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东傣族陶氏土司的兴衰与民族变迁关系探析

景东傣族陶氏土司,从元中统三年(1262年)平定景东后,直到同治六年(1867年)在回民大起义的浪潮中最终土崩瓦解,世袭25代、长达500多年,最终“民国末年,仅数百人”。本文探析景东傣族陶氏土司的兴衰与景东民族变迁的关系,从而助推全面系统地了解景东发展历史脉络。

头人为什么造土司的反:王权视角下对清末民国西南边疆的再认识

清末及民国年间川康藏区改土归流之际或之后,头人群体崛起并反对、挤压乃至取代土司是颇为常见的地方军事政治景观。受神性王权理论的启发,基于现有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及地方文史材料,本文指出土司是地方社会认知中的王,而头人则应归为百姓群体,二者属于“陌生人-王权”观念中的外来统治者与土著二元范畴。头人造反是土司制度消亡之际,边疆地区维持社会活力、寻求群体内部完整性和对外独特性的一种尝试。关于王权神圣化的讨论,本文指出土司权力受到多重限制,土司制度已经成为自上而下地容纳、调谐从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到边疆社会独特性的容器。这一重新理论化的努力,既回应王权理论中对王权危机约束机制不足的问题,也为理解边疆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治理提供历史洞见。

试论明嘉靖“两省会勘”对木氏土司东拓的影响

明代以来,随着丽江木氏土司势力的扩张而进入滇西北区域,并逐渐占领了永宁府和盐井卫的大部分地区,由此引发了连年的战争与纷争。1436年开始,明王朝对此进行了多次调解,但一直未对木氏土司的军事行动予以惩罚,原因在于历代木氏土司通过多年的“诚心报国”获得了明王朝的信任与支持,使明代木氏土司拥有了极大的自主政治权利并将其运用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从明朝的角度来看,在土司统治地区,只有受到中央朝廷的支持才能行使土司权力,通过这种土司制度使地方与中央朝廷取得有机联系,地方土司正是利用了这种制度向周边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

土司体育文化理论体系构建研究

"土司体育文化"附属于"土司制度"而生,特指土司统治地区的体育形态,形成于元明清时期。在土司文化的研究基础上,将土司制度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整合,从体育学科的特殊角度对土司社会的体育现象进行全新的综合研究和解读,提出"土司体育文化"的新概念,并对土司体育文化的理论概念、内涵结构、外延形态、核心本质进行探析研究,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土司体育文化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向心的凝聚: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作为"边缘族群"与"华夏中心"良性互动的典型,容美土司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至今为后人赞赏与称道。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根基、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三者表现出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变化;在土司与王朝的良性互动中,容美土司实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族群发展与文化繁荣,为国家稳定与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唐崖土司王城建筑石刻的造“形”与造“势”

唐崖土司王城,城址环境优美,建筑石刻工艺精湛,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研究意义。从实地考察入手,以环境艺术的眼光,用立体的观察方法,把土司王城的建筑石刻置于特定的时态和生态环境中,可以看到其造"形"和造"势"的表达方式及创作理念,具有一定的审美特征和文化意义。

鄂尔泰与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朱批奏折选件

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诸多有关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奏折档案,这些档案是研究清代土司制度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而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被雍正赋予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责大任,其奏折所述及雍正在奏折上的朱批谕旨,即形成鄂尔泰与雍正对改土归流推行过程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的宫中档奏折,不仅可以反映雍正与鄂尔泰的君臣关系,同时也呈现了鄂尔泰及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推行过程。

深化土司研究的几点思考

土司遗址申遗的成功,为土司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把土司研究推向深入,必须正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偏差和不足。有三个问题应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一是要重视制度层面的研究,因为没有对制度层面的研究,其他方面的研究往往难以深入;二是要规范使用土司制度中的基本概念;三是要纠正研究中的偏差,避免对土司制度的美化和泛化。

土司存废与国家统一（1944~1948）

1944年至1948年间,滇西土司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反对改土归流。前两次会议都有英国人参与,史称"高理会议"和"小陇川会议",滇西土司开会的目的是借助英国的力量以维护土司制度。民国政府避免了英国的干涉,将此问题作为中国内政处理,和平解决了这次边疆危机。1948年缅甸刚宣布独立,滇西土司又召开会议。民国政府立即展开调查并拟废除土司制度。8月,媒体披露了滇西土司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民国政府用政治手段解决了土司问题,以保留土司制度使土司服从政府管辖。这几次边疆危机的发生和解决,重新调整和规范了民国政府与土司之间的关系,维护了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

土流并存、政教纷争与权势转移:1938~1943年甘肃卓尼地区的政治生态

甘肃卓尼地区是位于甘肃西南部、甘川交界地带的一个藏文化区。自明初以后,中央政府在此推行土司制度,因俗而治,延续时间长达五百余年。1937年,第十九代卓尼杨土司被哗变部属杀害,国民政府趁机施行“改土设流”,由此卓尼政教体系开始走向崩解。代表传统政治势力的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代表新型国家权力的卓尼设治局与代表宗教权力的禅定寺各自为营,相互较量。设治局与禅定寺为划拨香火租粮进行反复商讨,保安司令部与禅定寺围绕寺权明争暗斗,保安司令部与设治局围绕禁烟问题不断角逐。在纷繁复杂的政教争斗中,权势转移明显,保安司令部的权力逐渐减弱,设治局的权力渐有增长,禅定寺的自主性有所加强,部落的独立性亦有凸显。这些权力纷争和权势转移不仅没有消解边疆地区“国家化”的趋势和进程,反而在博弈互动中推动了边疆社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武靖州的设立、迁址及其废置缘由考析

武靖州的设立、迁址和最终被裁撤的历史过程及政治经济背景,是明中期广西边疆地区局势变化,朝廷对华南地区的经营策略,以及官府和地方将领对狼兵的定位及使用策略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明代国家军政秩序在华南地区推广和变化。

唐崖土司城宫殿区遗址复原初考

宫殿区是中国古代城池中核心的部分,是最重要的建筑类型。唐崖土司城宫殿区遗址是鄂西地区土司城宫殿区遗址的典型代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宫殿区原有的建筑风格既体现汉族官式建筑的特点,又融入了土家族特有的建筑形制。本文从整体平面格局、建筑单体形制特征等方面在现有的资料基础上对唐崖土司城宫殿区遗址进行了初步复原,为进一步还原其真实性提供参考依据,以期为研究土司时期建筑技术与艺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秀山杨氏土司的几个问题

秀山杨氏土司为唐末诚州刺史杨再思之后。其民族成分为土家族。而同是杨再思后裔的杨姓族人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布依族、水族等民族成分,这无疑是与当地民族融合的结果。秀山杨氏族人的字派主要采用"再政通光昌胜秀"七字轮转,而其他地方杨姓族人则纷繁复杂。秀山杨氏土司治下的土兵在明代及清初,多次奉征参加各种军事活动,并为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作出过一定贡献。

景东陶氏土司对金沙江河谷傣族的影响

景东傣族和金沙江河谷傣族是处于两个不同地域的傣族族群,从历史发展来看,他们的交流并不密切,但金沙江河谷的傣族族群却深受景东傣族的影响。景东傣族陶氏土司崛起于元代,兴盛于明代,对云南的傣族,特别是金沙江河谷的傣族族群产生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直接派兵征讨金沙江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部分兵将留在了金沙江地区,融入金沙江河谷傣族族群;另一方面是景东作为统治傣族的一个中心,历经数百年,对周边的傣族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景东作为金沙江河谷傣族族群认同的祖籍地,景东及景东傣族的陶氏土司也得到了金沙江河谷傣族的心理认同。

改土归流背景下他留人族群传说的话语建构

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彝族支系他留人旧时自称"他鲁苏",他称"他鲁人",近年来统一为"他留人"。"他鲁"与"他留"作为他留人的指称,先后出现于明、清地方志书中。关于他留人族源的传说围绕"他鲁"更名为"他留"的缘由形成了不同文本,无论是影响最大的与高土司相关的"铜佛像"传说,还是其他文本,作为一种象征资源,均为"流"与"土"、民间与官方所征用并建构。流官政权采取民间话语对土官进行"妖魔化"的表述;土官阶层则借助民间话语形式进行象征性资本的建构,体现出对汉文化的积极认同。

民国川西北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存废问题研究

民国川西北民族地区土司承袭仍是事实上的存在。对此,民国学界既否定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又主张改土不急,办理从宜。民国中央政府虽不允土司承袭,但地方政府多行实用主义,授土司区乡保长之职。整个民国时期川西北民族地区土司承袭政策呈现出不系统、不规范,无序化的现象。旧制废除了,但改革土制的正确途径却没有找到。土司仍为世官,土民仍为世民,各屯土各行其是。

土司制度的封建割据性特征:面相与论评

土司制度是与封建大一统制度迥然有别的特殊的地域统治制度,具有明显的封建割据性特征。土司制度的封建割据性,早于其原起的羁縻制度时代即已凸显出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愈加浓烈。造成土司制度封建割据性的主要原因,当缘于地方土司与封建中央王朝在行政制度上的相异性特点及由此造成的地方土司割据形势。

丽江改土归流后纳西族的社会变迁

雍正元年(1723年)丽江土府改土归流后,木氏土司400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统治被打破,内地流官统治体系进入丽江,农业和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汉文化教育兴起,各民族间交流进一步深入,有力地推动了纳西社会的转型,为纳西族成为多元文化综合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陇右土司辑录·赵土司》初探——兼明清时期唃厮啰家族后裔史迹稽考

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的《陇右土司辑录》(手抄本)全面记录了明清时期甘青地区十余家土司的世系传承和主要史料,非常有价值。本文拟采用笺证这种传统体裁,充分利用其他史籍或方志中的记载对这本手抄本的第一部分,即明清时期被称为"五土之首"的唃厮啰家族(赵土司)进行初步研究,同时也可作为对明清时期唃厮啰家族后裔史迹的研究。

孟连宣抚司署家具艺术特征探析

实地调查孟连宣抚司署现今遗存的30余件家具,对其艺术特征展开分析与研究。发现孟连土司家具在整体风格、形制、材料和装饰等方面呈现出独有的特征,同时,在家具文化特征上也呈现多元融合、并存不悖的特点。孟连宣抚司署家具的特征反映了特定时期孟连地区的土司文化,是在中央集权的背景下,以土司为主导逐渐形成傣族文化、汉族文化以及南传佛教文化为一体的现象。该种现象作用于家具之中,见证了孟连土司的发展与演变,是研究该地区土司文化不可多得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