的农作物。农时不仅对农业生产有导向作用,日常生活中的赋税征收、粮食储存和对水利设施的维修也都受到农时规律的影响。

唐代西州家庭中的胡奴婢

奴婢是唐代西州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老、丁、中、小、黄各色皆有。包括突厥奴婢在内的胡奴婢广泛存在于唐代西州社会,而且有相当数量。战功赏赐与奴隶买卖是胡奴婢进入西州家庭的重要渠道。在汉人家庭中,胡奴婢地位卑贱,除了承担各种家庭差使之外,他们还要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从一份吐鲁番文书看唐律的变化

LM20-1457-20-01、大谷5098、8099号《贼盗律》残片的制作年代为载初元年(689)至神龙元年(705)武则天当政的武周时期,反映了一种与《唐律疏议》第294条不完全相同的关于卖期亲卑幼的律文。从《贼盗律》残片所反映的武则天时期的唐律及其疏议到《唐律疏议》,唐律及其疏议显然是有过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既涉及形式方面,也涉及内容方面。同时,《贼盗律》残片与《养老律》《唐律疏议》的异同,也折射出从永徽律疏到《唐律疏议》的递嬗演变,为《唐律疏议》系开元律疏的说法提供了有力支持。

古文书整理的学术标准——以敦煌文书、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整理为例

20世纪初以来,大量古文书被发现,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古文书的整理工作成为学界关注热点,然而古文书的整理仍存在不甚规范、各自为政的现状。重点介绍敦煌文书、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及其它古契约文书的整理现状,评价其整理得失,并就古文书整理的学术标准及规范进行探析,为今后古文书的规范整理指明方向。

试论我国古代的市场管理制度——以简牍文书为中心考察

文章以考古发掘的古代简牍和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传世史籍和资料,从法学、史学、经济学的视角,综合考察我国古代市场管理制度的发展演变历程。文章认为,在重农抑商的我国古代农业社会中,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对市场的建设、规范和管理,不仅制定出完备而严密的市场管理法律制度,而且不遗余力地加以实施,实现了立法与执法的衔接,这些市场管理制度历代相传,不断演变发展和成熟,形成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独特而鲜明的市场管理特色。

吐鲁番所出《阚氏高昌某郡毯等帐》考释

1997年,吐鲁番洋海一号墓出土一组阚氏高昌某郡仓曹收纳、毯等物的帐簿文书,整理者命名为《阚氏高昌某郡毯等帐》。研究后可知,本组文书为永康三年(466)高昌郡仓曹文书。文书中向官府输纳、毯者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官府控制的织造户。《阚氏高昌某郡毯等帐》所记为高昌郡仓曹收纳织造户纺织物,偿还加工过程中相关杂用后获得的纯收入。《阚氏高昌某郡毯等帐》反映了织造户在官营作坊织造的具体情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从出土文书看唐代西州的屯田

西州作为唐代前期经营西域的重心,唐政府曾在此进行过广泛的屯田,上自军州,下至镇戍与烽铺,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巩固边防、扩大农业生产和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充分证明了这一史实。

吐鲁番文书中的“武周载初元年壹月”所指日期辨正

对吐鲁番文书中"载初元年壹月"所指日期,目前学界尚存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公元689年11月,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公元690年3月。还有学者认为"载初元年壹月"中的"壹月"也就是载初改元以前的"旧正月"。对于以上分歧,依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对"载初元年"起始日期的重新认定,结合唐代史料记载、户籍的造籍日期以及手实文书的保证话语,认为"载初元年壹月"应指公元690年1月。

从吐鲁番文献到杜诗

杜诗与吐鲁番出土文献处于同一个时空语境下,从史学角度讲,作为唐代珍稀史料的吐鲁番文献,与作为诗史的杜诗,都忠实地记录了唐帝国由盛转衰时期西域边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貌,吐鲁番出土文献与杜诗都是那个时代的“同时资料”,是“原始资料”,因而两者完全具有可“比”性。本文拈出杜诗中16个疑难词语“关河”“健儿”“过”“官”“行人”“云烟”“浮云”“行官”“加餐”“努力”“东西”“征夫”“附书”“取别”“草草”“兵马”,将其与吐鲁番出土文献进行相互比较,以求其真义。文章认为,新时代对杜诗的研究,完全可以拓展视野,尤其是将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不断出土的地下文献与之进行比较,这样就更能使杜诗研究更具有立体感和穿透力。

百年来吐鲁番出土汉文文献语言研究述论

吐鲁番出土文献年代可考、数量众多、口语性强、社会覆盖面广、地域特色鲜明,极具语言研究价值。百余年来,吐鲁番出土文献的语言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不过,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在语法研究、比较研究、语言接触研究、体裁研究等方面亟待加强。

王树楠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

王树楠是清代新疆建省之后在地方文化建设方面贡献最为突出的官员。在其任职新疆期间，经眼和收藏了许多出土文书，并通过题跋表现出对敦煌、西域（主要是吐鲁番）文书的最早研究成果。本文的作者从散流在美国、日本和中国各地的西域文书中辑录到46号西域文书上王树楠的题跋105则和诗歌10首，将这些诗文按年录文并作笺释，为早期西域文书的收藏和研究提供一个基础的材料，从中可以发现王树楠作为晚清民国年间最早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重要地位，以及那一时期西北文化事业的发展情形。

日常书写与民间形态——公元3—6世纪的吐鲁番民间书法

从书法研究角度看,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国时期的汉文文书,书体上兼有隶书、行草书、楷书及其过渡字体,风格朴实自然,富于急就和实用性质。作为大众书写史料的切片,这些文书在反映汉唐之间书风书体在边远地区民间演变轨迹的同时,也折射出当时吐鲁番地区普通民众的视觉艺术生活。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表完结的动词“了”及阿尔泰语动因

关于"了"字,学界多探讨其作为副词和语气词的用法、语法化过程等,对用作表"完结"意义的动词"了"论及甚少。我们发现表"完结"意义的动词"了"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普遍使用,有"动词+了""副词+了""光杆动词‘了’"三种用法,而同时期的南方文献表完结意义时,一般用"竟""毕"等古代汉语词汇。这与中原汉语的第一次南北大分化,以及当时北方的民族融合有密切关联,很可能是受北方阿尔泰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