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OV公约框架下我国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研究

UPOV公约是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主要国际条约,其1991年版本在多个方面进行了重要创新,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目前,我国尚存在植物新品种保护范围和力度相对有限、行政处罚罚款标准不完善以及权利限制规则不清晰等问题,为此,提出以下针对性发展建议。首先,可以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体系并增强其可实施性,以加大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其次,从违法行为的多元维度全面考量罚款档次的设定,有效缩减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空间,促进“类案同判”目标的实现。最后,优化植物新品种权的合理使用和强制许可规则,明确对实质性派生品种的合理使用规则以及在保持现有强制许可制度的基础上,适时引入开放许可制度,为植物新品种的商业化应用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许可模式。

中国和UPOV、日本葡萄品种DUS测试指南比较分析

葡萄新品种已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开展植物特异性(Distinctness)、一致性(Uniformity)和稳定性(Stability)(简称DUS)测试是新品种保护的技术基础和品种能否授权的科学依据,DUS测试指南是指导测试单位开展DUS测试工作的技术标准,也是审批机关开展新品种实质性审查的技术规范。通过对中国、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简称UPOV)和日本的葡萄品种DUS测试指南在繁殖材料、测试方法、DUS判定标准、测试性状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分析,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葡萄品种DUS测试指南提供参考。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三者在提交繁殖材料的质量和形式要求、测试周期、测试地点、附加测试、带星号性状等方面基本一致,在提交繁殖材料的数量要求、DUS判定标准、测试性状、基本性状、分组性状、选测性状、技术问卷性状等方面的要求不尽相同。

UPOV公约背景下我国农民权利的确立与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和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国际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呈现出复杂的发展格局。我国作为适用UPOV公约1978年文本的成员国,目前正面临着强化育种者权利的1991年文本的直接压力。我国应在实用主义学说和利益平衡、惠益分享及社区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发掘农民权利在促进种质资源保护和构建国际种质资源利用秩序上的重要价值,并探索相应的发展保护模式,建立知情同意、信息来源披露和惠益分享机制,采用法制宣传教育、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设立免费服务权等措施做好权利落实保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遗传资源保护制度。

我国植物新品种权走出去战略探析——基于UPOV国际发展和竞争动向的视角

通过跟踪UPOV联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发展和竞争动向,分析品种权保护现状,结合我国优势农产品贸易契机,提出我国品种权应有选择性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最后,构建我国品种权海外发展战略框架:以科研机构为后盾,创立企业育种创新基金,减免自主研发产品税收;加强种子及种业管理,促进种业集聚;建立海外品种权申请服务机构。

UPOV联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基本格局及对我国的影响

本文利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的权威数据,从植物新品种权总量及增速趋势、各国品种权申请和授权在国内与在国外的分布结构、授权保护的品种结构、世界种业十强掌握的新品种权份额及中国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接轨等多方面,系统分析了当前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格局。通过跟踪了解植物新品种权的国际发展和竞争动向,进一步分析了发达国家科研育种及品种保护的先发地位对我国种子企业经营和新品种培育的影响,提出有效构筑我国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对策建议。

UPOV果树DUS测试指南综述及对我国果树指南研制的建议

综述了UPOV颁布的61个果树DUS测试指南,对UPOV果树DUS测试指南的范围、颁布时间、主要内容、提交材料要求和测试性状等进行了解读和分析,并对我国研制UPOV果树DUS测试指南、我国果树DUS测试指南的制修订工作进行了探讨和展望,以期为我国研制相关技术标准提供参考。

中国和UPOV梨品种DUS测试指南比较分析

DUS测试指南是开展植物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的重要依据。笔者简单介绍了中国和UPOV梨品种DUS测试指南,比较了不同指南的主要内容,包括材料要求、测试设计、结果判定、测试性状、标准品种和技术问卷等,分析总结了不同指南的优缺点,探讨并展望了中国梨品种DUS测试指南研制的潜力,为我国进一步研制梨品种DUS测试指南提供参考和思路。

UPOV91文本与78文本的区别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植物新品种保护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特有形式,各国都在探讨更为行之有效的保护方式。我国于1999年4月23日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英文简称UPOV)1978年文本,但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已逐渐成为发展潮流。从国际植物保护联盟(UPOV)出发,比较UPOV公约1991文本与1978文本的主要区别,分析1991文本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提出我国应对1991文本的对策。

国际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格局探析及启示——基于WTO-TRIPS/UPOV模式的分析

全面分析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发达国家借TRIPS协议极力推行主要强化商业育种者利益的TRIPS协定下的UPOV保护模式,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正在寻求一个更适合于本国农业和社会经济环境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典型的如印度、非洲统一组织以及粮农组织的保护模式。并对由此形成的国际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格局进行相关博弈分析,从而提出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对UPOV公约91文本的分析与思考

采纳UPOV公约91文本是育种者权利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发展趋势。通过对91文本中有关育种者权利范围的解读和分析,以期消除人们对相关内容可能产生的误读;同时,通过对我国加入91文本的可行性的探讨和分析,指出采用91文本的有关条款修订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当是我国在全面加入91文本前的积极选择。

基于UPOV1991年文本有关实质性派生品种权的探讨

文章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方式及UPOV公约的核心地位出发,重点回顾了UPOV1991年文本有关实质性派生品种权修订的内容,从三个方面对实质性派生品种权的修订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得出UPOV91文本对派生品种体系的保护给原始品种产权人以积极的、激励的结论,但对后品种权人的权利保护显得不足,容易造成后品种权人积极性下降。在此基础上,以进一步保障后品种权人收益,刺激其育种活动,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收益为出发点,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实施UPOV1991文本对科研育种的挑战与应对措施

文章阐述了我国农业科研单位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现状,就其在我国农业育种领域的地位、品种权申请的状况和与国外的差距进行了论述;分析了实施UPOV不同文本对我国农业科研单位品种创新的影响;提出了完善农业科技育种创新体系,设立新品种保护专项资金等建议,为我国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实现资源和品种创新及其保护做好充分准备。

基于UPOV公约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进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论述了以UPOV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历程,重点回顾了UPOV公约的几次修订和近年的扩展趋势,及其与其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相比较的优势,从而指出了以UPOV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确立UPOV公约的核心地位和积极、平缓过渡加入91文本的相关政策建议。

加入UPOV1991文本背景下中国热带作物育种研发的SWOT分析

首先回顾了UPOV公约的发展历程,在简述中国热带农作物新品种保护现状的基础上,采用SWOT法分析了中国热带作物育种研发在加入UPOV1991文本背景下具备的内部优势、劣势和面临的外部机会、威胁。指出中国热带作物育种研发的内部优势为:资源丰富、热作战略意义重大、育种基础扎实、市场前景广阔;内部劣势为:种质资源储备不足、新品种研发及保护力度薄弱、育种研发主体市场化程度低,结构不合理、育种研发投入少、保护意识薄弱;面临的机会有:发挥中国热带植物资源丰富的优势、激发新品种研发的热情和品种保护意识、促进育种投入主体结构的优化、提高育种研发技术水平、促进新品种保护的国际合作;面临的挑战有:更严格的知识产权制约、薄弱领域的新品种研发面临冲击、"农民特权"限制实施面临困难。最后提出加入UPOV1991文本背景下中国热带作物育种研发的4种对策。

国际农业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格局探析及启示——基于WTO-TRIPS/UPOV模式的分析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领域,是WTO《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中农业知识产权领域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农业科学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的发展,农作物优良品种对促进农业生产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作物育种成为农业技术创新中最活跃的因素,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竞争在国际农业竞争中已逐步取代农产品竞争,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新焦点。文章全面分析了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历程,以及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复杂的发展格局:发达国家借TRIPS协议极力推行主要强化商业育种者利益的TRIPS协定下的UPOV保护模式,但个别发达国家也主张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商业育种者利益的弱化,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正在积极寻求一个更适合于本国农业和社会经济环境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典型的如印度、非洲统一组织以及粮农组织的保护模式;并对该保护格局进行了相关博弈分析,从而提出了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对我国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的思考

我国于1999年加入UPOV公约1978年文本,成为UPOV第39个成员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逐渐成为世界植物新品种保护发展的潮流。基于此,研究分析了1991年文本与1978年文本的主要区别,探讨了我国加入1991年文本的利弊,提出了我国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的对策建议,如树立前瞻意识,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储备;加强技术准备,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技术支撑体系;创新制度设计,开展农民权利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过渡安排等。

UPOV1978文本及国外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制度研究

植物新品种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保护形式,正越来越受到关注,各国都在探讨更为行之有效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方式。本文将从目前发达国家力推的UPOV公约出发,分析其背景及主要内容,进一步探讨欧美等国家保护植物新品种的不同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并针对我国目前的不足提出建议。

UPOV公约下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分析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科技兴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原动力。为调动植物育种者的积极性,发达国家率先制订相关法律法规,形成各具特色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总结了国际上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主要形式,比较了专利保护与UPOV公约的区别。分析了我国植物新品种制度实施以来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进一步完善植物新品种制度的建议。

中国植物新品种发展的国际国内比较分析——基于UPOV公约背景

在UPOV公约框架下,对2005-2009年中国植物新品种的发展分别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中国的植物新品种申请发展迅速、申请质量不断提高,授权数量不断增加,但累计授权数量仍然较低,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国内发展也不平衡,指出政府要进一步引导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