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新诗的价值取向与诗学意义——以《尝试集》中第三人称代词的运用为例

早期新诗的创作,代表了大多数青年寻新求变的思想状态以及情感心理,其本身是内化于思想革命、社会改造的整体文化逻辑之中。胡适《尝试集》中运用第三人称代词表达的诗歌,将“白话新诗”从语言层面深入现实层面;从第三人称代词及其复数变换的层面探寻到《尝试集》背后的主体意识,即主义与文学、历史及现实的关系。可以看出,第三人称代词在《尝试集》中的运用隐含着新诗中的自我与他者意识同各种政治力量、话语势力的协商周旋,关系着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因此,早期新诗的诗学意义与立场建构,共同构成了思考近代中国的视角和方法。

地方风景再现与知识书写:论徐熊飞《前溪风土词》

《前溪风土词》是清代武康诗人徐熊飞客于海上时所撰的有关故乡风物之诗歌。该诗所吟咏范围甚广,有对地方景观的再现,有对武康民众生产生活方式的记录,还有对武康桑蚕养殖业的详细书写。该诗在故乡风景再现与地方知识书写中表现出浓烈的乡邦意识与浓郁的思乡情愫。

从“白话诗”到“新诗”

本文讨论五四诗歌革新运动中从"白话诗"到"新诗"的演变过程。认为在"白话诗"时期,是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中寻求突破,致力于"工具"的改革和形式的解放;到了"新诗"时期才改变自己的写作背景和思想艺术资源,在内容、诗体、修辞上全面接受西方的影响。

论宋代话本小说与诗词的互动关系

在宋代,诗词与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的关系比较密切,这是有宋一代的时代文化风尚,话本小说娱乐功能的选择,诗词本身的怡情娱乐功能等原因共同合力的结果。诗词与话本小说相结合的文学功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小说通过引用诗词,提高了其文体的表现力,使小说更好地适应着社会实用的目的;另一方面,诗词因为小说的表现需要而突破了其功能与题材的限制,使诗词的取材视野深入到广袤的社会生活中去,吸收了世俗文化的营养,而变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

由《新诗集》和《分类白话诗选》看早期新诗翻译与创作

《新诗集》和《分类白话诗选》是20世纪前期最早出现的新诗选集之一,集中体现了中国早期新诗翻译与创作的概况和成就。"五四"前后的中国诗坛,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并行存在,二者彼此影响,相互促进,使早期诗歌活动收到著译相长之效。

从打油诗到白话诗

参照胡适日后公开的留学日记、私人书信等材料,是重新回溯到新诗的发生这一历史现场的有效途径。胡适尝试白话诗的原始材料与他后来的文学史叙述这两者之间存在空隙与参差之处,置身其中不难发现从打油诗到白话诗这一命名转型的轨迹,白话新诗的发生与方言入诗的内在关联也由此得到呈现。

章太炎的汉语言文学观

晚清西学东渐,中学受到极大的冲击,作为文化发展序列中最为保守和滞后的语言,竟因为政治焦虑无法得到释解而被列入首要改革之列,以语言文字的兴废问题为核心的民族语言文字的变革,就摆在了其时知识群体的面前。章太炎基于其汉民族的历史文化观,以其小学修养为根底,提出了立场鲜明的保存汉字的汉民族文字观。以此为基础,他提出了"一返方言"的言文一致观,并基于小学的知识背景,对白话文学提出了批评,并对白话文学向雅精的深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王梵志诗和寒山诗看助词“了”、“着”,“得”的虚化

本文通过对王梵志诗和寒山诗及部分唐诗的研究,具体分析了“了”、“着”、“得”3个虚词各自的演变阶段和年代,试图描述其轨迹,寻找其规律,以补充和修正前人说法之不足。

胡适《尝试集》:白话新诗的实地试验

胡适的《尝试集》是他"实地试验白话"之作,以证明白话可以创作出好的诗歌。胡适的诗来自于他的生活,他对现实的感知,追求"自然"的白话新诗音节;胡适青睐虚词以调和文言和白话,多用"了"字,甚至用"了"字押韵,又常用"也"字;《尝试集》第二篇、第三篇大多数诗运用了"对语体"结构,因为这种形式容易造成诗歌的说话语调,形成比较自然的节奏;《尝试集》还开拓出一些新的意象,如《老鸦》中"乌鸦"的全新意象。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尝试集》白话新诗的现代特质。

敦煌写卷北图7677V《方言诗一首》试解

北图藏敦煌写卷7677V《方言诗一首》中出现了不少难以索解的俗字和俗语,导致学界对该诗的性质和诗意主旨的理解出现较大偏差。本文在考辨诗句中"■吓"、"■■"、"迗迆"、"■迌"等语义所指的基础上,分别对各句进行解读,阐发诗意主旨,认为该诗寄寓了诗人退隐遁世之情,表达了对时光飞逝的感叹。

杜甫白话七律的变革与发展

杜甫白话七律的出现,主要是针对盛唐七律高华典丽风格的变革与发展。首先以日常生活为题材,采用白话语料与民歌句式;其次在华州正式拉开了白话七律的序幕,成都草堂七律进入了对田园生活的叙写;复次草堂、夔州七律大量口语虚词的运用起了重要作用,使白话七律趋于精熟。这虽然不是杜甫七律的主体风格,但平添了一种陌生的新面貌,对中晚唐与宋代具有深远的影响。

闻一多的诗歌修辞观及其修辞实践

闻一多是著名的现代白话诗人,也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卓有成就的学者,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者型诗人,其诗歌修辞理论与修辞观在他的古典诗歌(格律诗)与现代白话诗的创作中都有鲜明的体现。闻一多虽然表面上非常推崇郭沫若等人的现代白话诗,但骨子里却始终不能忘情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修辞技法,注重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跟孔子"文质彬彬"的修辞观相吻合。

胡适白话诗鼓吹的是与非

胡适的白话诗理论鼓吹,主要见于《文学改良刍议》《谈新诗》及《尝试集》的三篇自序。《文学改良刍议》所论"须言之有物"等八事全部与诗有关。《谈新诗》的论点有四:诗体必须大解放,诗的进化即诗体解放,新诗语言须有"音节",新诗语言须"具体"。《尝试集》自序的主要论点是:作诗如作文,文学革命毋庸置疑,打破一切枷锁镣铐,新诗的音节须顺应诗意,旧诗如缠脚新诗是天足。这些理论鼓吹,在当时无不切中时弊,待时过境迁,则无一不可质疑。

杜甫秦州《遣兴》诸诗与王梵志诗歌比较——兼谈王梵志生活时代的判定

杜甫的秦州《遣兴》诸诗与王梵志白话讽喻诗的语言风格极为相似,应是杜甫对王梵志诗歌的有意模仿。结合王维诗歌中的“梵志体”题注,再以杜诗为佐证,可以判定王梵志应生活在初唐时期,其白话诗对杜甫、王维等盛唐诗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新文学运动缘起:一个历史学的解释

近代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主要是基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但从其学术资源角度看,也必须注意到自古以来文言分离、分立的事实。新文学实际上是将自古以来的“言”做了系统清理,将原本不登大雅之堂之口语书面化、规范化、学术化,从而文言一致,说写合一。这一方面让中国文明中典雅的一部分有所流逝,另一方面扩大了中国文明的基础,让文学从精英阶层中抽离出来,不再是知识精英的身份象征。

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清末民初时期,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诗体的音乐文学样式,在当时各种新式学堂中相当普及和流行。学堂乐歌的广泛传唱,极大地加速了中国近代新型音乐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学堂乐歌的大量传播直接参与了早期白话新诗语言的形式变革,为早期白话新诗的大众化奠定了一系列坚实基础。二者构成了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同构关系,学堂乐歌在新诗发生期当属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困惑与诱惑:方言入诗的两难选择

方言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诗人对语言的提炼、纯化,外部势力强加于语言的"雅正"、"规范化",使得新诗不断地去方言化。另一方面,新诗因语言整体走向上的白话化、口语化倾向而与原生态方言保持着血缘关系。新诗的去方言化与方言入诗,可以喻之为方言入诗的困惑与诱惑,它们构成了现代白话新诗语言维度上的钟摆现象,具体的摆向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对新诗语言观念差异性因素的认识。

唐代白话诗中的死亡认知与地狱图景

王梵志、寒山、拾得等诗人创作的白话诗频言死亡话题与地狱情节,形成了一类有别于其他诗人的书写题材,在诗歌书写范围与民间信仰承传方面别树一帜。这些白话诗深受佛教观念与民间信仰渗透,关注视角由现实空间而转移到死后空间,从士庶生活复述而变为冥界的想象与重建。白话诗撷取地狱人物、环境等画面,融入地狱使者拘捕亡魂、积累功德减免罪责等信仰观念,通过诗歌形式而构筑唐代民间信仰与地狱观念之文化图景。

评胡适与南社的白话诗词之争

新文化运动前后,白话诗的主要倡导者胡适与部分南社成员之间产生了激烈的论战。冲突的症结主要在于胡适起初对一些概念未能准确地予以界定,其理论和实践也存在一些矛盾和误区。而且由于双方没有始终保持必要的理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意气之争。此外,胡适的文学革命实际上仍然有“诗界革命”的遗风,而与“文艺复兴”貌合神离。

从语言选择看蒲松龄的小说与俚曲创作

白话小说在明清时期已经取得了斐然成就,而《聊斋志异》却以它独特的风姿,成为文言小说的最高峰。蒲松龄科场偃蹇失意,沉沦下僚,虽为正统文人,但并不排斥白话口语创作,现存俚曲十四首,语言俚俗易懂,迎合下层民众审美趣味。作为他心灵寄托的《聊斋志异》采用的仍为文言。文言一直是作为官方正统文体存在的,是文人身份的象征;口语白话通俗易懂,广泛应用于普通大众之间,是俗文化的象征。蒲松龄的创作文白皆有,则代表的是其两种不同境界:文言意味着虚幻的理想,白话则是回归现实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