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野诗风之归类与宋初“白体”“晚唐体”之内涵

魏野诗风归属晚唐体还是白体,在宋代就存在分歧,今人的论述也相对模糊,这涉及到对宋初白体与晚唐体内涵的理解。事实上,语言是否浅易,是否多唱和之作,是否多抒闲适之情等,并非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界限,叹老嗟卑的悲哀情绪也不是宋初晚唐体的特色。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根本界限在于创作理念的不同。白体主张"见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晚唐体主张"象生意后",苦心经营,锻炼景联与颔联。其中前者强调对景能赋的写实,后者注重缘情布景的营构。质之魏野诗作,则明显属于晚唐体。考辩宋初白体与晚唐体不同的创作理念,是深入认识宋诗发展演变的关键。

再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

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是全面的。遗山的那些描写登山临水、表现隐逸之趣的词作,疏快超旷,清丽淡雅,颇得杜诗高旷清婉之致;遗山词还有缠绵悱恻、婉曲深挚的一面,既体现了他重言外意、倡韵外致的词学观念,又可与杜诗婉厚深远之神韵相颉颃。遗山词之学杜,可谓渊源有自,堪称"词中老杜"。其词之学杜,与宋代周邦彦词的学杜又有所不同。

《二十四诗品》之典雅、清奇及其与孟浩然诗风

学术界一般认为《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与孟浩然诗风关系密切。这是有道理的,但相关的具体论证还很不够。笔者以为,《诗品》中的《典雅》《清奇》二品与孟浩然诗风关系尤密。本文即先对《诗品》中《典雅》、《清奇》两品作具体研究,进而对孟氏诗风与此二品的关系作多方面的具体分析,从而对《诗品》与孟浩然诗风的密切关系予以确证。

试论中唐诗风蜕嬗之际的刘禹锡

在中唐诗风蜕嬗之际,元白、韩孟诗派极力要打破诗歌发展到盛唐时所形成的审美经典与规范,而独立于两大诗派之外的刘禹锡诗歌却仍在追求清新婉美、雄奇健举的传统风格,可视为对此经典与规范的努力维持,这与元白、韩孟诗派的开拓与创新同样具有诗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综观刘禹锡诗歌,其中既具高标远韵、清丽天然等盛唐遗意,亦有自身的独创之处,形成其独特的个性与风格。刘禹锡步武杜甫,选择的是一条尊经学古与创变求新并重的道路,对中唐以后诗人颇具启示意义,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

金代词风转变的标志——赵可词浅论

赵可词有两个显著的特色:一是映现着北国气象、洋溢着盛世豪情;二是雅趣盎然,尤以清雅为其特色。这两种特色,体现了金海陵王完颜亮时期及世宗大定时期词坛的基本特点。赵可其人,在海陵朝成长并显露头角又一直生活到大定末明昌初,他的词风及作品中体现出的心态、韵味、风调,明显地体现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两种不同词风的过渡与转变。赵可词是金代前期词向中期词转变的一个标志。

诗歌词汇视角下的齐梁诗风新变——以何逊诗歌叠音词为例

何逊诗歌叠音词使用频度高、数量多。叠音词使何逊诗歌具有节奏感、流畅性和抒情性的音乐特质,展现出何逊对先秦诗歌、齐梁范式以及民间文学的继承与创变。虽然叠音词在诗歌声律和韵律切分方面不符永明新体及近体化转型的趋势,但有助于诗歌由晋宋滞重之体向齐梁流易风格转变,恢复诗歌抒情本质,体现了何逊拟古以开新的诗学观念,以及将诗歌规范的雕琢精巧与吟咏情性的自然流露相结合的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