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大一统”的空间叙事——基于《新唐书·地理志》的研究

“大一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但对唐朝“大一统”的讨论,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思想阐释层面展开,从空间叙事角度表达唐朝“大一统”历史形态的研究不多。《新唐书·地理志》对唐朝疆域范围、交通道路、户数人口、政区沿革等方面的详细记载为我们解释唐朝“大一统”提供了空间维度的观察路径与文献基础。唐朝“郡县天下-羁縻府州-文化边疆”的空间结构不仅改变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空间叙事,而且在具体实践上,唐朝所形成的“大一统”是沟通中央与地方、维系中心与边疆、涵盖中国境内与域外世界的整体性叙事。正是基于“大一统”的空间叙事,使得中国疆域具有了超越具体朝代的稳定性,成为现代中国疆域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新唐书·地理志》所见唐代兴修水利工程官吏考述

唐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水利的支撑,唐代官吏主持兴修大量的水利工程来推动当时农业的发展。《新唐书·地理志》保存了唐代水利建设的一手资料,从中统计出唐代有姓名可查的130名官吏主持兴修水利工程,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道、州(府、郡)、县各级官吏,反映出唐代从上到下对水利的重视。唐代兴修水利工程的官吏,唐前期多于唐后期,南方多于北方,反映出全国水利重心的转移;任职以地方的州刺史和县令为主。水利工程不仅是中央考课地方官吏政绩的重要指标,也是百姓评价官吏的主要依据,唐代水利工程多以官命名体现出百姓对官吏水利贡献的认可。

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改《千金要方》药名探析

以《千金要方》宋校本与新雕本版本异文为材料,对《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所涉药名进行对勘分析,发现宋臣整理该书时注重考辨名实、区分药用部位、对药名进行补充并通改,使该版本的药物分类趋于细化,体现了宋代本草学的发展水平,强化了该书的临床实用性。但宋臣校改本存在理校径改、所据文献不明,与宋代本草学认识存在相违之处,由此提出通行本宋校《千金要方》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值得高度重视,切忌盲信盲从。以此研究为切入点,可深入探讨宋臣校改中医古籍的思想理念及指导原则,以便为宋校医书的当代应用以及传世本草文献的校勘等提供参考。

魏晋至隋唐时期河北藏书事业发展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文化的蓬勃发展,政治环境的稳定,政策的扶持刺激,经济文化的发展,印刷技术的进步以及抄书队伍的壮大都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河北地区虽然当时并未处于文化和政治中心,但是全国性的文化进步使得河北也沐浴在文化大发展的和煦春光中,藏书事业也由此上升了一个新台阶。河北藏书史是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成为全国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推进了文化事业的长足进步,民间藏书量得到大幅度提升,藏书家也不断涌现。本文对这一历史时期河北地域的官府藏书和宗教藏书的概况、规模、政策,以及有影响的藏书家的典型事迹做了详细介绍。

唐代白居易编撰《白氏六帖》中的医药学知识

唐代白居易编撰的《白氏六帖》三十卷,是现存“唐代四大类书”之一。《白氏六帖》之“医”“药”“疾”“疾疫”“兽医”等部,收录了唐中期以前大量的医学文献史料及相关医药学知识,包括医人的医德与医术、药物学知识、疾病学知识、瘟疫知识和兽医学知识等内容。该书文献来源极其广泛,包含儒家经学文献、史地文献、诸子著作、政府律令、地理、辞书、诗赋、文集等,充分反映了类书中医学知识的政治教化作用和在科举考试中的应用。由于书中征引的唐以前部分史籍、医籍已散佚,所以《白氏六帖》中辑录的医学文献史料成为辑补、复原、校勘唐以前医学著作和研究唐以前中国医学史的珍贵资料。

日本天理图书馆藏珍善本唐代诗文集叙录

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唐代诗文珍善本文献包括别集三十种、总集九种,就版本类型与质量而言,有古写本、抄本、宋元及明清刊本、活字本等,其中,南宋刻本《刘梦得文集》被纳入“日本国宝”,唐写本《赵志集》被认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不仅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同时对唐代文学与文献的整理研究亦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叙录的撰写,以期为国内外唐代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提供有用的图书版本信息。

唐朝茶文化的兴盛与社会功能探析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摇篮。国人饮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三皇五帝时期,史料记载大体上可谓始于汉,而盛行于唐。唐朝政治安定、经济发达为社会各阶层流行饮茶习俗创造了条件,推动了茶文化的形成与兴盛。文章通过对茶文化的探源、茶文化兴盛的表现和茶文化功能探析,旨在解析“茶德”“茶礼”“茶艺”精髓思想,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让古老的茶文化绽放出新时代耀眼的光芒。

锲而不舍的端倪之作--评《唐代黠戛斯历史研究》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与黠戛斯历史有关的内容从公元前3世纪延续至大约公元13世纪。以唐代黠戛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既可以溯源,又可以启后,也扣住了黠戛斯在中国古代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这对于系统全面地研究黠戛斯历史可谓重点明确的选择。《唐代黠戛斯历史研究》一书对其族称、族源、活动区域、以唐代为重点研究时段的谋篇,以及针对黠戛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探讨,系统展示了研究者的学术看法。

明刻南宋类书谫论

现存南宋类书的版本,多为明代刻本和抄本,部分南宋类书宋元本已失传或残缺,唯赖明本方得传世。明刻类书虽多有增删改易之处,集中体现了明代刻书的诸多弊端,但同时,这种版本缺点,也正体现出其实用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开放性和活力,也启发今人重新思考文献歧变背后的思想文化史背景。

汉唐之际安定皇甫氏谱系的书写与重构——以谱书、墓志为中心

安定皇甫氏,作为中古颇具影响力的次等士族,因其汉代的家族谱系记载含糊,加上相关考辨不足,造成学界对此认知存在诸多误解。笔者通过比勘正史、谱牒及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重订该家族的汉代世系,发现其谱系存在着大量的不实与虚构,其远祖皇甫鸾为东汉光武帝时期而非西汉武帝时期人,该家族的迁徙实为受“楚王狱”牵连下的远徙。安定皇甫氏谱系实由后世不断层累而成,相较于高等士族,具有追溯对象集中但完成进度更为缓慢的特点。从北朝的“攀附前贤”,到隋唐以降的“重构先世”,其谱系的虚化当与该家族政治地位上升后的现实需求不无关联。

《新唐书·吴元济传》采录韩愈《平淮西碑》考论

韩愈《平淮西碑》为宪宗时期所作,因过于赞颂裴度之功而被斥为“碑辞不实”,由此引发诸多论辩。两《唐书》编修者对《平淮西碑》所持的不同态度,导致两部唐史对这一文本的采录出现差异。《旧唐书》以记载事件为主,《新唐书》则在吴元济传记中全文采录《平淮西碑》,对韩氏的评价带有明显倾向性。两《唐书》对《平淮西碑》采录的差异,不但反映了时代环境、史家价值判断、情感倾向对史书编修者的影响,而且展现了中唐至北宋时期史家思想观念的嬗变。

唐至明清时期《霍小玉传》的经典化历程

《霍小玉传》是唐传奇中的优秀代表作,一直以来都广受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而目前的研究重点多在其文本结构和人物形象等方面,对于其在不同时期的流传与接受情况以及文献著录情况等却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其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方面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欲全面充分地认识《霍小玉传》的文学价值,需要从文献稽索和文本解读的方法梳理出《霍小玉传》从唐代诞生之初到明清时期的经典化历程,从而还原《霍小玉传》在古代不同时期的流传和接受特色。

敦煌唐写本《啸赋》残卷校理

敦煌所出《啸赋》残卷,依据李善注本抄写,卷次又符合《文选》三十卷本的特征。这一差异反映了唐代白文本《文选》的一种产生机制,即正文依据李善注本,卷次依据萧统原本。《啸赋》的比勘印证出尤袤刻本的复杂性,既存在文字擅改的一面,也有符合残卷文字面貌而具有早期底本来源的特点。残卷里的注音或注解,有合乎李善注本同时参考五臣注本者,有合乎现存明州本《文选》正文附音者,也有合乎包括《晋书音义》在内的唐代文献者,整体属于唐代音系。《啸赋》残卷正文的抄写、注音与点读三者的具体生成时间不尽一致,但综合抄写的文献来源和注音特点,判断整体文献内容皆产生在唐代,属于唐写本。

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1994)未收韵书材料辑考

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1983/1994)是中古韵书材料的集萃之作,距今成书已有近三十年,期间学界陆续发现和报道了一些来自敦煌和吐鲁番的韵书残片(包括韵学相关残片),总计有48片26种。文章试对这些材料进行一番梳理、考辨与定名,以补周祖谟先生之未备。

唐人稱引《周易》王、韓注側證——以《文選》李善注爲中心

唐宋間《周易》文本經歷了最爲重要的一次遞嬗,即從寫本切换至刻本。本文以《文選》李善注所引《周易》王、韓注爲中心,參照約略同時的《後漠書》李賢注,以及稍晚出的官修類書《初學記》引文,同時參校宋刻《周易》經注本,以及敦煌唐寫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魏徵《群書治要》、李鼎祚《周易集解》、郭京《周易舉正》等唐代或唐前文本或異文資料,從而揭示唐人引文的特徵,並由此回溯唐代文本樣貌,進而探求唐宋《周易》文本遞嬗的規律性。唐人注解及類書引文大體上忠實於原文,基本上可以反映其所從出之底本的原始樣貌,雖然具有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徵,甚或經過一定程度的主觀改造。總體而言,唐宋《周易》文本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在從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的遞嬗過程中大體保持統一,並未發生大的變易。

唐代学士修书考论

学士修书是唐代官修书活动中的常见组织形态之一。它源于南朝中期,历经百年发展,至唐代发扬光大。唐代学士修书主要有两种类型:文馆学士修书和非文馆学士修书。由文馆学士主导的官修书活动并不多见。相对来说,非文馆学士的修书成果更大,遍及多个领域,取得了较为耀眼的学术成就。二者皆为唐朝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学士修书也具有政治意涵,可视为政治权力在官修书领域的延伸或政治诉求在该领域的表达。

隐约与重构:唐高宗封禅的历史书写——以《旧唐书》为中心

史家在《旧唐书》中记载高宗龙朔、麟德年间两次议定封禅的诏令时采用隐匿不书的书写范式,借此规避诏令下达后出现的天文灾异和自然灾害对封禅的影响,并重构封禅的起止过程,为统治者无视上天警示执意封禅提供合理化叙事。这种有所取舍的隐匿不书形成固定的文本体例保留在《旧唐书·高宗本纪》中,造成了与其他史料的记载差异。其后玄宗面对同样的日食警示时,史家将隐匿不书的手法应用到《旧唐书·玄宗本纪》中,以补全玄宗礼仪上的合理性。关注史料“没写什么”是研究封建王朝意识形态指导下历史书写的新视野,更能深刻反映历史记载的主观选择性。

《新菩萨经》、《劝善经》背后的疾病恐慌——试论唐五代主要疾病种类

敦煌写本《新菩萨经》、《劝善经》是8—10世纪民间流行的“伪经”,它们预言某些种类疾病的发生,劝人诵佛号、写经、修功德以免灾,体现出时人对这些疾病的恐惧,是研究唐五代时期主要疾病种类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通过对写本中病名含义的分析,可以判断出对当时人健康威胁最大的疾病是传染病,尤以疟疾为甚,其次是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难产及其它围产期疾病等等。另外,写本中体现出来的地域特征表明两经中的各种疾病是唐五代时期中国北方的主要疾病种类,而这些疾病种类与自然环境及唐代历史进程的关系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