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刑事印证证明的误解与澄清

印证是从属于自由心证的证明过程,既无法涵盖所有的犯罪类型,也无法适用于所有的待证事实,故无法成为与法定证明、自由证明相并列的一类新模式。但作为方法,印证证明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实践中被广泛诟病的虚假印证、误解印证等不符合印证要求,故冤假错案也不能归咎于印证本身。实践中,印证证明与证明标准混同的问题突出,事实上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呈现方法和目的的关系,方法自然不同于目的,但方法是达成目的的手段,目的是方法努力的终点。因此,尽管印证具有提升裁判者心证的积极意义,但不能人为拔高至证明模式的程度,在实践中既要反对意图抛弃印证的“冤假错案成因论”,也要反对过度崇尚印证的“证明标准等同论”。

民愤的正读——杜培武、佘祥林等错案的司法性反思

因刑事司法运作的失误致使无罪的人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是任何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和诉讼模式都难以绝对避免的。但是,如果错案的缘起既不是司法人员的一时疏忽,也不是司法运作的偶然偏差,而是基于一种“民愤”的差使,那么,就有必要解读民愤的缘起与扩张,探究民愤的感性与理性,评判民愤的虚假与真实。这是因为,社会公众在认定“犯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当重判或轻判上所依据的是感性的道德判断标准,与司法裁判所应当依据的理性的法律标准无疑会存在冲突。

冤哉,秋瑾女士——析时论对秋瑾案的评说

1 90 7年的皖浙案震动全国 ,上海各报连续多日追踪报导 ,猛烈抨击地方政府和涉案官员 ,显示了民间舆论“天下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与今日高扬秋瑾“革命女杰”、“反清志士”迥然不同的是 ,当时凡涉及秋瑾与浙案的新闻、论说 ,皆强调弱女子不会参加革命 ,这是官方株连无辜的冤案。其中原因既有清政府权威丧失 ,也与延续千年仍是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性别与社会角色观念有关.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责任追究制度研究——以近年来冤假错案为分析样本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机关办案是导致司法不公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近年来发生的冤假错案的分析,可以厘清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概貌。从根源上讲,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机关办案是由我国司法权独立性保障不足、司法机关多重权力交叉和混同、责任追究程序不健全,以及对干预后果缺乏必要的问责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加大司法权独立性的保障力度、区分合法职权与非法干预行为、实施干预登记备案与通报制度、扩大司法公开范围、建立领导干预司法的制裁机制等多管齐下,建立防止司法干预的"防火墙"和"隔离带",可有效预防和杜绝此类行为的发生。

司法理念的更新与冤案的终结——以对刑讯逼供深度分析为切入点

在我国近年发生的影响较大的冤案中普遍存在刑讯逼供现象,这是口供中心主义的刑诉传统所致,而偏重口供证据则根源于追求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司法理想。但这一司法理想很难通过构建一整套标准清晰、便于操作的制度体系将其转化为现实。当前"口供——事实——客观事实"这一闭合链条,使最理想的司法追求在实践中通常会转变成最现实的司法,想尽一切让当事人"把事实说出来"。这既是口供被视为"证据之王"的现实动力,亦是刑讯逼供难以根除的文化根源。要想从根本上破解这些难题、彻底终结冤案的发生,应当以理智的态度努力完成从以客观事实到以法律事实为基础的司法理念的更新,重新构建司法公信力。

台湾地区刑事再审程序改革研究

台湾地区刑事再审程序被称为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中的"化石条款",自1935年以来未有过实质性修改。2015年台湾地区修改刑事再审程序启动事由,对"崭新性"和"显著性"要件作了修正,拉开了刑事再审程序修改的大幕。台湾地区刑事再审修改与对再审功能之反思、无辜者行动计划、人权保障运动发展等息息相关。从改革实效来看,台湾地区刑事再审程序改革基本实现了修法初衷,但刑事再审难的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刀安仁——近代土司的杰出代表

中国土司制度,源远流长,长期存在有其合理性,是中国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建制的合理选择。刀安仁作为同盟会傣族会员,为民主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土司制度的叛逆者,同明也是土司头人的杰出代表。但是,刀安仁在民国初年被捕,不久死亡,其冤案至今仍是一个历史未解之谜。

申冤、无辜者计划及其推进策略

冤案多,申冤难,是当下中国的现实。申冤是否成功关键在于各种偶然因素之合力,正如念斌案的平反取决于当事人、律师、专家、关键证据、自媒体、法院等诸多关键要素的合力。但合力只是通往正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参考美国的无辜计划(Innocence Project),依托大案公益平台,发起了一个公益行动项目——无辜者计划。无辜者计划的主要工作包括建立冤案数据库,筛选冤案,法律援助。无辜者计划的推进策略是充分利用自媒体、呈现问题、利用死磕与行为艺术、个案推动法治、加强合作。

刑事错案概念的研析

刑事错案是指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刑罚执行机关在刑事司法活动中,错误认定客观事实,适用实体法律错误,违反程序法规的相关规定,使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行为或结果与应然意义上的行为或结果不相一致的刑事案件。它与冤假错案不是等同概念,应当予以厘清。

岳飞冤狱与监察制度的异化

岳飞与高宗、秦桧、张俊等的政见,尤其对战和的分歧,积怨甚深,成为冤案的根源。绍兴十一年,秦桧等利用台谏,制造岳飞冤狱,主要分四步走:一、四月份解除岳飞军事实权;二、八月份免去枢密副使;三、十月份送入大理寺监狱;四、十二月份杀害岳飞等。在岳狱的形成中,台谏成为君相利益共同体下的工具,既是君主的耳目,也是宰相的鹰犬,背离了台谏纠察规谏的基本职能,是宋代台谏运作的一种特殊形式,更是台谏制度的异化。这种异化最为可怕的结局是,君相同流合污,居心叵测,手段残忍,后果悚然。这也是专制体制下台谏运作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权力合污,监察异化!可谓是传统政治智慧的妖魔。

论冤案的救济机制

在纠正冤案的意义十分重大。冤案纠正后的受益者首先是国家和社会,其次才是无辜者及其家属。国家应承担纠正冤案的首要责任。我们应当思考、呼吁、推动和营造一个有助于使冤案得以昭雪的制度空间。这种制度空间强调的是,以个人权利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为根本,靠制度本身的力量来纠正冤案,公开更多的冤案文本,鼓励学者们对其成因和预防等问题的研究,保护新闻媒体对冤案曝光和跟踪监督的权利。因此,需要建立冤案的救济途径,给冤案的平反昭雪以制度上的保障。在西方国家,要纠正错案总是存在很大的阻力,但是,总的说来,法治国家的伸冤机制明显优于中国。现有被告人上诉、申诉、检察院抗诉、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昭雪冤案的方式之外,应当适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能够主动发现冤案的纠错机制。

论刑事错案的制度防范体系

刑事错案是人类司法的顽疾。通过控制刑事错案的成因,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防范错案。防范错案离不开观念更新、技能提升与队伍建设等措施,但更重要的是搞好制度建设。我国主管机关颁布《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等四份规范性文件不是典型意义的制度防范,实施效果亦差强人意。我国应当"以点带面"地推行刑事错案制度防范的"图钉型"体系化建设,一方面通过整体设计充实和激活《刑事诉讼法》及配套规定之防错机制,另一方面通过立法或修法创设遏制刑讯逼供和虚假口供的制度。

和谐社会语境下检察机关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刑事“冤案”为考察视角

刑事冤案是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法律监督的失效是其发生的直接原因。在现行制度下,作为法定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缺少监督动力,而当事人又缺少监督能力,理想的制度设计应该是耦合动力和能力,使法律监督真正发挥作用,因此必须以公诉权为中心对检察机关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

死刑冤假错案证据问题之实证研究

从实证角度出发,以"生效判决曾被判死刑(含死缓)而再审后改判无罪"为标准筛选出19起死刑冤假错案,运用案例统计分析的方式,对样本案例中暴露出的被告人供述虚假、鉴定活动非法、证人证言真实性存疑、关键物证缺失、辨认出现误认、审讯录像存在造假等证据问题进行类型化分析可知,死刑冤假错案证据问题之成因在于严重的刑讯逼供导致被告人供述的虚假性、盲目轻信及制度缺陷导致鉴定乱象丛生、暴力取证及立法瑕疵影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证据搜集不充分导致关键物证缺失、程序违法及瑕疵导致辨认出现误认、电子证据规则的缺失导致审讯录像未规范化使用。应规范口供取证程序,完善鉴定体制设计,健全证人出庭相关立法规定,增强辨认过程的程序性,修正侦检部门协作机制瑕疵,完善电子证据规则,严格死刑案件证据制度,提高死刑案件质量,构建死刑冤假错案的预防和纠正机制。

我国死刑复核制度的缺陷与完善——两起典型冤案引发的思考

现行的死刑复核制度存在复核范围不明、复核程序不透明、复核方式不规范、复核内容简单片面等诸多缺陷。两起典型冤案暴露出死刑复核制度形同虚设的弊病,应当从立法与程序设计上对其加以改进与完善。

论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冤假错案防范机制

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冤假错案损害了司法公正,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使司法机关丧失了公信力,社会影响和社会危害极大。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防范冤假错案的突破口。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前提是树立科学的刑事法治理念,核心是贯彻落实证据裁判规则,保障是理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关系,保障辩护权的行使。

刑事印证证明的实践反思与规范展开

印证证明从属于自由心证,现有的印证规范覆盖面不足,故印证既非证明模式,也非证明规则。有效印证既要考虑印证的前提条件,也要考虑单一证据的可靠性,还要考虑逻辑经验的实质检验,故不宜将错误印证导致的冤假错案归咎于印证本身。印证证明不等于证明标准,故证明标准印证化和印证证明标准化都是不可取的。为正确适用刑事印证,建议将“多元论”作为理论基础,将“提升证据证明力”作为价值基础,并坚持“严格印证”与“宽松印证”相结合,“由证到供的证供一致”与“由供到证的供证一致”相结合的具体适用原则。

侦查程序视角下冤案成因分析——情绪化民意对侦查程序的渗透和影响

冤案的发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侦查视角来分析冤案产生的原因,情绪化民意对侦查工作的渗透和影响不容忽视。只有理清民意之所以能对侦查进程产生影响的原因,而后细致梳理民意在侦查阶段诱发冤案的发生机理,才能深刻洞悉冤案形成中的民意因素。

论法治对传统儒家伦理之道德人格的借鉴——以刑事冤错案为展开

当今的冤错案之形成,不仅有执法不严的因素,也有司法者人格不完善的因素。无论是观念还是实践层面,西方法治并非不重视司法者和执法者的道德人格因素,对于西方法治道德人格的建构和维持,基督教精神及其伦理规范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至今仍构成西方法治人格的核心要素,可以说西方法治的成熟离不开其丰厚的宗教遗产。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不仅忽视了现代司法者人格因素的作用,也明显缺乏对传统儒家伦理的现代转换和有效借鉴,这是我国法治建设对西方经验的忽略,因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些司法者、执法者道德人格标准的迷失,昧着良心司法、执法构成当前一些刑事冤错案的共同特点。强化司法者人格建设,是未来防范冤错案、深化法治、实现法治国的现实需要。

穆彰阿、姚莹与“台湾之狱”

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在道光朝"台湾之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穆彰阿与耆英、伊里布、黄恩彤等人内外联手制造了"台湾之狱"。与达洪阿相比,姚莹是"台湾之狱"的主要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