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轴心时代早期的王权与神权——《歌者奥义书》中的话语博弈

以章为单位,可以将《歌者奥义书》划分成层累而来的六种话语,这些话语的生产者分属王权与神权两方。双方以文本为场域就知识的生产权展开了话语博弈。每一种话语都由相关文本中故事的情节设置、角色定位呈现出明确的价值取向、竞争动机和阐释策略,并由此暗示了生产者的身份。前四种话语中反复出现的两个角色——国王波罗瓦诃那·遮婆利和婆罗门阿鲁尼是回溯这些内容的重要线索。遮婆利的两处情节均出现在代表王权话语的篇章中。在情节的切换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国王由身份模糊的仲裁者向身份明确的讲授者的角色转变。阿鲁尼的情节共有三处,其中同样体现了人物角色的转变。从最开始只能扮演王权话语的被动倾听者和烘托者,到第二次出场时地位有所上升,成为五位求教的大学者与国王讲授者的联系中介,再到第三次出场时成为纯粹的讲授者,阿鲁尼完成了身份的彻底跃升,其标志是获得了单独建构一种思辨话语的实力和权力。这些情节以及相关分析不但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前述观点,还展现出一幅细节丰富的印度轴心时代早期的历史图景。该图景中至少包括王权的不断膨胀、某些新晋婆罗门家族的地位上升、主流文化由神性话语体系向思辨话语体系的转型、王权与神权的相互利用和竞争等。

古印度主要哲学经典中的“我”的观念

"我"的观念是古印度哲学讨论的基本问题。印度最早提出系统哲学思想的奥义书,就将其作为论述的中心。印度后世主要哲学派别的根本经典也对"我"提出了种种看法。婆罗门教和耆那教哲学的主要经典持有我论,佛教和顺世论的主要文献则基本持无我论。但无论是有我论还是无我论都有不同的表述,具体内容实际有种种差别。探讨分析这方面的内容,对于在总体上把握印度哲学的核心思想,认识东方文化的特色,具有积极意义。

苏轼《琴诗》之再探讨

本文就苏轼《琴诗》一诗的佛教来源,在对前人研究梳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即:佛经中的诸多比喻,有不少已经在更早的印度教《奥义书》中出现。而大乘佛教禅宗,其实也有某种梵化的倾向。本文还对苏轼在黄州时段的文学创作心态,以及苏轼的古琴观与韩愈等人的相异处,作了相关的探讨。

《奥义》与《楞伽》

大乘佛教的晚期经典《楞伽经》与印度古代的哲学宝典《奥义书》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比如它们都有一个一元论的超越的观念;强调心的作用;具有某种超越语言的神秘主义倾向。东西方的佛教学者对此有着共同的认识,这反映了大乘佛教晚期受到了来自印度教的影响。

《奥义书》释奥

作为印度传统精神文明的重要构成,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古圣梵典《奥义书》在凝聚古代印度民族心魂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奥义书》精神体验的基点与信仰理念的核心乃是实现个人"自我"同宇宙精神契合通同的"梵我一如"境界和通过宗教修行超越轮回达到灵魂解脱两种诉求,以阿特曼"四位"说为表征的解脱观念与"梵我一如"思想并行不悖地贯穿于各种部类《奥义书》诗文的字里行间,这两方面内容共同构成了《奥义书》信仰的文化基础和哲理思维的深层蕴涵,支配、影响印度人的精神生活长达数千年之久。

古印度奥义书中的事物生成理论及其影响

奥义书在印度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印度后世的许多哲学思想体系与奥义书的理论有密切关系。金卵论、要素论、梵我论是奥义书哲人在分析事物的起源或生成时提出的主要理论。这些理论对印度历史上一些影响较大的哲学或宗教流派基本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奥义书的金卵论对胜论派和佛教都有影响,要素论对顺世论、胜论派、正理派和耆那教等都有很大影响,梵我论对印度思想史上的主流哲学流派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奥义书有关事物生成的理论思想对印度后世主要哲学流派的基本思想体系的建构起了极大作用。

吠檀多哲学在印度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

吠檀多哲学(亦称吠檀多论),是印度教六大哲学派别中最重要的一支。它发源于古代奥义书,形成于公元1世纪,经过近2000年的发展,一直延续至今。吠檀多论在印度文化中的地位如同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孔孟之道),对印度文化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自8世纪以后,以商羯罗和罗摩努阇为代表的两个吠檀多哲学体系占据了印度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对古代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近现代新吠檀多哲学融会了东西方思想,调和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同时与政治相结合。由于新吠檀多论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科学知识、人道主义、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使得印度文化中原有的宗教倾向和神秘主义因素逐渐减弱,世俗主义思想、理性主义因素和哲学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功能大大增强,从而促进了印度文化的现代化。

徐梵澄——现代中印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

徐梵澄(1909～2000年)是现代中印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1945年,他作为一位学者被中国政府派遣到印度圣蒂尼克坦的泰戈尔国际大学讲学,讲授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等,长达五年之久。1951年,他去南印度的本地治理参观奥罗宾多修道院,并应邀留在这里。他在修道院的华文部工作,主要讲授中国文化和翻译奥罗宾多的著作,在此工作了28年,直到1978年回国。徐先生在印度生活和工作了33年,为中印文化的交流奉献了他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生。他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在印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帮助印度人民全面了解中国;第二,把印度古代经典五十种《奥义书》由梵文译成中文,从而成为第一个翻译如此多《奥义书》的中国人;第三,翻译印度现代哲学家奥罗宾多的著作,他几乎把奥罗宾多所有有关哲学、瑜伽和社会学的作品都译成了中文,这些作品大大促进了中国人对奥罗宾多和印度现代哲学的了解。

佛教中观派的“不生”观念

佛教对事物形态变化的本质问题有种种看法。大乘佛教中观派的"不生"观念在这些看法中具有较大影响。它是中观派论证许多其他观念的一个基础。中观派是在批判印度思想史上其他派别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不生"观念的,在建构这一观念时也吸收了奥义书中的不少相关思想。"不生"观念在历史上曾广为流行,在佛教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古印度吠陀时代之业论

业,是印度宗教哲学最重要的观念之一。本文指出,在《梨俱吠陀》、《阿闼陀吠陀》、《梵书》中,"业"一词虽系就献祭或一般行为而言,但业报积存、天堂地狱等说法,已逐步形成。至奥义书,明确指出善恶行为会有相对应的结果,影响来生的命运;人如能与梵合一,可永恒不朽,否则不断转生。由此可见,业报轮回说已十分成熟,并成为梵我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业报转移和临终一念决定转世去向的说法,亦见于《奥义书》。凡此种种,皆应为佛学研究者所注意。

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与奥义书思想

奥义书对印度古代不少宗教都有重要影响。佛教的许多基本观念的形成与奥义书有关联。一些佛教理论是在改造批判奥义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还有一些佛教理论则直接采用了奥义书中的有关思想。早期佛教的教义与奥义书中的婆罗门教思想既有差别点,又有类似处。吸收了大量奥义书成分的婆罗门教和佛教成为印度古代两大主要宗教体系,对印度后世基本文化形态的构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佛教与婆罗门教中的否定形态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文化形态的重要内容。佛教和婆罗门教中都存在否定形态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最初形成于吠陀奥义书中,其后在佛教中和婆罗门教主要哲学流派中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佛教中的大乘流派系统以及婆罗门教中的吠檀多派和瑜伽派使用否定形态的思维方式较为突出。两教中的这种思维方式既有共同点,又有重要差别,它们展示了古代印度哲学的一些基本特色。随着历史上印度文化的大量对外传播,否定形态的思维方式对不少东方国家文化的形成也有明显影响,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论古印度宗教哲学的神与根本实体

古印度宗教与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其主要思想派别经常将世间事物或人生现象的根本实体与神联系起来论述。此类理论的最初形成与吠陀奥义书中的一些观念有渊源关系,而在后来的发展中,各主要流派在这方面的观念进一步丰富或成型,成为古印度影响极大的理论。研究这些思想并加以客观评述,对我们认识古代东方文化的重要特色有积极意义。

徐梵澄与印度文化

徐梵澄在印度语言文化和宗教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印度古代典籍的译介和研究方面更是成绩斐然。在对奥义书和"圣哲"室利·阿罗频多的译介和研究方面,他是迄今为止国内成就最为突出的学者。他立足于中国文化,进行中印比较文化研究,旨在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华文明。

吠陀奥义书中的神观念及其对印度后世宗教哲学的影响

吠陀和奥义书是现存研究印度宗教哲学的最早文献资料。这些文献中的神崇拜形态有多种多样,对印度后世的宗教哲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佛教中提及的许多神与吠陀奥义书中展示的神有种种关联,但佛教的主流理论是缘起观和性空说。这种理论的主要性质就决定了神在此教中不可能有多少地位,因而吠陀奥义书中的神观念对佛教的影响十分有限。婆罗门教或印度教中的主流神崇拜形态受吠陀奥义书的神观念影响较大。这种崇拜把先前的一些神改造成了具有哲学本体意义的神,或把当时哲人们重视的哲学本体赋予了神的身份或功能。这对于促成印度思想史上宗教与哲学的紧密联系起了极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