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与“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论析

通过对明清以来佛教界三大授戒法系的认识,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弘一大师不需要所谓律宗法系的法脉传承而直接承续宋灵芝律师;而通过与蕅益智旭大师的比较,不难看出弘一大师在律学方面有其历史的优势,这在他形成自己独特建树方面尤为重要,也是他可以超越蕅益大师直承灵芝律师的关键所在。弘一大师是当之无愧的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

授戒法系视域下台湾佛教史新论

明清时期佛教律宗中存在三大授戒法系:禅宗授戒法系、律宗授戒法系和革新授戒法系,其中禅宗授戒法系源于莲池大师,其云栖戒本传到鼓山元贤,形成禅宗授戒法系的典型——鼓山涌泉寺。该寺以曹洞宗法脉、戒法法脉并传的方式延续,其戒法对闽南区域特别是台湾佛教影响深远。透过授戒法系的视野,通过对各种"被发明的传统"的深刻反思,能够明晰台湾佛教戒法发展变革的历程,也为在台鼓山法脉来源的探讨提供新的线索。

唐五代时期越州的“行事钞记”与南山律学

“钞记”是对《行事钞》的注释,亦是南山律学发展和传播的文献载体。越州在唐五代时期成为南山律学的重镇,不仅涌现出玄俨、昙一等本土宗师,而且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接纳流寓至此的律师,他们相互交流借鉴,讲学著书,所撰《辅篇记》《发正记》《鉴水记》等皆成为钞记作品中的翘楚,对当时的南山宗风及律学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虽然越州律学于宋代之后趋于衰落,但其在南山宗史上的贡献和地位是不可磨灭的。

明清之际律宗中兴之特质析要

明末清初的律宗中兴以古心律师恢复传戒为起点,首次有意识且明确提出了"复兴律宗,承继南山"的口号,使得这一阶段的律宗中兴运动有了"接续南山"的名义承袭。但他们表现出的宗派特质已大有不同。在宗教修持上有着融合禅、教、律、密的特质倾向,并且与江东一带禅师互有往来且关系密切,反映出晚明以来禅戒相融、禅律并重、禅律交涉的一个思想潮流。明清之际的律师在实现宗派复兴的历史过程中,特别注重与世俗政权的往来,但是作为出世的宗教组织,一旦依附于政治力量难免会丧失独立性,成为世俗政治参与、控制宗教的一种手段。

接续与开衍:明清之际律宗中兴之历史反思

明清之际的律宗中兴始自古心律师。古心之后弘戒弟子不断开衍分化,因嗣法弟子弘化道场的不同,在律门内形成了诸多法系传承。伴随着个别法系的发展壮大,法系间逐渐产生了宗门正统之争。尽管该宗在戒律学思想上建树不丰,未能真正上溯唐宋南山宗风,但其特重传戒,以戒弘律的行谊,以及对中国佛教传戒制度的改革,则使佛教授戒之仪制得以存留。

日本律宗文献《传律图源解集》研究

《传律图源解集》是日本江户时代东大寺僧人亮然重庆所撰写的一部佛教律宗传法谱系著作。此书广泛采集中日两国的史料,梳理了律学的传播源流及律宗僧人的师承关系,尤其凸显了宋代资持派及日本东大寺一系法脉的兴盛,不仅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线索,而且具有辑佚、补史等多方面的价值。

鉴真大师的佛学思想

鉴真大师是著名的东渡弘法高僧。鉴真大师的佛学思想主要是律宗的思想,同时也深受天台宗思想的影响,是以律宗为体、天台宗为用的合二而一。

玄奘法師對中國佛教律學的影響與貢獻

玄奘法師是唐代著名的佛教翻譯家和思想家,其理論、言行及其譯述對中國佛教戒律學的發展和律宗思想的理論闡釋都有着重要的影響。其人品、學識及經歷也一直受到後世律宗思想家們的重視,并被引入律學思想研習、律學文本詮釋及律宗體系建構之中。這不僅豐富了律師們的思想創造,在某種程度上也具有律學研習方法論的意義,因而對中國佛教律學和律宗的發展都有着重要作用。

元代《律苑事规》中所见的律寺管理与生活模式

《律苑事规》是元代乃至历代佛教清规文献中,唯一的律寺清规,目前学界对这部清规的研究很少。这部清规虽然是在禅寺清规基础上编订而成,但也有自己的律寺特色,如元代佛教的其他清规几乎都将对皇帝祝赞放在开篇,而这部清规却将寺院的戒律活动置于卷首。透过《律苑事规》,可以对元代律寺的管理模式和律僧的生活方式有基本了解,故这部清规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这部清规文献完整地将元代律寺的生活方式呈现给我们,若没有这部文献,我们今天恐怕要爬梳相当多的其他资料,才能尽力还原当时律寺的生活图景。

后山居士陈师道学佛考论

陈师道是江西诗派的重要诗人,但"后山居士"自号所表明的佛教信息常被文学史忽略。陈师道元丰四年(1081)漫游吴越便自称"西方社"中人,有净土之愿。考察其交往禅僧,可知其在禅宗法系上倾向于云门宗,在佛典阅读上又对《华严经》充满兴趣。陈师道在生活中斋戒甚严,元祐六年(1091)与苏轼、欧阳棐兄弟等在颍州的宴会酬唱中严守酒戒,其诗歌风格的枯淡瘦硬亦有明显的"反绮语"倾向。

论大译师达玛西日的历史功绩

大译师达玛西日(1654-1718)是公元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期著名的翻译家、天文历算学家和佛学大师,是卫藏地区宁玛派寺院敏珠林寺第一任堪布。文章通过梳理大译师达玛西日的生平事迹,阐述了他对《时轮根本经》等一百多部梵文原著和藏文译著进行校勘,纠正了以往翻译中的错误译法;师从天文历算大师扎囊顿布·顿珠旺杰著有天文历算学著名论著《日光》及其实践、自释、概论等一系列著作,并创制了《敏珠林寺历法》,为藏族“浦系”天文历算发展等做出的成绩;他还以敏珠林寺教法传承为依据,收集编纂了“旧译教语部经典”等宁玛派主要经典,为后人编纂《旧译教语部经论本注经典集成》奠定的坚实基础。文章全面论述了大译师达玛西日在藏族佛经翻译、天文历算、旧译经典集成方面的巨大贡献。

宋代以来东南寺院的结界实践和僧俗认知

佛教中的“结界”一词有多重含义,各派的结界做法亦有差异。唐代以前,东南佛寺的结界记录较少。道宣解释并发展了《四分律》中以秉法为目的的结界规范。北宋南山律师择梧、允堪、元照等在东南寺院多有实践。南宋之后,律宗沉寂,在僧俗认知中寺院结界的含义和做法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结界的做法受到密宗的影响,另一方面“结界元始本欲秉法”的意义被淡化了,士大夫甚至将寺院大界相理解为具有产权分界意义的“界至”。律宗结界在东南地区被传播、实践和变化的历史,既反映了佛教各派间的相互影响,更反映了佛教严明戒律和世俗明确产权这两种不同趋势的相遇和互动。

《人谱》与李叔同的皈依律宗

1918年李叔同出家,成为弘一法师,是民国初年震动士林的一桩奇事。尤为奇者,李叔同是清末民初留学日本、开创现代艺术教育的艺术家、教育家,悟性极高,他虽然在禅宗的丛林胜地虎跑寺出家、灵隐寺受戒,却并不喜禅悦,而是一意修习净土,并致力于践行与研究戒律,成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关于李叔同出家,当时与后来虽然有过许多解释,但对于他为什么弃禅皈律,却几乎没有说明。本文试讨论晚明刘宗周《人谱》对李叔同皈依律宗的影响。首先考证李叔同出家前的《人谱》修习,说明他在辛亥后不久思想发生变化,开始研读多种宋元理学书,对朱子学与阳明学都有修习,最终落脚在刘宗周的《人谱》,将它置于座右,奉为指南。根据《人谱》一书的性质与特征,可以看到《人谱》对李叔同皈依律宗提供了思想与行动上的真正导引。其次分析李叔同出家后的戒律修习与《人谱》的关系,说明弘一法师二十四年的僧腊,修行律学的事迹虽然很多,但从"事"到"理"可以看到与俗世所修习的《人谱》具有高度的一贯性。由此推定,弘一的律宗修行与李叔同的《人谱》修习至少在方法与旨趣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后者被涵摄于前者中。再次比较弘一的代表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与《人谱》,指出两书在方法与形式上的相似性,说明《人谱》在《表记》的写作中具有影响。最后结合时代背景,指出李叔同的皈依律宗决不是简单的个人归隐,更不是超越性的彼岸向往,而是在宗教的形式中涵具着世俗性,即"明昌佛法,潜挽世风"。

“毗尼四法”流变考释

"毗尼四法(catubbidha vinaya)"这一概念出自巴利语律藏注释书Samantapāsādikā(公元4～5世纪成书),是研读上座部律典的四重法,包括巴利律本("本")、巴利律本的补充("随本")、五百结集中法师的注释("法师语")、习律者的解读("自意")四个方面,体现了以巴利律本为权威和独尊上座部的原则。《善见律毗婆沙》(489年译出)是巴利Samantapāsādikā的可对照汉译本,译者却对不同部派采取包容的态度。因此,《善见律毗婆沙》中"毗尼四法"的上座部色彩大大弱化。到了唐代,四分律宗南山律师道宣把"毗尼四法"化用为解释法藏部《四分律》的方法。他不再以律本为权威,融合不同部派律典和大乘经论,强调以佛教三藏之意方便度用来阐释《四分律》。他的法嗣大觉、景霄、元照都继承这一"自我做主"的释律方法。从巴利Samantapāsādikā到《善见律毗婆沙》、再到南山律疏,"毗尼四法"历经了上座部涵义式微和披上汉传佛教律学外衣的流变过程,反映了汉传佛教依律义不依部派、依法脉不依原典的释律传统,体现了上座部律学与汉传律学融合的中国化历程。

漢譯律典語詞的再闡釋——以南山律宗為中心

律部典籍是漢譯佛經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中國的傳播過程可以分為翻譯和闡釋兩個層次。以道宣、元照等人為代表的南山律宗以中國佛教和民族文化為本位,不但重新厘定了拘盧舍、非時食等印度概念的內涵,制定了統一的持守規範,而且在'投槃'等疑難問題上展開深入探討,對律學名相的闡釋和研究做出了傑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