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cess Wencheng and the Stone Statue of Vairocana in R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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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菩提瑞像到毗卢遮那:信仰变迁与造像的重生

通过分析四川地区唐代的菩提瑞像和中晚唐至两宋时期的毗卢遮那造像及其所反映出来的两种信仰的发展状况,我们认为: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和巴中南龛第103龛等两尊造像由菩提瑞像到毗卢遮那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两种信仰的变迁和更替,另一方面,对于两尊名称发生变化的菩提瑞像来说,他们在毗卢遮那信仰兴起时代的装彩中获得了重生。信仰的变迁与造像的变化有时会有一定的时间差。

唐蕃关系视野下的藏东大日如来八大菩萨造像

近三十年来,藏东地区陆续发现了一批9世纪上半叶的大日如来八大菩萨像,为我们探索吐蕃佛教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分析实物及文献资料可知,这批造像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并与当时的唐蕃关系紧密关联:前一阶段在9世纪初,是由吐蕃上层组织实施的系列造像活动;造像的题材选择、工匠团队组建、雕刻技法、造像形式等方面都透漏出"与唐议和"的意图。后一阶段在赤祖德赞时期,造像的形式、技法、功能等方面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一阶段,唐蕃和盟修好,造像已不再承担政治功能,转而进入宗教信仰的范畴。藏东大日如来八大菩萨像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忠实反映了9世纪前半叶唐蕃关系的变迁。

榆林窟第25窟T形榜子再探

敦煌石窟中书写藏汉文字的T形榜子颇具时代特征,榆林窟第25窟八大菩萨曼荼罗造像中的T形榜子更具研究价值,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作研究:1.为什么榆林第25窟T形榜子仅出现在八大菩萨曼荼罗造像中?2.为什么该T形榜子中未写藏文?3.为什么主尊T形榜子中汉文题名"清净法身卢舍那佛",而与主尊本身的大日如来形象不合?

西藏察雅县丹玛札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

丹玛扎摩崖造像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察雅县,以高浮雕与浅浮雕为主、阴线刻为辅雕刻而成,造像题材为毗卢遮那与八大菩萨、二飞天,皆上身披帛带、下身着裙、跣足,造像组合和背光、莲座、狮子等造像特征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和来自敦煌和中原地区唐代造像因素的影响。伴存有3组古藏文题记和1组汉文题记,古藏文题记中的"赞普赤德松赞"、"猴年夏"可与汉文题记中的"甲申年"相互佐证,表明造像雕刻年代为公元804年。

摩尼教卢舍那佛考——霞浦文书和《宇宙图》研究

我们发现在敦煌文书中,摩尼教神祇光耀柱借用了佛教神祇卢舍那的名字。霞浦文书多次显示明教徒仍然使用卢舍那这个名字。最近在日本发现的《宇宙图》描绘了卢舍那,相当符合摩尼教文书的描写。就像在摩尼教中一样,在明教中卢舍那/光耀柱仍然是十二个大神之一,与气、风、明、水、火等五明子有密切关系。霞浦文书与《宇宙图》中的卢舍那国土类似敦煌遗书中的卢舍那境界,灵魂通过这个国土/境界而飞升天堂。

杭州净慈寺后慧日峰佛教摩崖窟龛造像

净慈寺是杭州著名的禅宗寺院,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元年(954)。寺后慧日峰北麓山腰处的石佛洞与无名洞造像应为吴越国净慈寺的重要组成部分。石佛洞内现存的造像主要有正壁大龛内的三世佛坐像与南壁上层大龛内的卢舍那佛并骑狮文殊、骑象普贤像,二龛均应雕造于公元954年净慈寺创建后不久的10世纪50年代。其中,石佛洞正壁大龛的雕凿应略早一些。二龛为研究杭州地区的三世佛与卢舍那佛崇拜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特别是施双手上举这种特殊手印的卢舍那佛三尊像龛,应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此类龛像。无名洞内的小龛应表现西方三圣像,雕造年代也应在十世纪中期净慈寺开山建寺不久,反映了西方三圣像在吴越国流行,并且继承着唐代造像样式。

11至13世纪华严经变探究:以黑水城出土文献为例

西夏黑水城出土的文献史料中,可发现为数不少华严造像资料,在中国佛教美术史上独具特色,但相关研究甚少。经过本文探究,得知此时期华严教法与密法融会,使得华严教主手印造像,由智拳印转换为毗卢印,也开创出华严佛会中配置华严十菩萨的新组合。至于,《入法界品》所产生的经变,在当时辽金与宋土皆相当推崇,但地域差异着重思维不同,也发展出不同经变模式。

玉树结古地区贝沟大日如来佛殿石刻年代浅探

本文是根据几位藏族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对藏文史料的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目前被称为"文成公主庙"的位于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结古地区贝沟沟内的"贝大日如来佛殿"内部摩崖石刻文字的年代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当地学者撰写的有关这个佛殿的介绍性文章中,认为此地摩崖石刻的年代属于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是在文成公主进藏的途中促使其随从所刻,从此,诞生了"文成公主庙"的称谓并相沿至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几位藏族学者对贝沟摩崖石刻进行了研究,并认为此地石刻的年代并非松赞干布时期,应为公元9世纪初,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先后所为。因此,"文成公主庙"的说法有误。

卢舍那佛像研究——以7世纪以前的中原地区发展为中心

中国佛教美术中重要且常见题材之一的卢舍那佛相关作品,是学者长期以来关注的研究焦点,至今已累积相当丰硕的成果。就现有研究而言,依其图像特征可以分为于阗、龟兹与中原系统。然考虑中原地区幅员广阔,若能将文献资料作细致梳理与配合各地作品现状的观察,或可使中原各地的华严信仰发展脉络更加清晰。本文以前人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着重于作品原生场域的卢舍那佛像与相关经典的传承等宗教发展的社会背景,对其发展作一全面性的考察,建构其历史脉络图。

从色身到法身再到法身佛——论佛身思想的演变

佛身是佛教的核心问题。佛身思想大致经历了从最初的佛陀色身(肉身)到法身,再到法身佛的演变。法身思想在不同经典体系、不同历史时期不尽相同,经过了以佛陀所说经戒为法身到法身作为一种纯粹精神理体的演变。《华严经》毗卢遮那佛的塑造则将法身赋予一尊具体的佛,使得抽象的法身具象化,强化了法身信仰的传播。

安阳宝山灵泉寺石窟三世佛探析

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石窟地处古都邺城,乃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重要的佛教遗址之一。寺中大留圣窟与大住圣窟所营造的三世佛题材组合形式独特,是以卢舍那佛替代释迦牟尼佛象征现在劫,阿弥陀佛取代过去佛的地位跻身于三世佛题材之列,这与三世佛的传统表现方式截然不同。这种独特的三世佛表现方式是受佛教末法思想、高僧灵裕的佛学思想、华严宗、地论宗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所致。

吐蕃时期禅定印毗卢遮那图像与禅宗关系研究

目前为止发现确认的17处吐蕃禅定印毗卢遮那题材图像均分布在拉萨以东的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时代为公元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这些图像的分布特点标识出了一条以青海南部的玉树地区为节点,向南经四川西北部的石渠地区进入西藏东部,向北通过青海和甘肃的吐蕃统治区延伸到敦煌的吐蕃禅定印毗卢遮那图像分布带。而该题材图像的出现和流行则与同时期以益西央为代表人物的吐蕃禅宗思想在这一区域的传布和影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龙门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唐代的补凿与加建

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位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西山中部,根据像座上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补刻的《大卢舍那像龛记》[1](后文简称为《像龛记》),其为唐高宗所建,并载"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毕功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像龛坐西向东,正壁一铺五尊,主尊为结跏趺坐的卢舍那大佛,左右有阿难、伽叶及二胁侍菩萨,两侧壁对称,由内向外为供养人、神王、金刚(图一)。

陕北宋金石窟大日如来图像类型分析

作者等经过历年调查,在延安市所属区县的宋金石窟中发现一批密教大日如来图像。这些图像包括多种存在形式,或属于金刚界曼荼罗成身会内容,或为金刚界与胎藏界大日如来组合,或为金刚界大日如来与《华严经》毗卢遮那佛混合,反映了唐代密教艺术的后续发展情况。其大日如来组织在当地以净土信仰为核心的程式化图像体系之中,密教成就法身思想与显教修菩萨行、往生净土等内涵,共同发挥教化众生的作用。陕北宋金石窟大日如来图像构成中国密教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充并深化了学界以往的认知范围和程度。

汉藏文化交流背景下新图像样式的出现——青海玉树吐蕃佛教石刻再研究

青海玉树迄今发现有5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大日如来佛堂内石刻和恰冈石刻图像题材为毗卢遮那佛与八大菩萨和毗卢遮那佛与二菩萨,皆与毗卢遮那佛有关,另外3处石刻图像为十方佛、佛传、初转法轮图和礼佛图等。文章通过对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石刻和贝纳沟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的图像和藏文题记进行研究,认为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所刻的“毗卢遮那佛+二弟子+十方佛+《普贤行愿品》”的组合表现了毗卢遮那信仰与华严信仰的结合,吾娜桑嘎石刻中“释迦八相+骑象普贤+骑狮文殊”的组合则与法华信仰有关。这两处图像的出现,体现了吐蕃时期流行的毗卢遮那信仰与以敦煌为代表的汉地法华、华严信仰的结合,是汉藏佛教交流中出现的新的图像样式,为研究汉藏文化在佛教信仰方面的交流融合提供了重要例证。

再论四川的菩提瑞像

本文通过四川菩提瑞像的组合形式及国内其它地区同期遗存的相同造像的状况,论述了此类像之定名应称作菩提瑞像为宜,并指出它的流行是唐代瑞像崇拜的结果,同时分析了其与佛顶佛和大日如来像之关系。

龙门石窟大卢舍那像龛太阳辐射特征研究

太阳辐射是引起文物表面温度变化最主要的外扰因素。文中对龙门石窟大卢舍那像龛太阳辐射变化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了造像表面太阳辐射总量的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受窟龛朝向影响,窟龛北壁太阳辐射年总量大于正壁和南壁,且差异明显。2)与太阳活动轨迹季节性波动相关,南壁和正壁造像表面全年太阳辐射月总量呈单峰值变化,6月达到峰值;北壁呈多峰值波动变化,4、9、12月达到峰值,6月出现谷值。3)南壁和正壁文物太阳辐射强度随造像高度增大而增大,北壁出现反常。窟内文物病害类型与其所处朝向、所在高度太阳辐射强度的变化高度关联。文物风化裂隙的形成与太阳辐射的季节性波动相吻合,而低温高湿环境中苔藓植物覆盖与太阳辐射接收量的朝向差异相对应。文中研究可为改善文物赋存环境及制定预防性保护措施提供科学支撑。

白居寺祖拉康内殿壁画图像考释——兼述般若佛母与十方佛组合图像在藏地的传播

本文在对白居寺祖拉康一层内殿大日如来与四臂般若佛母和十方佛壁画图像志研究的基础上,追溯和梳理了般若佛母与十方佛图像在藏地传播的源流,总结和分析出这一图像组合与大日如来、金刚界曼荼罗与释迦牟尼佛等图像组合出现的规律及其宗教意涵,丰富了现有藏传佛教图像研究中对于后弘初期金刚界曼荼罗以及以其为代表的瑜伽续曼荼罗图像构成与流传的认识。

唐王朝龙门石窟大佛营造意图的考察

本文是对唐代龙门石窟的宾阳南洞、宾阳北洞、潜溪寺洞、奉先寺洞大佛像营造意图进行的考察。唐魏王李泰不仅营造了宾阳南洞像,而且是将未完成的龙门石窟予以竣工的人物,他很有可能继承了'融王权形象于大佛'之北魏大佛的营造意图。宾阳南洞大佛像在形式上可以理解为'既有兼备永远性报身的尊恪,又是应身的阿弥陁';在建造意图上,正如《伊阙碑》碑文反映出的'永远性法身、佛'意识那样,'既是垂迹身又是应身的释迦尊格'。进一步说,由《伊阙碑》所记载大佛像的拖主魏王李泰之亡母文德皇后乃'成佛之存在',可以推测宾阳南洞大佛像即'作为王权象征之文德皇后形象'的再现;而与宾阳南洞大佛像在营造地点、时代、规模部很接近的宾阳北洞、潜溪寺洞大佛像,也像宾阳南洞大佛像那样有着复数尊格重叠的特征。关于奉先寺洞卢舍那像,笔者根据《大卢舍那像龛记》证明其也蕴含着'法身'意识;而从卢舍那大佛像的莲华座小如来坐像来看,笔者认为本像可以解释为《梵网经》之卢舍那像,即'具备法身性格之报身的卢舍那像'是由大佛像的形态予以显现的。通过一系列的考察,笔者指出:唐王朝的掌权者出于对'佛之法身、报身永远性'的重视,在这些大佛像中重叠以自身的'王权形象',是将'出世间、世间的王者性'作为政治的一部分加以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