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自宋即有的宋诗选本是文人对宋代有一定影响力诗人的资料及其诗歌作品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宋诗的文学接受。清代宋诗选本不少选取了王安石的诗歌,研究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情况,既能对比不同选本所录王诗的篇目,大体还原王安石名诗在清代的形成过程,又能通过一些在清代影响深远的编选者对王诗的评价,了解清人对王诗进行取舍的依据和要求,从而明确清时期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概况。

南宋襄阳王之望的经学观——以《诗经》为中心的考察

王之望的经学观主要体现在他的议论文和经筵讲义中,表达了他对一些经学问题的态度和见解,具有强烈的宗经、征圣意识,其中又以对《诗经》的阐发最为突出。他将宋代蓬勃发展的诗学理论引入《诗经》,以《诗经》“温柔敦厚”的风格作为文人诗歌创作、批评的重要原则,体现了经学和文学相融合的治学风格,并且善于借助《诗经》宣讲自己的为政理念。通过对上述内容的考察,对进一步观照南宋初年经学发展、研究风貌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桃叶”意涵辨析及其与金陵之关系

《桃叶歌》为东晋书法家王献之所作的爱情歌谣,描绘了主人公的爱情细节,折射出东晋士族婚姻形态。金陵南浦渡因其为《桃叶歌》故事的发生地而得名“桃叶渡”,后世文人多以“桃叶”代称“桃叶渡”,这又为“桃叶”增添了离别相思的意蕴。陈隋之际,《桃叶歌》曾被时人作为陈亡的谶语,此后以“桃叶山”等金陵地标怀古伤今、感慨兴亡的作品亦以“桃叶”代指其名。从王献之与桃叶的才子佳人爱情,到“桃叶渡”的离愁别绪,再到“桃叶山”的感慨兴亡,三种情感之所以能够被统合于“桃叶”一词下,其原因即在于它们均与金陵地区有直接关系。“桃叶”之典由于其意涵的丰富而见于各类文体之中,其故址作为金陵文化的一部分得以留存至今。

“王荆公体”特征新论

王安石晚期作品特别是绝句,在艺术表现和审美风格上最为成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被称为“王荆公体”。这些作品奠定了宋调的基本特征,又与苏、黄诗有着不同的风貌。当苏、黄等人正将宋调特征推向极致的时候,王诗晚期绝句却在呈现宋调特征的同时表现出向唐诗复归的倾向。“王荆公体”的独特风貌主要表现为精丽圆熟、生新工巧的语言特征,秀丽密集、轻灵明快的意象特征,清新淡远、空灵明净的意境特征,含蓄蕴藉、深婉曲折的风格特征。

北宋王詵書畫鑒藏印記考述

王詵,字晋卿,是北宋開國功臣王全斌之後,尚蜀國長公主駙馬都尉,好書晝鑒藏,藏品頗豐,于私第之東專築寶繪堂,以蓄其所有。考察發現,王詵經常在其所收古書名畫上鈐蓋奇形異制的鑒藏印記或者花押以作收附。王詵鑒藏印記的“好奇”“求異”之風與其書晝審美趣尚和鑒藏觀念是一致的。此外,王詵還以偽刻的他人鑒藏印記,亂鈐書晝,以次充好。

新见《宋天文书》本《步天歌》考

新见上海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藏抄本《宋天文志》十五卷,书后均附有一未见披露过的佚名撰《步天歌》。经考订,《宋天文志》实为北宋王安礼所撰《宋天文书》,而《步天歌》非原书所有,乃明人附录于后。校订考核《宋天文书》本《步天歌》,知其文本内容与通行《丹元子步天歌》迥异而自成体系,所记星官数符合陈卓定纪之二百八十三官,保留了较多三家星内容,其撰作时代当晚于隋唐之际《丹元子步天歌》,约在宋明之间。新见《宋天文书》本《步天歌》为理解《丹元子步天歌》的流传与影响,考察从三家星系统到三垣二十八宿体系的星官体系转型,都提供了重要材料。

王国维音乐教育观对“乐教”思想的继承与新解

王国维重视音乐教育,他的音乐教育观体现了培养“完全之人物”的时代思潮。他继承了儒家以乐教立人的传统,并结合叔本华哲学对纯粹“美术”价值的关注,强调音乐教育的审美属性,提倡音乐的天然之美,对“乐教”作出新解。针对教育界新兴的“学堂乐歌”课程,他以小学校“唱歌科”为例,指出音乐教育具有增进知识、调和情感、提振道德的作用。王国维的音乐教育观,为传统“乐教”思想赋予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内涵。

唐宋审美转型中佛禅“空”境的文学书写新变——以王维和苏轼为中心

在唐宋审美转型背景下,王维与苏轼诗词中对于佛禅“空”境书写的新变,从写作手法、审美意蕴和内在精神追求三个层面,折射出佛禅“空”境文化气质的唐宋变化。王维通过以画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自我与宇宙万象浑然天成,圆融无碍,蕴含着一种空灵蕴藉的灵动之美,充满对宇宙自然世界美的发现的一往情深,是王维诗歌禅意盎然的重要体现。苏轼采用以禅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则大多于世事沧桑的自我人生经历中,伴随着对宇宙人生空幻寂灭的持久体验,始终关注对自我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从而使其诗词中的“空”境,在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空幻寂灭之悲剧色彩的同时,也蕴含着性命自得的内在精神追求,具有较强的禅理意味。

双重视角的交替与穿插——论王安忆《长恨歌》的叙事特色

王安忆的叙事能力处于不断生长的状态,长篇小说《长恨歌》的叙事采用独特的叙述视角,将叙述者和鸽子置于全知视角与有限视角的转换下双线并行勾勒上海都市的历史变迁,细述人物内心最细微处的情感波澜。双重视角的交替与穿插,使叙述者保持充分的客观性,又不乏以一种贴近世俗、审视生命的叙述智慧去关注王琦瑶式的女性而流露出的温情,带着悲悯的情怀揭示这一类人的生存精神。

破与立:王若虚的唐宋诗观

金代为唐宋诗概念形成期,王若虚则是金代诗学由宗宋向宗唐转变的关键人物之一。“国朝文派”谋求金诗的自立,贞祐南渡后又进一步破除了诗坛的不良习气。王若虚立足于金代诗坛百年“破”“立”场中,肯定宋人之立,激烈批评江西诗派,以求破除金南渡后浮靡尖新的诗风。同时他超越北宋诗学传统,宗尚唐代,剥离黄庭坚与杜甫的师承关系,对宋人多有贬抑的白诗表露出强烈偏爱。无论是对宋诗贬中有褒的态度,还是开始有意识地宗唐抑宋,都表现出王若虚对金代诗风急需破弊除陋的超越意识。

王允晳生平事迹考辨及诗词平议

清末民初闽籍著名词人王允晳生平事迹有模糊之处,兹在考订其事迹基础上,重新为其拟订小传。王允晳诗多学宋诗,生前得享大名,他意欲以诗人之名传世,其实他的诗缺乏创造性,与其诗名并不相符。他的词却极为成功,他是清末民初学习宋末词人最为成功的闽籍词人,有“小令圣手”美誉。王允晳词的取径,论者议论颇多,或云学王沂孙,或云学姜夔,或云学张炎,各执一词,且有驳议,成一大景观。他的词于王、姜、张都曾学习,最后形成自己特色,以气骨著称,可以说他的词取法张炎最多。

《金匮要略》成书新考——兼论宋以前整理者对张仲景原文的增改

文章通过考察唐以前史志目录及医学文献中有关张仲景著作的记载,发现今本《金匮要略》在北宋校正医书局开始校正之前,便已经过历代整理者的更名、增删和校改,成书过程极为复杂。提出关于今本《金匮要略》成书过程及成书年代的正确表述应为:北宋王洙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是一部以张仲景著述为主体,经宋以前历代整理者增、删、校、改,成书于唐以后的医学著作;《金匮要略方》是北宋校正医书局在《金匮玉函要略方》的基础上重新整理、校订而来的,初刊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其成书年代为北宋。

襄阳豪族与刘宋大明土断新论

刘宋孝武帝时,襄阳豪族的豪族经济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刘宋朝廷若要通过土断获得更多承担赋役的编户小农,只能从上游襄阳地区着手。大明土断中,主持土断的王玄谟极力迁就襄阳著姓家族的利益,而对当地土豪、流民强制著籍。“九品以上租”政策威胁到了襄阳著姓的经济特权,因而招致他们的强烈反抗。大明土断后,四方民户的不断流入,襄阳豪族经济得以持续发展。襄阳豪族凭借地理优势,从丝路贸易中获取了大量经济利益。

文献丰富,义理淹洽,经集互证之典范——评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

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一书,深刻分析了汉赋与诗经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论证扎实,文献详赡,合理利用量化统计,充分挖掘文字表述背后的丰富意蕴,具有辩证思维,且注重还原文学生态,剥离层累积淀,揭橥了理论范畴的原始涵义与时代新变,对赋学、诗经学、乃至古代文论、文体学研究皆极具启迪意义。

汪榕培《诗经》英译中的“赋比兴”

在本研究中,笔者采用了叶嘉莹的心物论作为研究方法,将“心”理解为作者的主观认知和表达方式,将“物”理解为原文中的环境、背景等客观要素,以分析汪榕培的《诗经》翻译。通过主客观的统一,探讨汪榕培译本的准确性、贴近度、对于《诗经》研究的意义等方面的问题,以期对于汪榕培的《诗经》翻译以及《诗经》研究领域做出一定的贡献。在传统诗学中,作为“诗之法”的“赋比兴”手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艺术表现方法,而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且具有特殊性的诗学理念。汪榕培的译本很好地把握住了英文诗歌的结构和节奏,使得原文中庞杂的画面变得整洁和有条理,这是其译诗的难能可贵的优点。

汪藻《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所见两宋之际政治格局

《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是汪藻奉命以元祐皇后之名书写,宣告天下由康王赵构继承大统,实为收拢人心、维系赵宋统治的四六文。此书客观反映了两宋之际政治格局:就赵宋内部状况而言,“中原无主,暗流涌动”,传统的赵宋王朝统续存在不稳定因素;从南北政权之间、伪政权与赵宋政权之间来看,“金强宋弱,金进宋退”,金朝的强盛与宋朝的孱弱形成鲜明对比。在此格局的影响下,赵宋君臣亦展现出“期盼中兴”和“渐进保守”的复杂政治心态。

程昉:一个熙宁改革的样本

程昉是熙宁改革时期一个典型的事务型官僚。他被宋神宗提拔,被王安石知遇,从事工作类型多样,以农田水利为主。程昉参与变法的作为有成功之处,也有诸多问题,饱受反对派的干扰与打击。程昉的经历体现出熙宁变革在地方的推行情况以及改革面临的困境。程昉是神宗熙宁变法的一个经典样本,从中可以略窥北宋王朝改革的样貌。

再次遇到王船山——兼评程志华教授《宋明儒学之重构》

程志华教授新著《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在四个方面颇有新意。就本体论讲,作者以“太极”作为王船山哲学本体,以“太虚”“天”“太和”“道”作为“太极”不同角度之言说;就历史哲学讲,作者以“进化”为基底,以“循环”为开展,提出王船山持“基于‘演化’的循环历史观”;就儒学史定位讲,作者基于“三期说”给出王船山哲学乃对原始儒学之“正”、宋明儒学之“反”而明末清初儒学之“合”的定位;就研究方法讲,作者探讨了“内在诠释”及哲学诠释的“道”和“术”,体现出强烈的方法自觉。这些方面对于王船山哲学的进一步开展具有启发意义。

南宋忠州守《王兴孙墓志》考释——兼论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世系与兴衰

王兴孙为两宋之交巴蜀地区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生平事迹罕见于史籍。荣州出土的《王兴孙墓志》对其家族世系、生平概况、为官历程有较详细的记载,据此墓志可解开南荣“义门王氏”家族世系之概貌。结合家族其他人物墓志及传世文献,可考察唐末两宋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兴衰历程及王兴孙相关史实。

清末王安石诗的接受与阐释——以梁启超评点《王荆文公诗》为例

清末王安石诗歌备受关注现象,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诗学思潮有关,但更离不开梁启超的参与和推动。对《王荆文公诗》的评点充分体现了梁启超对王安石诗歌贡献的肯定。通过梳理该书籍的评语可以发现,梁启超着重阐发了王安石诗与韩愈、杜甫之渊源关系,同时对王安石诗的风格,如字韵的使用、句法、章法等方面予以较全面评价,对王安石诗意境之美和诗歌中的人生况味亦多有索解。总之,梁启超高度认同王安石对宋诗的贡献,对其诗歌成就评价极高。由此可见梁启超与王安石在诗学主张及风格追求上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