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例纂》:晚清国家区域法制中最后一部法律修纂考述

清朝是中国古代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十分注重区域法制建设的王朝。清政府针对不同边疆地区的民族、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大量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民族法律,成为中国古代国家边疆治理中的重要内容。清政府针对西南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特点,通过改土归流、构建基层小土司等手段,实现了中央政府对该地区深入有效的治理。清政府针对西南地区的社会特点,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苗例”。光绪十七年(1891年)腾越厅同知黄炳堃修纂成的《土司例纂》是国家层面上西南地区“苗例”体系化法律的顶峰。黄炳堃能够修成《土司例纂》是与他长期在湘滇两省为幕为官的经历及“读书读律”的知识有关。《土司例纂》补足了清朝边疆民族地区区域法律的最后一块拼图,让清朝国家的民族区域法制实现了体系化构建。

论明清时期贵州土司区动植物纤维业经营与环境的兼容

贵州省地质结构复杂,生态系统多样,动植物纤维类型丰富多样。就明清时期黔省土司区经营的动植物纤维言,主要有葛麻、木棉、苎麻、棉花,以及各类家畜皮毛、蚕丝等。此类纤维业经营因与其生态环境相互兼容,不仅促进了当地衣料的发展,而且还维护了当地环境持续稳定。故揭示其间的经验教训,可以为今天西南山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提供来自历史层面的借鉴。

四川阿坝嘉绒藏区官寨建筑探析——以黑水芦花官寨为例

官寨建筑是土司制度影响下所形成的地域建筑形式和历史文化遗产,因其杰出的建造技艺、浓郁的民族文化内涵、独特而丰富的空间和体量构造构成了四川藏区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景观和文化视觉印象。本文以嘉绒藏区极具典型性的芦花官寨为例,通过在地调查研究以理清芦花官寨的历史发展脉络,并结合田野材料、史志文献、历史图像等资料相互验证,分析官寨建筑在择基选址、空间布局、材料结构和装饰细部上的主要特征,着眼当下以期为嘉绒藏区官寨建筑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有效参考和借鉴。

明清时期广西庆远府土司城设置初探

广西《庆远府志》历经清代乾隆、道光两朝的纂修,较为详细的记载了庆远府地区的土司城建设情况。本研究以清道光《庆远府志》史料为基础,结合庆远府辖区内的忻城土县城遗址,分析明清时期庆远府地区土司城的基本情况,总结其主要的城市特色。

明代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述论

明代的土家族土兵制度作为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双重影响下飞速发展。永顺土司区作为明代最大的土司区之一,其土兵的发展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发展的直接表现就是明代永顺土兵频繁受到中央王朝的军事征调来维护明朝地方社会稳定。而永顺土兵受到频繁征调的原因也与明代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略论西南土司政区地理的形成与终结

历史上的土司制度设立之初,其辖区与经制州各有畛域,互不侵犯,即所谓"蛮不出峒,汉不过境",土司政区的地理沿革相对稳定,大多沿袭传统地域。但随着明代后期中央王朝与西南边地民族关系的紧张及其土司之间土地的侵夺,土司辖区时有扩张与盈缩;土司政区的起源与形成有三种,世袭领地、朝廷赐封与战争扩张。明清时期西南的强势土司大多侵占吞并周邻地盘形成领地纠纷。如明代播州、容美、酉阳土司甚至公然侵夺卫所屯堡。土司之间的领地纠纷往往由地方经制州长官的仲裁与调整,而土司的领地扩张与领地纠纷引起的民族地区冲突也是明季至清代前期中央王朝大规模施行"改土归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夷治夷”: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手段

"以夷治夷"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对土司地区进行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明清中央政府运用"以夷治夷"手段主要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考量两方面的因素。明清统治者"以夷治夷"的举措有三:一是剿抚并施,二是土流并治,三是众建寡力。"以夷治夷"的手段虽然是明清中央王朝统治集团利益与土司地区民族首领统治集团利益相互结合的产物和长期博弈的结果,能达到分化少数民族、维护中央王朝统治的目的,但是这种手段在国家治理土司地区的过程中发挥着维护祖国统一、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区的社会阶层与等级——以永顺宣慰司为例的历史人类学观察

通过对新发现的明清时期金石碑刻内容的剖析,发现湖广土司区社会分层结构主体是纺锤形的,八个社会阶层与四个社会等级在该结构中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等级构成土司社会的缓冲层与保护层,第四等级萌动的替代性社会流动彰显了土司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土流并存、政教纷争与权势转移:1938~1943年甘肃卓尼地区的政治生态

甘肃卓尼地区是位于甘肃西南部、甘川交界地带的一个藏文化区。自明初以后,中央政府在此推行土司制度,因俗而治,延续时间长达五百余年。1937年,第十九代卓尼杨土司被哗变部属杀害,国民政府趁机施行“改土设流”,由此卓尼政教体系开始走向崩解。代表传统政治势力的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代表新型国家权力的卓尼设治局与代表宗教权力的禅定寺各自为营,相互较量。设治局与禅定寺为划拨香火租粮进行反复商讨,保安司令部与禅定寺围绕寺权明争暗斗,保安司令部与设治局围绕禁烟问题不断角逐。在纷繁复杂的政教争斗中,权势转移明显,保安司令部的权力逐渐减弱,设治局的权力渐有增长,禅定寺的自主性有所加强,部落的独立性亦有凸显。这些权力纷争和权势转移不仅没有消解边疆地区“国家化”的趋势和进程,反而在博弈互动中推动了边疆社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改土归流与社区危机——主要以1505至1949年湘西土司区危机事件为例

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湘西改土归流前后各220年社会危机全过程分析后认为,造成非土司时期危机系数比土司时期的大、民国社会秩序比清代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本原因,是民间组织频繁活动、选官制度受到严重挑战、边界地盘得不到尊重、现实政策背逆地方实际,而这些诱因与中央地方各级政权组织不采取改变基层社会组织结构、不以治本代替治标、消极转变治苗态度等息息相关。正是如此,家族村社一旦感到某些不适就燥动不安起来,从而导致危机事件无论从发生次数到动荡频率均历呈剧聚上升态势。而消弥危机事件主要途径,就是要设法弥补政策中的缺陷。

关于四川凉山彝族土司几个问题的考证

文章对有关四川凉山彝族土司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凉山宜地土司所辖之上官、六革、瓜猓、纠米、阿多六磨、磨卡为呷、布布、西纠等土目治地位于今甘洛县境,元代中州(县)的治地当在今美姑县沙马马陀,威龙州长官司的设置时间为明洪武七年,黎州土司马氏为彝族后裔。

土司制度与民族生态环境之研究

在人类社会及生态环境发展的关系史上,制度与环境常常扮演一对不和谐的冤家,制度在很多时候常常成为生态环境破坏的急先锋。但中国土司制度的实施及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长期保持,却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及环境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演绎成制度与环境和谐共处的佳话。土司制度保持时间较长地区,其生态环境的原始状态及生物多样性特点的保存时间也相应较长,很多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一直保持到现当代。从这一层面而言,土司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族地区良好生态环境的保护屏障。

武陵山片区明代金石碑刻所见土家族土司的“中华情结”

本文在明代湖广、四川、贵州行省毗邻区民族分布格局基础上,对目前发现的由明代皇帝、"客家"知识精英、"客家"官员与土司及其代办和土舍分别书写的60块金石碑刻的内容进行系统梳理,认为这是生者的自由书写和对死者的盖棺论定,客观地反映了土家族土司观念、情感和意象世界在明早中晚期及南明时期的形成发展与变化,展示了土家族各土司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机关连的"中华情结"的聚积及变化过程。在明清易代之际,它对旧朝是"情结",对新朝却是"症结"。基于土司学所做的此项研究,对于客观地评价我国土司及其文化具有启迪意义。

康区藏族的历史源流回眸

康区藏族历史源流十分漫长,影响深远。本文对康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作了回顾和梳理,重点剖析了清末以来的改土归流、西康建省的历程以及期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土官纷争、边疆治理与社会变迁——以明代中期广西岑氏家族为中心

经过历代经营,岑氏家族于明代成了广西势力最大的土官世家。明代中期,广西岑氏土官家族纷争频繁,共爆发了四次大规模武装冲突。随着纷争的逐渐加剧,国家应对政策也随之不断转型,经历了以调停为主到剿抚并用,再到武力平叛,最后回到招抚的转变。土官频发的纷争和国家的治理对边疆社会产生了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家对土司控制力的下降、土司权力格局的演变、土司社会的长期动荡以及经济发展迟滞等方面。

清代湟水流域土司土地占有及赋税

清代既是土司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也是其走向衰落的重要阶段。雍正以后,清廷在湟水流域陆续设置了府县,此后,诸家土司所占有的部分土地被清查入册,承纳"番粮",土司也成为政府赋税承纳的对象,诸家土司经济实力逐渐衰微。

明代惠水八番土司探析

使用大量史料,对明代在惠水地区八番土司的治理措施进行了介绍,并从建置沿革、职官设置、土司承袭、奖惩、朝贡等方面作出详尽分析说明,从而揭示了明代土司制度的逐步成熟与完善的进程。

明代土司出任流官的途径、原由及特点研究

土司制度是我国元明清时期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有效行政管理制度,该制度实行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南及其毗邻地带。有明一代,朝廷依法,对那些建立军功、勤于纳贡的土司授予流官待遇,甚至委任土司直接出任流官,此举不仅巩固了明廷与土司的关系,对于祖国统一、边疆稳定亦做出了积极贡献。

明清时期黔东土司区教育述论

明清时期,黔东多置土司。中央王朝和土司对儒家传统教育甚为重视,一方面加强对土司子弟的汉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建设并完善教育体系,发展司学、社学、义学等教育类型。通过一些列措施的有序展开,黔东地区汉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得以迅速提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亦渐趋密切。

清代土司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路径研究:基于民间法视野

民间法在土司地区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法治社会功能等,成为清王朝以民间法为核心治理土司地区重要的法治化路径。文章不拘泥于面面俱到,重点从司法责任主体、等级化社会治理机制、司法审判和司法调解内在融合三个方面,研究了清代土司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路径:从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研究了土司等统治集团在民间法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司法责任主体地位和土民确定性的司法责任主体;等级化的民间法渗透到土司地区社会治理体系中,等级化成为土司地区社会治理的核心机制;多样化司法审判和司法调相融合解成为土司地区社会治理的内在必然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