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理论视角下国际商务谈判冲突的化解策略——以美日汽车贸易谈判为例

作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一环,国际商务谈判不仅体现合作,也包括着对立与冲突,因此,研究国际商务谈判冲突化解策略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路易士·克里斯伯格(Louis Kriesberg)转化理论的视角,详细分析美日汽车及其零部件贸易谈判中的冲突转化过程,探究转化理论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应用情形,提出国际商务谈判冲突化解中试探态度、公开行动、达成协议、实施监督这四个阶段中的谈判策略,以期为面对国际贸易争端的各方积极化解冲突提供了重要启示。

追随制裁:俄乌冲突下日本对俄制裁政策评析

岸田政府出于提高日美欧合作水平、扩大价值观外交影响力、维护政权稳定性等方面考量,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积极追随美国,采取以对俄全方位制裁为重点、以日美欧多方联动为依托、以多元化援助乌克兰为补充的对俄制裁政策。日本对俄制裁政策既对俄罗斯造成沉重打击,也对日本国家建设产生多重影响,使日美欧合作水平得到深化,影响了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但日本对俄制裁政策也存在能力与意愿不足、日俄经贸结构不对称等限制性条件,面临动力不足的挑战。从根本上看,日本对俄制裁政策的持续实则是为了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打破日俄领土争端僵局、构建制衡中国的联盟体系。

从日美半导体冲突到中美半导体冲突:动机、性质与冲击

时隔30多年美国分别对日本和中国挑起半导体冲突,其动机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由于两个时期大国关系和产业竞争地位不同,两次冲突的性质也有所不同,日美冲突是贸易摩擦和产业竞争,中美冲突是大国竞争框架下的科技竞争和供应链竞争。但美国采取的策略是一致的,即打击对手和增强自身双管齐下;影响的机制也相同,即打击对手造成直接影响,增强自身形成间接冲击。在日本长期萧条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受此重创的日本半导体产业全球地位下降,而中国因经济稳定增长以及在全球供求中的重要地位,受冲击的程度会低于日本。中国有必要从广泛寻求替代技术和投入品、打造新竞争优势以及促进自主创新等方面积极应对。

日美同盟背景下的日本衰退与世界大变局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生成与破灭,并在其后开始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低迷。以经济实力减弱为代表,日本的国家综合实力也发生了明显的下降。同样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之下,近30年来日本的发展与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的发展相比成效截然不同。日美经济摩擦在80年代就已经趋于激烈化,反映了国家间利益的争夺。这是日本衰落的起因和重要的长期影响因素。新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表明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实力的减弱预示着“美国治下的和平”将终结。近年来,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加速了世界大变局的进程并加剧了其深刻程度,同时进一步证实了日美同盟与世界发展格局变化的不相适应。日本国内外发展情况表明,日本的未来发展战略面临重大的挑战,增强战略能力和进行战略选择至关重要。

战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逻辑:兼论俄乌冲突中的能源认识

“能源安全认识”是制定和实施能源政策的前置条件,能源政策是“能源安全认识”的观念产物。战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在形式上呈现出从“单一能源安全观”到“综合能源安全观”的结构转变,在内涵上呈现出“煤炭安全观”—“石油安全观”—“3E安全观”—“3E+S安全观”的演进逻辑。“煤炭安全观”与“石油安全观”,都是以单一能源为主的安全观,在政策设计上体现的是“增量至上主义”。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深化了能源安全的认识内涵,即:在原来“单一能源安全观”基础上,嵌入了“经济效率”和“环境保护”。然而,311大地震与福岛核事故的爆发,暴露出日本以协调“稳定供给”“经济效率”“环境保护”为中心的“3E安全观”的缺陷。对此,日本在“3E安全观”的基础上又追加了能源安全性,即:将安全性与稳定性、效率性、环保性进行平衡统一的“3E+S安全观”。俄乌冲突后,日本对能源安全的认识有了新变化,如:从“防守型”应对能源地缘政治风险转变为“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安全治理、推行“脱俄”与“脱碳”并存目标等。

岸田外交与安倍外交的异与同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岸田政府大力推行“抗俄援乌”外交。从表面看,岸田外交反安倍外交之道而用之,反安倍外交之意而行之。从深层剖析,岸田外交与安倍外交在推动日本改行军事强国路线、在新战争领域发挥攻敌之“矛”的作用,以及扮演美国印太战略马前卒上,并无本质区别。“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日本应顺世界大势而为,而非逆流而动。

俄乌冲突下日本的外交政策

俄乌冲突的爆发,对长期处于和平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日本社会造成较大冲击。日本政府不仅谴责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还与欧美等国联合援助乌克兰,并阶段性地强化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日本的外交举措在双边层面上直接导致日俄关系显著恶化,促使日乌关系迅速提升,亦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同盟关系;在多边层面上则推进了日本与G7国家的协作,加强了日本与北约的联系,也导致日本加大了推进印太战略的力度。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加速了日本安全战略的转型,推进了日本走向“正常化国家”的步伐。日本政府破例首次向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乌克兰提供了防弹衣、头盔等非杀伤性军事装备,首相岸田文雄也破例成为日本战后历史上首次访问战争地区的最高首脑。

乌克兰危机以来日本对外战略调整趋向

冷战结束至今,日本面对急剧变化的安全发展环境,为实现政治大国目标加速调整对外战略。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对外战略调整显现新趋向:政治立场的“美西方化”、政策议题的“高位化”、合作机制的“小多边化”,以及战略手段的“军事化”。日本试图从乌克兰危机中牟取红利,推动自身突破安保底线,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实现“军事正常化”目标。日本还将中国清晰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其对外战略中的对华指向性更加明显。在大国竞争与地缘冲突叠加的背景下,日本借机调整对外战略,或将对中国周边安全及东亚地区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东北亚安全战略形势的变化及前瞻

俄乌冲突爆发一年来,欧洲陷入二战后最大规模的战乱,并有长期化、扩大化之可能,最终会否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引起国际社会普遍担忧。东北亚安全形势总体上保持相对和平与稳定。中国适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安全倡议,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维护和平、拉动经济等重要且积极的作用。美日加大干预台海力度,彼此轮番“带节奏”。日本出台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军事防卫战略发生战后以来最大转变,并试图将北约军力引入亚太。“暴力多边主义”正在从欧洲向东北亚蔓延。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受挫,东北亚核扩散风险上升,围绕朝鲜半岛的东北亚局势重现僵冷紧张,值得高度关注和警惕。

言行一致还是言行背离: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逻辑

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鲜明地体现了日本外交中的矛盾性与实用性特征,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间既有一致之处又有背离之时。综合温特提出的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因素,通过分析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得出结论如下: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共同决定日本国家利益认知,包括经济财富利益认知和集体自尊利益认知,两项利益认知存在冲突与否决定日本外交言行一致还是背离。当两项利益认知一致,或不一致但物质主义因素并非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保持言行一致。当两项利益认知发生冲突,且物质主义因素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发生背离。鉴于此,中国在与日本交往中,不仅要“听其言”,更应该“观其行”,观察其外交言行的内在逻辑,才能洞彻日本外交的真实诉求。

对日美贸易摩擦的回顾与展望

日美贸易摩擦是战后日美经济贸易关系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日美全部经济摩擦的基点，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两国其它方面摩擦的产生、发展和解决方式。本文将在简要回顾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分析其特点及其产生根源，并进一步探讨新世纪日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

日美经济摩擦的“小宫理论”及其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提高,日美之间出现严重的经济摩擦问题。小宫隆太郎教授一直关注这一问题,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小宫教授的理论与方法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国涉外经济贸易摩擦具有重要的意义。

多边贸易体制下日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在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下,战后日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由双边领域的"规则导向型"谈判向克林顿政府前期的"结果导向型"谈判倾斜,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又逐渐转向多边和双边并重的"规则导向型"谈判。多边规则与国际法在日本这一"非诉讼社会"不断内化。WTO成立之后,日本在应对与美贸易摩擦中日益显示出"进攻性法律主义"的特征。上述转变是日本努力成为"正常国家"和"普通国家"并寻求更为平等和独立的对美关系的表现之一,也是战后日美关系整体变化的一个缩影。

日美贸易摩擦对日本国内改革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美贸易摩擦由个别产品或产业逐步上升为涉及政治经济体制的整体争端。美国在贸易谈判中对日施加强大外压,迫使日本加速开放本国市场、放松国内规制、实施结构性调整。为了缓解对美贸易摩擦,日本同时表现出消极应付和主动出击两方面的特征,即"反应性"和"战略性"并存。政策决策过程的僵化是出现这一现象的体制性根源。事实表明,日本国内的部分利益群体积极借用了美国的贸易外压,有效地推进了国内改革。

银企关系与代理冲突:基于日本上市企业现金持有量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为分析样本,通过实证检验银企关系、企业现金持有量、企业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考察银行在日本企业治理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发现,与银行关系密切的企业持有的现金水平较低,但是有些企业因过度借贷而持有较多的现金。结果还显示,企业与银行关系越密切,企业价值受损越严重。本文结果表明,日本银企关系具有两重性,与银行关系密切的企业获得了融资便利,但同时要遭受企业经营者与银行股东串谋所导致的代理成本。本文研究为建立我国新型银企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日本对美结盟的经济原因分析

从经济学的视野看待日本对外结盟的原因在于,日本结盟以节约成本,结盟以追求规模最大化与收益最大化,结盟以追求新的创造性收益和获得比较收益。日本构建日美同盟的经济原因在于,通过与美国的结盟,获得日本急需的安全,从而相对增加了非安全领域的投入。日本利用以美国为首的同盟体系,获取了东南亚、西欧及美国三个区域的资源及市场。日本在日美经济摩擦之后强化日美同盟的经济原因在于,日美经济摩擦是在同盟框架下的摩擦,日美在摩擦中加深经济合作并建立起经济协商机制,这强化了日本的同盟认同观念、增加了日本背离同盟的成本和对同盟的依赖程度。

从公司治理视角审视日本会计制度改革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美国和国际社会压力的影响下,日本进行了会计制度改革。日本会计制度改革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成效体现在:促进了相互持股的消减;提高了信息披露水平;由重视债权人利益向重视股东利益转化;加强了关联交易的规范力度。日本会计制度改革为我国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诺门坎事件爆发原因及对日苏关系的影响

诺门坎事件是日苏两国之间爆发的一场大规模武装冲突.日本挑起诺门坎事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侵华战争中,对苏联采取以攻为守迫使其放弃对华援助政策,另外借反苏名义换取西方国家继续推行绥靖主义政策.日本在诺门坎事件中遭到惨败,对以后日苏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日本不得不放弃对苏强硬政策,同时在苏德战争中未敢轻易参加对苏作战.

日本医学产学合作利益冲突管理的新动向

日本医学产学合作政策的实施虽然较美国晚近20年,但对医学产学合作利益冲突的管理比较重视。它汲取美国医学产学合作利益冲突管理的经验教训,如开展启蒙教育,制定利益冲突管理政策,设立利益冲突管理组织,综合运用制度、行政、法律等管理方式。借鉴美国的经验,结合本国的实际,确定日本医学产学合作利益冲突管理的主攻方向,构建法律、政府、学术团体和部门"四位一体"的利益冲突管理体系,建立科学的利益冲突管理体制,加强非研究型大学利益冲突管理的指导,加快制定组织利益冲突管理政策。

日本海洋战略对中国的影响与挑战

日本通过制定《海洋基本法》、构建海洋法律体系,不断发展和充实海洋战略。其表面号称"实现开发利用海洋与保护海洋环境的和谐",实则是为实现圈海目标、牵制中国。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海洋攻势,我们不但要充分重视、引以为鉴,而且要积极应对,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满足国家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需要的海洋战略,保护海域开发,捍卫我国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