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建立前后的内部反曹集团研究

曹魏建立前,在曹操控制的东汉政权内部先后产生了以董承、金祎、魏讽为首领的三个反曹集团;曹魏建立后,在曹魏内部又产生了以司马懿为首领的反曹集团。曹魏内部频繁滋生反曹集团的深层根源,在于曹操的政治行为违背了儒家忠君的政治道德,引起忠汉派的反对。曹魏建立后司马懿反曹的直接根源在于其对曹操的极度仇恨,司马氏逐渐成为反曹集团的领袖人物。东汉末期反曹集团发动的数次未遂政变,迫使曹操不敢轻易称帝,被迫大力整顿内部,反曹集团客观上援助了刘备、孙权的抗曹活动;曹魏建立后形成的以司马懿父子为领袖的反曹集团,通过发动高平陵事变,成功夺取了曹魏的中枢大权,奠定了司马氏代魏建晋的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由北方政权完成国家统一、结束南北分裂的时间。

张载“六有”的历史传响与诠释理路

张载的“六有”是与其“四为”同等重要且相辅相成的经典名句。两宋至明清时期,中国、朝鲜理学学人或取“六有”以名斋,或将“六有”题之于壁,给“六有”以高度的评价,将“六有”作为修身的座右铭。在传述的诠释过程中,“六有”的内涵不断得以丰富深化,形成了以朱熹、吕柟、李颙、李德馨、李惟泰等人为代表的总说式,以叶采、韩邦奇、林象德等人为代表的分疏式,以王植、李玄逸、金谨行等人为代表的结构式三种诠释模式;并与“四为”“二铭”等文本相互贯通,构成了张载思想体系中实修工夫的经典文本和修身规范。考察“六有”在历史上的传述影响、诠释理路和丰富内涵,能为进一步发掘其思想内涵奠定基础。

魏野《东观集》版本及相关问题考述

魏野《东观集》在传世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版本系统。历代目录书的记载及目前存世版本,以七卷本和十卷本两个系统为主;二卷本、三卷本的说法,与《东观集》的成书和魏野先前刊行的《草堂集》有关;一卷本是收录于《宋百家诗存》的一个选本。

胃动方对肝郁脾虚大鼠模型胃肠运动作用的影响

目的 :观察中药胃动方对肝郁脾虚造模大鼠胃肠运动的影响。方法 :通过建立肝郁、脾虚大鼠模型 ,对比观察胃残留率 ,小肠推进比 ,血浆MTL、SS变化。结果 :肝郁脾虚造模使大鼠胃残留率增加 (P <0 .0 5和P <0 .0 1) ,肝郁时小肠推进比下降 (P<0 .0 1) ,脾虚时显著增加 (P <0 .0 1) ,血浆MTL水平在肝郁脾虚时下降 (P均 <0 .0 5 ) ,脾虚时血浆SS增高 (P <0 .0 5 )。胃动方可降低两组异常增高的胃残留率 (P <0 .0 5 )和P <0 .0 1) ,促进肝郁大鼠小肠运动 (P <0 .0 1) ,抑制脾虚造模引起的小肠运动亢进 (P <0 .0 5 ) ,提高肝郁大鼠MTL水平 (P <0 .0 5 ) ,降低脾虚大鼠SS水平 (P <0 .0 5 ) ,胃动方促进非造模大鼠小肠运动 (P <0 .0 1)。结论 :肝郁造模大鼠胃肠运动抑制 ,脾虚时胃肠运动失调 ,中药胃动方能够通过调节血浆MTL、SS水平变化 。

雷州半岛无瓣海桑恢复生态生产力的研究(英文)

无瓣海桑作为潮间带红树林外来树种,在有长年淡水排放条件的中高潮间带红树林生态恢复生境中具有优良速生特点。2001年5月对雷州半岛附城岚北的6年生无瓣海桑人工林进行了调查,林地样地和标准木调查结果显示,该人工林年平均树高生长为2.03 m,年平均胸径生长为2.35 cm;地径与胸径呈极显著相关性。标准木单株总生物量干重为95.647 kg,群落单位面积生物量为22.955 kg/m2;地上生物量与地下生物量之比为1.60;当年平均生物量积累为9.337 kg/m2;单株材积为88.23 dm3、当年材积的年生产力(PA)为0.407。群落单位面积热能积累为424.851×103 kJ,年太阳辐射能固定成生物量的转换率为40.68 ×10-7%。结果表明无瓣海桑在红树林树种中具有突出的高生物量生长积累特性,应作为我国南方海岸滩涂的优良速生造林树种加以推广。

伴刀豆素A对红细胞在切变流场中取向的影响

红细胞流变特性的研究已成功地应用于临床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心脑血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更是引人关注。红细胞在切变流场中的取向能力虽然仍处在基础理论研究阶段,但已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本论文报道了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和激光衍射技术研究伴刀豆素A对红细胞在切变流场中的取向和变形的影响。结果发现:伴刀豆素A与红细胞膜带3蛋白表面的糖链结合后会引起红细胞变形指数(DI)和取向指数(OI)的改变,并且OI指数反应更加强烈。该现象对临床诊断和治疗都有重要意义。

晚明书画艺术的情感本性观念考论——以徐渭和董其昌为主要考察对象

晚明人文思潮推动了美术领域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意识的标榜,致使以画寄情的文人画相当繁盛,直抒性情的书法异军突起,书画理论成果显著,艺术的情感本性在晚明文人书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出现了徐渭、董其昌等一大批著名的书画家、书画家兼理论家。他们在书画艺术中强调艺术家自然性情的抒发和主体精神的彰显,突出对笔墨情趣的倡导、形式美的追求和诗书画的融合,确立了文人画的主流地位,而文人书画所特具的自娱性和抒情性特征,则进一步彰显了书画艺术的情感本性,影响了晚明以后山水画的发展与演进。

明与北元对峙格局中的洪武朝之东胜卫变迁

明朝建立后,元朝退居漠北,史称北元。东胜地区处于明与北元斗争的前沿,洪武四年,明朝先于此地初建东胜卫,洪武五年以后内迁大同,洪武二十五年复于原地增置。这一过程反映了明与北元复杂的斗争形势。洪武后期,东胜卫的存在大幅度北移了明朝的边防线,是明与北元实力此长彼消的最终产物。因此,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东胜卫变迁是明朝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对边防体系做出的合理调整。这一点对于全面理解明初北边边防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董煟《救荒活民书》的价值与历史地位评议

《救荒活民书》是南宋名臣董撰写的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有关荒政的著作,该书记述了从先秦到南宋的救荒概况。董提出了一系列救荒策略,列举了宋朝士大夫的救荒实例,该书对后世影响巨大,是中国古代荒政的滥觞之作。

以画为寄:晚明文人画美学的基本特征

晚明文人画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是 :以画为寄。它要求绘画超越其物质依赖性 ,而转向表现自我内心。这一美学理想包含“真情说”和“自适论”两个方面的具体内涵 。

唐杨收及妻韦东真墓志研究

同时刊刻的唐懿宗宰相杨收、韦东真夫妇两合墓志,详细记载杨、韦两家族望及世系,以及杨收以孤进贵、历官、为相、遭贬、赐死、平反的全过程。纠正了杨收奢华嫁女裴坦子、遭韦保陷害等史载,补充了杨收生卒年代、韦保衡助其平反等相关记载之缺,对公正评价杨收、韦保衡等重要历史人物具有重要意义,是研究晚唐时期阉宦专权,把持朝政历史的宝贵资料。

徐渭、董其昌文论比较研究

徐渭、董其昌二人深受晚明心学思想 (特别是王学左派 )影响 ,具有“狂者”精神。在文论上他们都反对前后七子提倡的复古之风 (徐激烈尖锐 ,董温文尔雅 ) ,都提倡具有真性情的文章 (徐提倡“真我”、“本色”,董提倡“淡”、“真种子”、“真血脉”、“悟”) ,但由于他们思想倾向 (徐倾向于道 ,董倾向于禅 )的不同、生活经历的巨大差异和由此造成雅俗观念的不同 。

论“东坡风度”

苏轼与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韩愈等古代大诗人相比,个性更鲜明,更受到后世欢迎;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最多的古代名人也是苏轼。这是因为苏轼全面学习、化用"魏晋风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东坡风度"。用"东坡风度"来概括苏轼的魅力,比其他任何一个词语都要恰当。后人固然学习苏轼超然旷达、爱国忧民的内在精神,但更热衷于模仿"东坡风度"的各种外在具体行为:谈玄论道、醉以忘忧、性好山水、谐谑风趣、书画怡情、医药养生、人物品评等等。"东坡风度"为历代中国文人树立了一个标准的效仿榜样,千古传颂。

《救荒活民书》荒政思想研究

《救荒活民书》是南宋董煟撰写的一部荒政专著,共三卷。第一卷"考古以证今",记述了历代的救荒事例,并阐述了作者对这些救荒制度或措施的理解与评价;第二卷"条陈今日救荒之策",阐述了宋代的救荒之法,指出了存在的弊端及改进的建议;第三卷"备述本朝名臣贤士之所议论施行",记录了宋代名臣的救荒思想及救荒实践。作为现存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荒政专著,其内容与体例均对后世的荒政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试论刘宋东宫武官制度

刘宋的东宫武官在南北朝军事逞胜的外环境和刘宋皇权不断加强的总趋势下得到了较大发展。刘宋四帝对于东宫武官制度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宋武帝恢复晋末罢废的太子二率 ,增设太子三校、三将等职官 ;文帝时二率、三校成为东宫主要武官职 ;孝武帝大力罢省东宫武官 ,削抑东宫势力 ;明帝则再度恢复东宫三校 ,并新增东宫直阁等武职。总而言之 ,宋之东宫武职呈现出明显的强弱跌宕、阶段性变化 ,这既是刘宋诸任皇帝权力强弱异势的现实表现 ,也是刘宋皇权重振之路的曲折反映。

张之洞、康有为的初识与上海强学会、《强学报》

光绪二十一年秋,张之洞与康有为最初交往于南京,张因甲午战争而署理两江总督,反对李鸿章等人的议和,康因发动"公车上书"及上书光绪帝而名声初震,此中的牵线人是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黄绍箕也参与了此后的活动。两人相会后,张之洞支持康有为办理上海强学会,并开办《强学报》。康有为的学术主张与政治见解与张之洞有很大的差别,而康在办理《强学报》时,坚守其见,与张之洞一派决裂。此是张、康关系的转折点,也说明了两人因学术分歧导致政治反目的起因。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张之洞档案",有一批新的史料可以细化此中的过程。

《春秋纬》对《春秋繁露》阐释模式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繁露》在阐释《春秋》经文内容时,并不局限于对《春秋》原意的解释,而是更倾向于近代阐释学所偏重的阐发,这恰恰也是《春秋纬》作者的用意所在。《春秋纬》在继承《春秋繁露》阐释意识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文本解读、理论重构以及文学想象等3个层面。

“为”的语法化考察

从词义、句法位置、重新分析三个方面对"为"的语法化过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为"的语法化是"为动"双宾语句消失的主要原因。动词"为"在词义泛化的基础上,由于句法位置和组合功能的变化而最终失去其原来的动词意义和在句子的核心谓词地位,虚化成表引进服务对象的介词,从而导致其双宾语结构的消失,形成新的"介.宾.动"结构。

20世纪30年代对“商资归农”活动的三种批判意见——骆耕漠、韦东、李龙门主张之比较

20世纪30年代",商资归农"活动遭到了一些社会人士的尖锐批评,骆耕漠、韦东、李龙门为其中的三个代表人物。他们的批判反映了这场活动中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各自的理论依据又不尽相同,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人对当时中国农村出路问题的思考。

奇联共欣赏 探骊得真珠——兼谈董味甘先生对重庆江津钟云舫长联的解读

清代重庆江津诗人钟云舫长达1612字的巨幅长联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长对联,气势恢弘,名扬四海,思想内容睿智深厚,艺术手法变化多姿,折射出浓郁的巴渝民俗文化与地域风情。联主神与物游,紧扣临江城楼周围景观及江津所处地域特色着笔,巧妙地以情驭理,借景抒情;立意高远,通过遥想巴蜀俊杰,来展现满腔的奇思异想;联中取自巴渝的传说,恰到好处地表露心迹。董味甘先生立足于文本对前代评点进行了再评点,其解读思考慎密、分析透彻,在综合比较、客观纠误、批判前注、另立新说诸方面用力甚勤,他视野开阔,旁征博引,熠熠生辉,自成一家,显示出深厚的学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为激发后人对楹联的热爱和追求,做出了难得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