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隶融楷”与“意涉瑰奇”——从王铎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论其浪漫主义书风

王铎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表现出与其行草书迥然不同的格调,本文首先通过图例分析,探讨其中“篆隶融楷”与“意涉瑰奇”的艺术表现。其次结合晚明好古炫博的艺术生态,对王铎小楷精研字法表现、崇古而不泥古的浪漫主义书风进行考论。王铎对文字正脉的追求,可谓在衰颓、动荡时代中的浪漫主义理想与主体价值的“呐喊”。

由《吴养充墓表》看王铎小楷对二王书法的继承

《吴养充墓表》碑版书丹小楷作品刻于明朝万历年间,为王铎最早的存世作品。由于王铎早期书作存世相对较少,故《吴养充墓表》小楷入碑的稀有性、碑面的完整性及其后期书风的巨大差异性为王铎早期小楷书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文章以王铎《吴养充墓表》为切入点,以王铎在小楷中师法“二王”为研究对象,对王铎早期小楷书风进行梳理与研究,兼及历代书家对王铎师法“二王”的研究品评等,可以看出“二王”书法对王铎早期书风影响颇深,这对于进一步完善王铎书风演变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亦可为书家书风演变历程的研究方法提供参考思路。

再论司南是磁勺吗?——兼答戴念祖先生

自从1948年王振铎提出古文献中的司南是磁勺后,此观点即被普遍接受。笔者从1956年开始对此提出质疑,1985年又提出司南可能既是北斗又是官职之说。最近戴念祖着重引经据典以证明司南确是磁勺,并批驳北斗说。但是他的分析和对文献的理解存在许多问题。文章以对戴文的答复方式进一步阐明司南为磁勺说的质疑和北斗说的根据。

王铎(1593-1652)与集王字碑

自唐高宗朝僧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成后,集王成为一时风气,影响波及北宋,后渐趋式微。明末清初金石学振起,古代集王字碑的发现、著录与评价是其内容之一。在这一学术史背景下,北方地区的一些碑志中出现集王风气的复兴。王铎就是其间一位关键人物,除了他本人书碑常准绳于古代集王字碑之外,亦影响了身边一些友人,他甚至还为友人介绍刻工。王铎参与集王字碑的兴趣,与其《圣教序》研究者的角色、尊崇二王的书学取径以及较量前贤的心理有很大关系。

从王铎死因看晚唐藩镇之祸及落第士人的心态

中和四年 ,新任义昌节度使王铎在赴任途中 ,被魏博节度使乐彦祯之子从训劫杀。这一事件是唐王朝在面临崩溃之际 ,中央政府与藩镇之间 ,以及朝中权贵与广大寒门士子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文章试图从王铎死因入手 ,对晚唐的藩镇之祸及广大落第士人的心态进行简要的剖析 。

王铎与弘光政治

王铎是南明弘光时期政坛上的重要人物 ,但其此际的政治活动却颇为人非议。本文对王铎入阁的原因、与伪太子的关系等进行了考评 ,驳正了一些因袭以久的错误观点 ,并对其调和内部党争 ,反对弘光荒淫及马阮误国等事迹进行了梳理 。

论词场才子之曲与明中叶散曲之复兴

明中叶散曲的复兴,并非如诸论家所言是康海、王九思等北派曲家在前,而是陈铎、王磐、唐寅等南派曲家在前,正是这些词场才子在成化、弘治年间的散曲创作最先促进了明中叶散曲的复兴。他们的散曲作品多属词场应歌之曲,内容以闺情与艳情为主,市井气息较浓,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青楼文学。词场才子之曲之所以在成、弘时期的江南一带兴起,与时代思潮的变化和竞逐繁华奢靡的社会风气有密切关系。

嗣响七子 熔铸众长——王铎诗学思想简论

王铎为明清之际诗坛大家,其论诗承袭七子之说,重扬现实关怀精神与盛唐高格,以矫公安、竟陵及清初宋诗泛滥带来的琐屑流易与纤弱之弊,然又对李贽、公安、竟陵等各家诗学兼收并蓄,以救七子拟古之失,体现出一种兼综势态,代表着格调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明清诗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身任狂愚惟爱拙,诗同兄好亦矜奇”——论清初孟津诗派之王鑨兼及与王铎之比较

明清之际的孟津诗派,是以王铎为旗帜、以王氏家族和姻亲为主的诗文化圈。王鑨作为孟津诗派的重要一员,与其兄王铎皆以诗文托性命,时时流露出狂愚、守拙之意。在明清之际的诗人群体中,颇具特色。从铎、鑨兄弟二人的文本来看,在体裁与主题、感受与表现以及时空意识方面,他们一个匡时济世,驰骋于战火;一个漂泊孤凄,独行于乱后。与明末身居高位、经历波澜壮阔的王铎不同,王鑨于清初开始宦游,在感受与表现方面,更注重内在的感发。这也表明一个时代的背影渐去,诗人们人生关怀的目标亦由社会政治转向自我生命,将外向的社会批判转向了内向的悲情聚敛,将动乱战争的悲壮主题转向了文人普遍具有的自我意识,呈现出大时代背景下不同的人生轨迹、与之相应的创作心态,以及心理动因。

《聊斋志异》之“异”与王铎傅山书风之“异”的根源探析

蒲松龄之《聊斋志异》于写作手法上一改唐宋以来志怪小说渐趋白话的历史发展潮流,而重启魏晋志怪小说的古文写作风尚,所谓“志异”之“异”即在于此。这种标新立异的创作理念与实践,与明末清初书坛王铎、傅山之张扬个性、追求新异的书风可谓异源而同流。分析这两种艺术形式出现的内在原因,对认识《聊斋志异》在艺术上独树一帜的特殊性和王、傅书风的特异性,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传扬文化——改朝换代时仕宦文人的另一种选择

仕宦文人,是中国封建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政权的更替,自然就成了仕宦文人的化学试纸,或者一捧上天,或者踩入地底。后来的评判者,多从政治道德而推及个人人品,很少把仕宦文人的生命和文化传承联系起来进行考量。本文通过史实说明,仕宦文人忍辱惜命,对传扬文化更为重要。

高古雄强,奇敛生姿——空间与节奏在王铎草书中的艺术凸显

王铎的草书创作,手法上擅用涨墨,显得由浓到淡、由湿渐干,形成了强烈的节奏感;章法上以茂密取胜,结字俯仰翻侧、欹斜反正,有着极强的白疏黑密的空间视觉效果;用笔上精微深入,加上结字、章法、墨法上的丰富变化,成功地解决了大幅作品"耐看"的难点,使书法的形式美得以更深的开掘,为明代书法演奏出一个响亮的尾声。

王铎绘画浅识

王铎是明末清初的书法名家,也是颇具独特风格的文人画家。他特殊的个人经历贯穿在他的绘画当中,从简淡高远的笔迹到冲淡平和的意蕴,表现了他寄情山水、超然物外,以笔趣"卧游"的精神追求。

论王铎诗歌的意象与色彩

王铎于诗歌、书法、绘画皆有造诣,非凡的艺术气质和审美敏感,使他与一般的诗人不同。王铎诗中丰富的色彩和意象,如泼墨挥洒,铺设出冷暖色调,并构成了一个惨烈与恬澹、诡谲与旖旎交织的诗世界。

王铎的心灵轨迹

王铎备受争议,皆因降清。然其内心曲折,少人详察。通过探寻其人生轨迹,解读其心路历程,还原一个少年学书剑、悲心感壮图的有志之士,体悟其永夜怀明主的委婉情怀和深刻自省的生命意识,揭示其人生哲学。

王铎草书影响研究

王铎草书在明代晚期、清代前中期及现当代的国内外书坛有重大的影响。在晚明及清代前、中期,受其草书书风影响较大的书法名家有傅山、龚鼎孳、许友和朝鲜的李匡师、曹允亨等;在现、当代,王铎草书对日本、中国书坛不但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对日本的村上三岛、古谷苍韵、木村知石和中国的林散之等书法名家影响至大。

南明阁臣王铎“贰臣”命运源释

在明清易代之际,身为南明弘光政权内阁大学士、位居次辅的王铎,因率众归降于清朝而成为后世数百年来人们讥议不已的贰臣。王铎之最终成为"贰臣",既与其坦荡简易、不设城府的个性、久耽于文学艺术而注重现实感受、疏于政治理性的思维倾向有着直接关系,更与其在晚明腐败政治环境中日益感到人生追求和政治信仰迷茫有着紧密联系,而清初政治上压制和利用明遗臣的特殊需要则最终将他作为牺牲品而置于"贰臣"境地。

19世纪中国人口观的差异——汪士铎与薛福成之比较

汪士铎与薛福成分别在19世纪中、晚期提出的人口思想代表着当时中国人口理论的发展程度及基本构成。汪士铎主张严峻而多途径的"治乱"之法以解决绝对过剩的人口,薛福成主张导民生财即发展资本主义以解决相对过剩的人口。

王铎草书风格形成探析

王铎是明末清初最具代表性的草书大家。他将"二王"一脉的优秀传统与自身革新精神的创造性相结合,一改元明以来的平正书风,代之以雄强恣肆的"连绵草"风格,倾泻个人情怀,开创了"二王"流派书风的新范式。王铎草书风格是虔诚的崇古、厚实的功力与高明的临摹创作方法综合的结果,是个人心绪的一种折射。他借书法浇胸中苦闷,强化各种对抗因素对比,丰富了传统的艺术语言,并以雄强、苍郁、恣肆、畅达的书风直抒胸臆。王铎以其独特的书风和成就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尚态”的极致——王铎草书在明代草书史上的地位分析

有明一代,帖学盛行,行草书法硕果累累。明人的书法创作"尚态",王铎草书在结字的正奇对比、字间的生动联系、墨法的润干对比等这些特别能表现"尚态"效果的形式手法上都达到了明代的极致,因此,他是明代草书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草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