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诗学视域下对刘笑伟、陈人杰诗歌评点的应用

王夫之是我国古代成就卓著的美学家,其美学思想的成熟性在他的诗学领域可见一斑。他的诗学本体论主要体现在对诗歌“志、情、理”关系的辨析以及对“诗以道情”原则的肯定上;诗学结构论是对本体论思想的进一步扩展,主要包含“情景关系”说和“韵意不双转”学说;诗学中的美育思想则体现在对传统儒家诗学“兴观群怨”理论的进一步发挥上,肯定诗歌“动人四情”的美育作用。通过运用王夫之诗学理论比较评价当代诗人刘笑伟、陈人杰的诗歌作品后发现,首先,两人有大多数诗歌处理好“志、情、理”的关系,并且遵循“一意说”原则,如刘笑伟的《军营观月》和陈人杰的《山海间》等;也有部分诗作未处理好“志、情、理”之间的关系,如刘笑伟的《茶杯风暴》和陈人杰的《朝思》。其次,刘笑伟的一些诗作在情景关系上处理得并不一致,如《军营观月》《雪线巡逻》与《早樱》,而陈人杰的《在山海间》和《与妻书》等诗作在情景关系上处理得很好;在“韵意关系”的处理上,陈人杰的《与妻书》处理得很好,而刘笑伟的《坐上高铁,去看青春的中国》欠佳。最后,两位诗人的诗作如陈人杰的《山海间》和刘笑伟的《坐上高铁,去看青春的中国》等,大都具有“动人四情”的美育作用,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不法之法”:论王夫之诗法论的内涵与得失

诗法论相当于创作论。相比于情景论,王夫之的诗法论是一个较少被学者关注的论题。王夫之反对律诗创作的定法与成法,称其为“非法之法”。在八股文理论对诗歌创作的深度影响下,他否定制义学造成的“死法”;在格调派占据主导地位之时,否定格调派造成的“死律”。王夫之提倡“不法之法”及与之相关的“意脉”说、“一气”说、“一意”说,主张“以古诗作律”。从实践角度而言,王夫之的诗法论有符合诗歌创作规律、突破旧说的一面,也有标准过高、难以践行的一面。从思想基础来看,王夫之诗法论有深厚的哲学基础,拓宽了中国古代诗法理论的阐释空间。

天命与成人:王夫之人性论新探

《中庸》首句先验地揭橥人性源自天命,因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故人之超越维度由此可得确证。王夫之结合《周易》中的天人生生关系论,以天作为性的唯一原初所在,超越了理学的“天命—气质”二元化人性论。他又强调了现实中的时间性,融合形而上与形而下,将视阈朝向未来,提出了“日生日成”的人性一本生成论,即人之性本于天,继而还需通过后天不断上合天道的修习而成。先天后天一贯不可切断,体用相通,这给儒家以“天人合一”为目标的成人说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也是把握王夫之发展理学义理的一个关键所在。

王敔《蕉畦字溯》探析——兼谈对其父王夫之文字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王敔的《蕉畦字溯》分为四卷:“辨微”卷以《说文》释义为标准,明确文字的正确用法;“订别”卷和“正误”卷以《说文》字形为标准,认为后代新造异体字和字形演变造成的异体字都是别字误字,应当订正;“字书误读”卷以《集韵》所注反切为标准,既纠正民间误读,也纠正不合反切的语音演变,目标是追溯文字的正确使用、书写和读音。《字溯》虽然在形式、内容和思想上都存在一些不足,但继承了王夫之宗尚《说文》的文字学思想,也继承了其探讨字际关系的视角和方法,还建立起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文字学研究框架,推进了王夫之的文字学研究。

典范建构与文化自信:杜维运对王船山史学的现代阐释及其价值

杜维运以王船山史学为突破口,寻求中国史学衔接西方、走向世界的可行路径。他从历史语境、思想传统、时代趋向等角度对王船山史学进行系统观照,探赜王船山史论的精神基源、思想脉络与史学价值,从而把它与一般文人史论划清界限。他从中西比较视域对王船山的史学研究方法与历史阐释艺术进行类型分析、功能阐释、价值评估,揭示王船山在史实归纳和历史阐释方面的杰出造诣,彰显王船山史学的当代性和世界性,有效回击了西方史学的傲慢与偏见,体现出中国史学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杜维运的相关研究有效推动了王船山史学的经典化、船山学的海外传播,为中国史学的域外认同、中国文化的国际输出作出了积极贡献,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迎接西方挑战中不断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历程。

王夫之《噩梦》稿本讳字探析

楷书《噩梦》,原文共24 629字,残去129字,是现存不多的王夫之手写文献之一。从用字角度看,《噩梦》遵从崇祯三年颁布的国讳,避了“照”“常”“洛”“由”“校”等字,避了“朝”“聘”等王氏家讳,不避清代国讳“玄”字。这真实地反映了王夫之避讳的具体情况,也反映了王夫之坚守明代遗民身份的书写状态。

王夫之对老子思想的批判及其意义

王夫之对老子思想总体上持批判态度,这主要体现在紧密相联的两个方面。一是老子的哲学观。王夫之认为老子哲学的致命缺点在于道与物的分离,其次老子的动极必返及道用其弱这二者有其局限性。二是老子的社会观。老子的无为而治,实际上是无所事事而待物自成,它抛弃了儒家的仁义礼乐,是毫无社会责任感的冷漠与自私。不仅如此,老子在处世中,多有“机诈”之心。王夫之力图还原老子思想的本来面目,对其优缺点作了较客观的分析,尤其是对老子思想缺点的认识,在老学史上最为深刻和系统,对其批判也最为彻底,这对于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由空谈心性命理向经世致用方向转变有重要意义。

王夫之诗歌评点中“清”的内涵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第一流的学者,对古典诗歌的评论研究造诣很深,留存至今的《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中包含了丰富的诗学思想。其中,“清”作为重要的诗学概念,多次被提及,这其中固然有对以往诗论思想的汲取,然而更多地体现了王夫之对“中和”诗美理想的坚守和对明代诗歌的反思。不仅如此,“清”的内涵外延还被后世的评论家吸收,促成了诗学评论的代际转变。

船山于朱子、阳明“知行之辩”互斥模式之解构

在价值层面,朱子、阳明都企图达到知行统一之目标。在学理的架构上,朱子、阳明因时立言,其"知行"在先后上,呈互斥模式:朱子主张知先行后,偏重于求知;阳明企图扭转此局面,而倡"知行同时发动"之说,更强调"行"。船山也有知行统一之宏愿,在同情了解之后,指出朱子、阳明二人均重知而轻行,随后赋予知行之"先后"以"缓急"的内蕴。在理论架构上,船山主张"知缓行急",将行作为知的目的与归宿,无分先后,解构了朱王二人的知行观,化解了其互斥模式,力争使得知行统一在学理上成为可能,亦试图求得圣人原意,使得己说不止于因时立言,而赋予其"千万年语"之意涵。

王夫之对宋儒“寻孔颜乐处”的反思与发展

“寻孔颜乐处”是宋儒热议话题之一。周敦颐教二程“寻孔颜乐处”,二程道出“孔颜乐处”之意涵;朱熹继续探求“乐”之功夫,并与陆九渊在寻“孔颜乐处”的径路上产生分歧,出现了“博文约礼”与“克己复礼”功夫论的分野。王夫之指出孟子同于孔、颜,三圣一揆,其乐相同。其后,王夫之在学术史层面“及孟子之乐”,扩充了孟子乐处的意涵,并上溯张载,修正程朱、陆九渊内向收敛的寻乐功夫,代以身心与政事交养之径路。此外,在思想史层面,王夫之进一步加强对宋儒“道”优于“治”与以“道”屈“治”的反省,以纾解治统与道统之张力,为后世儒者寻“乐”别开生面。

形而上与形而下:后形而上学的解读——王船山的道器之辨及其哲学意蕴

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者 ,王船山对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区分作出了不同于宋明儒家的理解。他的理解主要从两个前提出发 :第一 ,之谓与谓之之辨 ,通过这两个语词的区分 ,王船山明确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不是世界固有区域的客观划分 ,而是根据主体的存在方式才作出的主观性划分 ;第二 ,有无与隐显之辨 ,通过这个讨论 ,王船山告诉我们 ,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别是隐显之别 ,而不是有无之辨。王船山对形上、形下的如上解读意味着把哲学之思从形而上学框架内解放出来的努力 。

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影响下的精英人物

湖湘文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从广义来看,是指自古以来陆续生息在湖南的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创造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之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等的总和;从狭义上看,则是指在此基础上所发展和积淀起来的文化精神。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来源于湖湘大地民族文化、学术思想及社会阶级(阶层)分野三个层面的六个子系统。这些层面系统具有的文化特质使湖湘文化构成了一个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矛盾、优劣共生的复合体。王夫之、曾国藩、毛泽东是这一地域文化精神特质所熏陶孕育的精英人物。

王夫之的身体哲学思想

王夫之乃中国古代身体哲学思想的集其大成者。这种集其大成,表现为他通过对道进行了一种现象学和实践论的还原,使作为宇宙本体的身体在中国哲学视域里得以真正彰显;表现为他通过向这种本体论身体的回归,使阴阳概念所固有的男女性质得以生动体现;还表现为随着对身体及其两性的肯定,在其学说里一种生命化的时间的推出成为理论之必然。凡此种种,都使王夫之学说以其鲜明的身体哲学特色迥异于先前宋明的心体哲学。故王夫之哲学的推出,既是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理学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彻底纠拨,又实开回归中国古老的身道传统的明清"后理学思潮"之先河。

王夫之哲学的实学精神

在明末清初中国学术由宋明理学向清代实学的初步转型中 ,王夫之建立了以务实、重行为基本特征的哲学体系。王夫之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理论成果 。

王夫之诗学中的“宾主”说

在 2 0世纪的王夫之诗学研究中 ,“宾主”说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王夫之的“宾主”说主要是指诗人在创作中处理心与物或情与景的关系时所应依循的原则 ,是以宾主融合 (与情景妙合相一致 )为最高境界的艺术理想。探讨“宾主”说 ,有助于把握王夫之的“情景交融”论 ,有助于认清他的诗学的真面貌。本文试对王夫之的“宾主”说的理论渊源和基本内涵加以具体阐释。

从《读通鉴论》看王夫之史论中的君本与民本思想

王夫之对君本与民本的思考以《读通鉴论》阐释得最为透彻。诸多史论表明,王夫之是一位坚定的尊君主义者,但这个尊君是基于君臣父子的生民功能和秩序意义,尊君思想和民本思想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王夫之的尊君并非指向君王本身,而是君权背后的天定神圣秩序,这使得尊君超脱了君王个人的贤愚昏明等状况,达到了一种更为抽象和宏观的理论层次,极大地深化了尊君意识,然而由此带来的弊端也是王夫之和整个儒家在农业宗法社会下所无法破解的。

王船山《春秋》解经学探微

船山对《春秋》的解释别具特色:一方面,他探求孔子"属辞"的深意;另一方面却强烈反对立"例"以说经。复次,在他看来,孔子修《春秋》是因鲁史之旧文,并且有一部分特意保留了鲁史之旧,比如鲁史因怠惰而阙略者孔子不更加补苴;鲁史因产生了忠敬哀悯之心而记载特别详细者孔子亦不加删削;对于一些犯罪者,孔子甚至"如其意而书之",此可谓"不修之修"。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理解《春秋》时,不能把每一条都直接看作是圣人的教诲,而是有时要正着读,有时要反着读。这种别具特色的解经方法也出现于《诗经》、《周易》等。船山还区别了大义与微言,认为大义的坚守比微言的阐发更为重要。这在明清之际的春秋学中都是比较有特色和意义的。

船山崇祀与近代湖湘地方文化建构

近代湖湘文化的崛起是与湘人有意识建构地方文化的努力分不开的。王夫之作为可资利用的地方先贤和学术偶像,受到湘人的极大关注与推崇,通过刊印遗书、讲求船山学说,崇祀为地方偶像,并最终将其列入文庙祀典,船山思想内涵得以光大,并作为地方文化建构的有利质素,逐渐融入湖湘文化精神中,成为区域文化的一部分。船山崇祀作为地域社会建构自身文化体系和象征系统的一种话语,极大地促成了湖湘文化在近代的辉煌和成功。

王船山《论语》诠释中的理气观

船山对理气的说法不少同于朱子 ,但船山不像朱子那样往往用实体化的理解或说法处理有关理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 ,船山与元明时代理学关于“理”的理解的“去实体化”发展是一致的。而船山理气观与朱子学的不同处 ,更多地在于船山运用其理气不离的观点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讨论 ,在这些讨论中可明显看到 ,凡朱子学表现出重理轻气的地方船山必强调气 ,凡朱子学言气离理的地方船山则注重理 ,凡朱子学的说法中容易把理气变成各自独立的二物之处 ,船山必定强调理气合一。故船山理气观的要点应归结为理气互体 。

神理凑合,自然恰得——王夫之“情景”论新解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情景"论始自先秦。从宋代到明代,情景理论成为许多批评家关注的中心。但是在论述情与景的关系时,大部分都是从诗歌的外部形式结构方面来谈的。王夫之的情景理论以他对"神"、"理"的理解为基础,情与景的浑然无迹,就是"神理凑合,自然恰得"。对于"神"、"理"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必须追溯到他的哲学思想。王夫之的诗学观是其哲学思想在诗学领域里的延伸。他的诗学思想之所以深刻、富有独创性,也正在于此。他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完成了对情景理论的全面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