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窟第32窟维摩诘经变探究

榆林窟第32窟开凿于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时期,该窟主室左壁绘制维摩诘经变。该经变独特之处是维摩与文殊间增加了“阿修罗护卫须弥山”和《佛国品》的组合图式。这一特征体现出对《佛国品》的强调,释迦的至尊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或与《佛国品》净土信仰有关,意在引导教化信众修习净土之志。

吐鲁番文书中的《维摩诘经》及其注疏

吐鲁番出土的《维摩诘经》有三种译本:支谦、鸠摩罗什、玄奘。其中鸠摩罗什译本留存更多,与敦煌文献中《维摩诘经》译本留存占比最盛同致,反映鸠摩罗什译本更为广泛流传。在《维摩经》相关注疏中,同见于敦煌文献的有:罗什诸师单合注本《注维摩诘经》、慧远《维摩义记》、吉藏《维摩经义疏》《维摩抄》、神楷《维摩经疏》、道液《净名经集解关中疏》、《净名经关中释抄》、佚名《维摩义记》(P.2273、BD01032类)、《维摩经疏》(S.6381类)。只见于吐鲁番文献的有:支谦译本的两种注疏——《西域考古图谱》3-3和中村155-5,窥基《说无垢称经疏》,与慧远《维摩义记》密切相关的中村176-11。共见部分反映“敦煌不孤”,体现某种经疏曾在敦煌、吐鲁番两地广泛传播,凸显敦煌吐鲁番地区的空间开放性及佛教文化交流的繁盛;独见部分是孤本逸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基于汉英平行语料库的《维摩诘经》三译本比较研究

基于《维摩诘经》三个影响较大的英译本自建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从词汇标记和句法标记层面对三译本进行数据统计,开展定性和定量的比较研究,探析各不相同的语言特征和翻译风格。研究发现:三译本的差异性与不同目标语读者群的设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敦煌莫高窟维摩经变表现形式及艺术特色--以初唐第220窟为例

初唐之前,敦煌维摩变相绘制较为简单,主要以龛内表现为主,或同龛表现,或两龛对视配置,主题表现为维摩文殊说法和听法大众场景等,体现了早期佛教造像浓厚的功德观。逮至初唐,变相的构图布局和图像设计都有了较大的改进。以现有资料显示:初唐第220窟维摩变相在"维摩文殊说法"中心基础上添绘了"示现神通力"场景,形成了"宣讲佛法"与"世俗信仰"双重意味的图像设计和布局构图,体现出"统一设计、富于变化"和"强烈对比、多样统一"的艺术特色,并成为此后敦煌石窟乃至巴蜀地区维摩变相绘制的基本构图特征与壁画布局法则。

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再探——兼及“子母注”问题

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维摩诘经注》写卷为北朝写本,以大字为标目,小字书写注文,其体例为单注,而非"子母注"或集注。写卷背面也是《维摩诘经》注解,是抄者对写卷正面内容所作的补充,应定名作"维摩诘经补注"。该件写卷正背面可视作一个整体,作为《维摩诘经》早期注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谁主沉浮：敦煌莫高窟《维摩变》的图式与语境

敦煌壁画《维摩变》在唐宋时期出现了"贞观样”"吐蕃样”"归义军样"三种图式,这三种图式分别与敦煌唐、吐蕃、归义军三个时期独特的历史语境相对应。本文通过三类壁画图式构成要素的比较,结合敦煌文书和历史文献,对《维摩变》图式的变化原因和语义进行了分析,在还原《维摩变》壁画图式所包含的图像要素和历史语境方面提供了明确的意见。

敦煌唐代维摩诘经变中的珥貂大臣

在莫高窟初唐第220窟和第332、335窟维摩诘经变文殊菩萨一侧的随同中原帝王问疾的队伍中,有一身或二身平巾帻上珥貂的侍臣,其紧随帝王之后或为前导,位置显赫。对比新、旧《唐书》等文献资料来看,第220窟右侧珥貂大臣应为贞观元年复置的“散骑常侍”;第332、335窟二身左侧珥貂大臣应为贞观十六年后设置的“左散骑常侍”。这一人物身份的识别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唐代职官服制形式,以及敦煌壁画所蕴含的历史价值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维摩诘经》看大乘佛教的涅槃观

涅槃是佛教学说的基本观念之一,也是修行的最高目的。大乘佛教兴起后,涅槃的含义较之原始部派佛教有了重要转变。《维摩诘经》是重要的初期大乘佛典之一,该经的涅槃观念初步体现了大乘佛教发展初期涅槃观的基本内涵。考察该经"世出世间不二"涅槃观的基本内涵及其成因,将有助于从理论和历史背景的层面更好地理解大乘佛教积极入世的利他精神。

英藏西夏文《维摩诘经》考释

现藏大英图书馆的西夏文文献大都残破不堪,为其定名是一项浩繁的工作。本文对现已出版的《英藏黑水城文献》进行考察后,找出3片属于《维摩诘经》的残片,编号分别为Or.12380-0617(K.K.Ⅱ.0230.kk),Or.12380-3016(K.K.Ⅱ.0244.qq),Or.12380-3492(K.K.Ⅱ.0244.ooo),并对其进行汉文翻译。

身体、疾病与治疗:以中古《维摩经·问疾品》疏为例

本文以中国中古时期有关《维摩经·问疾品》疏为案例,阐述了不同法流的《维摩经》学者对于身体、疾病及治疗等议题的思想。具体而言,本文分别以色、法二身论、众生与菩萨两类病因及不同疗愈的观念为中心,从解经学与思想史的角度,探究了中古《维摩经》学者的不同论述。

“不二法门”在中土理论形态的变迁

"不二"思想在印度的《奥义书》哲学和佛教哲学中均有表达。汉译佛教经论对"不二法门"的诠释明显不同。阿含经类和早期般若经典均重视否定"二边"以至"中道"。至《维摩诘经》出现,对"不二法门"的表达才比较完备,兼具肯定与否定的形态。而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现世的影响下,汉传佛教越来越强调"不二法门"肯定性的一面,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世间化进程。南宗禅的繁荣、人间佛教运动的兴盛,都可以看作是重视"不二法门"肯定性一面的结果。在"人间净土"目标的推动下,当代人间佛教在各项社会事业和活动中异常活跃。也正因为如此,人间佛教在大举进入世俗社会的同时,如何保持出世精神、坚持佛教的超越性,成为当代人间佛教发展的一个隐忧。

维摩变在北魏洛阳石窟中的文化意义

北魏洛阳石窟维摩变寄寓了北方士人的文化理想,体现了士人放旷不羁、向往自由的精神,它与庄重神秘的宗教题材有相当大的反差,说明佛教在汉文化核心区域发展过程中,在题材和精神上都受到河洛文化的影响和改造。

《维摩诘经》与王维的佛教美学思想

王维深得《维摩诘经》要旨,以维摩诘为楷模。其诗深广地渗入《维摩诘经》的美学思想。王维诗境不智求,不象取,以禅心统摄世界。心性平等若虚空,笔墨蹊径,无复可寻。诗人悟得净智、净心、净土,万事万形,皆由心出,诗境便成为好净悉现之净土。语言既是造道之致,不复缚在文字,诗便进入无言真境。道悟诗悟,合而为一。

中国中古《维摩经》诠释史略论

从中古以来《维摩经》注疏的思想史来看,该经在中国中古佛教义学中具有相当广泛与深入的影响力,对其讲疏之风也一度发展到巅峰。关于《维摩经》不同思想的注疏,从罗什、僧肇、僧叡、道生等一批关中学派,到地、摄诸论师,以及三论、天台、法相三宗诸师,均有相当数量与质量的成果出现。以中古《维摩经》疏为中心,可以探讨中古时期《维摩经》疏不同谱系的形成与发展,从而厘清关河、地、摄、涅槃诸师,天台、三论、唯识各宗的《维摩经》注疏之思想史脉络。此外,根据不同注疏思想脉络的分析,还可以对敦煌本《维摩经疏》(T2771)的作者与昙迁一系北地摄论师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推断。

论佛经故事对魏晋小说之影响——以“阳羡书生”与“梵志吐壶”比较为例

南朝志怪小说"阳羡书生"与佛经故事"梵志吐壶"有渊源关系。"梵志吐壶"的表现对象是古代印度的修行文化和道德规范,其叙述风格为浓郁的民间故事手法;"阳羡书生"则采用冷峻的史家笔法,从猎奇志怪的角度叙事。"阳羡书生"除吸收"梵志吐壶"次第吞吐的方式外,还借鉴《大品降魔经》中吞吐物从口中直接出入的方法,和《维摩诘经》中"以须弥入芥子"的空间思维模式。"阳羡书生"可以说是佛经故事与观念被吸收融入中国志怪小说的一个典型范例。

略论中国“古典禅”与《维摩经》

以《维摩经》对中国八世纪中期之后古典禅思想的影响为中心,可分别见出禅宗思想史上初期禅到古典禅的典范转移,及其对经典应用方式的变化;特别是从古典禅的"语录"与灯史对《维摩经》的使用上具体阐明这一时期禅宗与《维摩经》之间的复杂关系。

西安市小雁塔出土的唐代线刻菩萨系吴道子真迹

西安市小雁塔即唐代荐福寺的塔院,曾经在其遗址中发现线刻菩萨的石刻。笔者根据出土石刻的图像特征,并结合有关文献及敦煌莫高窟维摩诘经变中的图像资料,论证石刻上的题材是维摩诘经变的一部分。同时,更进一步指出,该石刻上的线刻菩萨图像是以吴道子在荐福寺菩提院的维摩诘经变画为底稿雕刻而成,从而推断小雁塔发现的石刻当系吴道子真迹。

《维摩诘经》对苏轼的影响

《维摩诘经》宣扬在家居士修行的思想,对中国士人影响很大。为了解《维摩诘经》对苏轼的影响,采用文献考察方法,并结合苏轼生平经历,研究认为《维摩诘经》影响苏轼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苏轼效法维摩诘的居士生活方式,二是诗文创作中的辩证思维方式,三是遭遇创伤时维摩精神的指导作用。由此可以看出,《维摩诘经》对苏轼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多层面的。以苏轼为例,也可以管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系之密切。

莫高窟第194窟维摩诘经变中的帝王图像及其服制

莫高窟第194窟维摩诘经变中的帝王像是研究安史之乱前夕中原帝王舆服制度的形象史料,通过对这一帝王像及其服制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肃、代、德宗三朝面对政局混乱的局面,试图通过“宗周”“追行古制”以及对《周礼》服制的复古,消除政权更迭带来的不利影响,稳固政权的相关历史。同时这一图像所显示出来的服制方面的深刻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在吐蕃包围广大河西地区的同时,作为唐“飞地”的敦煌依然与长安保持紧密关系的史实。

语默不二:《维摩诘经》对言说悖论的诠释

语言与形而上者的关系是《维摩诘经》探讨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维摩诘认为,面对像"法相"之类的"不可说"者,不能采用常规的言说,只可采用巧说,包括"当如法说"、以"玄言"说、以"示"说、以"无言"说。"当如法说"不是一般的言说,而是"法"自身的展开;以"玄言"说,不仅打破了现象和本体之间的界限而使本体和现象合二为一,而且能够把思辨和想象能力空前地调动起来进而摆脱思维困境;以"示"说不同于间接陈述,在"示"说中听者不需要反思和想象,而是可以直接面对事情本身。沉默是无言,但不完全等同于无言,因为沉默可分为两种:想说而不能说、可说而不说。维摩诘的沉默属于第二种,然而他在沉默中悟到并且说出了"不可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