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至六世纪佛教艺术中的鸟翼冠与冠带主题——以西亚、犍陀罗、西域间的交流为中心

佛教艺术中鸟翼冠与冠带头饰可以追溯到早期西亚艺术中。在萨珊波斯王朝第五代王巴赫拉姆二世（276～293年）时期，鸟翼插在了冠带上，以增加统治权力。巴赫拉姆以鹰的羽毛论证统治权力的合法性。犍陀罗的鸟翼冠略早于萨珊王朝的鸟翼冠。与丝绸之路南路相比较，北路的克孜尔石窟中金刚力士的鸟翼冠与萨珊的鸟翼冠更为相似。当然，丝绸北路的形象与犍陀罗的也不完全一样。犍陀罗的Y形分散一些，前者收缩，更加紧凑。可以说，丝绸之路南、北路的鸟翼冠来自于不同的路径，分别发展。长时间后，二者在中国混溶。两者都可以在北魏时期发现。除了鸟翼冠，与萨珊的皇冠类似的图像在克孜尔石窟中也有发现。尽管它不像在萨珊那样代表统治权，克孜尔的冠状肯定有其象征意义。当冠带广泛地用在中国西域及内地的菩萨上，鸟翼冠开始有限地使用在守卫神上。

佛教考古研究中的“中心环节缺失”现象——以敦煌和四川的唐代瑞像为例

唐代的敦煌壁画与四川摩崖造像在瑞像的题材和图像上相似度较高,但二者之间的媒介应是唐代的佛教传播中心——长安。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图像隋代自北齐地区传入长安;贞观初年传入四川北部;贞观十四年前后传入敦煌,其间,令狐家族可能担当了重要媒介。敦煌"于阗样式"天王像的出现与车道政传像入长安事件有关;"新样式"天王像综合了于阗样式与长安样式;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产生的吐蕃式毗沙门天王像,流传到了长安后又传到日本和我国四川。研究不同地区造像时不能忽视"中心环节"的媒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