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保障措施争端综述——兼论美国钢铁保障措施争端的解决

本文对 WTO争端解决机构 (DSB)已经审结的 6个有关保障措施的案例进行了分析 ,从中归纳出 DSB对《保障措施协议》若干主要条款的解释 ,对我们正确理解该协议的内容以及如何正确实施保障措施将有所帮助。

WTO中紧急保障措施谈判僵局及对策

紧急保障措施是WTO新一轮服务贸易谈判中的三个重要议题(紧急保障措施、政府采购、补贴)之一。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紧急保障措施的谈判一直陷于僵局,谈判各方分歧较大。从各成员方的所处地位和利益方面对紧急保障措施陷于僵局的原因进行分析,可得出解决该问题的模式,对我国在今后积极参与谈判制定服务贸易游戏规则,维护我们的利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WTO保障措施与中国保障措施的比较研究

通过比较分析,指出自1994年以来我国颁布的一系列有关保障措施的法律、法规与WTO保障措施在主要名词定义、实施保障措施的前提条件和约束条件、通知的内容、补偿和报复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

利用WTO保障措施保护国内产业有关问题的思考

自美国2002年3月宣布对部分钢材实施保障措施以来,有关国家纷纷采取保障措施保护本国钢铁产业免受其影响,保障措施已经成为新的贸易保护手段。本文分析了实施保障措施的程序和要素。提出保障措施也应成为我国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手段,建立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及时传递进口信息和产业损害信息的机制是有效实施保障措施的关键。必须强调实施保障措施的目的是便利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比较优势产业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与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直接相关的WTO贸易保护措施的对比研究

纺织产业一直是我国的优势产业之一,也是被公认的我国入世后获益最大的产业之一。但是事实表明,入世条款的限制措施已经成为我国纺织品服装进入国际市场的绊脚石。为此,详细地对比研究了WTO一般保障措施、ATC过渡期保障条款、特保机制、纺织品特别保障条款这四种与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直接相关的贸易保护措施。以期更加深刻地认清我国纺织品对外贸易的国际形势。

WTO贸易救济体系:1995～2010年回顾与评析

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构成了WTO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三大贸易救济制度和机制。通过对WTO有关这三类措施1995～2010年间的统计资料的多视角分析,我们发现:统计期内WTO成员的贸易救济呈现出"两高两低"的总体特征,且迄今仍以反倾销占统治地位,但近几年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呈上升趋势;从成员使用贸易救济的情况看,G20国家以及欧盟是使用主体,其中印度是全球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最大用户,美国是全球反补贴的最大用户和反倾销的第二用户;而中国则是受全球贸易救济影响最大也最广泛的国家,不仅自1995年以来一直处在全球反倾销第一对象国的"宝座"上,而且也是近年来事实上的全球反补贴的第一目标国。更为突出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还越来越成为保障措施特别是歧视性特保措施的牺牲品;最后,就产业影响而言,全球贸易救济措施的近一半是针对冶金和化工这两大行业的,其中以钢铁冶炼与制品为代表的贱金属及其制品行业受影响最大。

简析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对WTO多哈谈判的影响

通过对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与WTO项下其他与农产品有关的保障措施的比较分析,探究2008年WTO多哈谈判失败的原因及对我国的影响。

中国企业应对WTO贸易救济措施的有效途径

中国的国际贸易摩擦形势越来越严峻,特别是反倾销诉讼,中国企业如何采取策略应对和防范WTO贸易救济措施,是当前国际贸易研究中一个非常紧迫,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在阐明WTO有关规则和国际贸易与投资相关的基本原理的同时,提出了中国企业如何规避WTO贸易救济措施的方法,特别分析了出口型企业和有实力的企业的几种主要规避策略,指出应该采取走出去战略,积极在海外直接投资。

中澳自贸区内保障措施的实施:以WTO合规性为视角

中澳自贸协定自生效以来,双边贸易增长迅猛,由此导致实施保障措施的几率也在增加。多边贸易体制下如何在自贸区内实施双边和全球保障措施,有不同做法和合规性要求。GATT第24条并未明确授权或禁止在自贸区内实施双边保障措施,相关措施合规性风险也不大;但中澳一方若在实施全球保障措施时排除另外一方,则须符合《保障措施协议》相关条款和在争端解决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平行原则"等规则,否则其WTO合规性将受到质疑。

WTO《保障措施协议》中非歧视原则的归位

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GATT的多边保障机制起着一定的调控功能,但这种机制在运转中却屡屡失灵,其原因之一便是对非歧视原则的背离。在越来越重视"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下,这种规则失灵的局面迫切需要加以调整,应加强非歧视原则的约束力。本文探讨了WTO《保障措施协议》中非歧视原则回归的表现,并对其做出粗略的评价。

略论中国如何运用WTO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制度是世贸组织法律规则中至关重要的一项例外制度,被视为保证多边贸易体制稳定运行的“安全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出口产品规模不断扩大,竞争力也日益增强,这势必造成中国出口产品越来越频繁地成为国外保障措施锁定的目标;另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许多产业可能因外国商品和服务的冲击而遭受严重损害或威胁,正确运用WTO保障措施制度来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是必然和必须的选择。

从轮胎特保案看WTO争端解决机制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是诉讼程序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司法化倾向突出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证明责任越来越可能对案件最终的裁决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正确理解和有效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证明责任规则,对维护我国在WTO组织和国际贸易中的利益有着十分现实的作用。

从合理性原则审视WTO保障措施的适用

合理性是政府运用保障措施的必然要求,是保障措施超越WTO自由贸易价值取向的产物,凸显了“合理性”在WTO保障措施问题上的重要性,并把政府适用WTO保障措施定位为一种国际间政府行为,从传统的政府行为合理性原则的视角,结合WTO争端解决机制确立“非违法之诉”对合理性的认定,把行政合理性原则对政府行为的要求应用到WTO保障措施的适用中,寻求我国政府合理适用WTO保障措施的解决方案。

Safeguard Measures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Lessons from the China-Japan “Welsh Onion War”

With China's WTO accession,when all-round opening economy is enjoying the prosperity of global economy,China is going to be affected by various kinds of trade measures including safeguard measure.To research safeguard measures concerning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this paper starts from introducing safeguard measures,and then gets some lessons from studying the case of the China-Japan "Welsh Onion War".

加入WTO对西藏草地畜牧业的影响及其对策

本文从畜牧业现状、存在的问题、地理条件、资源特点、经济结构特征等方面,分析我国加入WTO对西藏草地畜牧业发展的影响;利用WTO规则,提出西藏畜牧业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应以国内外市场需要为出发点,进一步优化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进入世界农产品的大循环,实现优势互补。

WTO体制下我国贸易救济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加入WTO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对外贸易更是屡创新高,与此同时我国所遭遇的贸易救济也前所未有。本文从WTO体制下贸易救济的概念与内涵角度分析了我国贸易救济制度的不足,提出了完善我国贸易救济制度几点建议。

略论中国的选择性保障措施

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承诺的过渡性保障措施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性的保障措施,其规定的实施条件比WTO《保障措施协议》要宽松,这是一种不公平的规定,我国应在履行协议时通过解释争取变更这种不利处境。

动物福利的国际贸易保障制度与我国的立法对策

在国际贸易领域,动物福利立法常常被发达国家用于进口贸易的管制,进而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道德壁垒。然而,由于我国缺少动物福利规则,无法以动物福利为由对我国动物产品的进口进行管理,因此失去了一个有效的进口管理手段,我国相关产品也因此在国际市场竞争上处于不对等地位。因此,有必要完善我国的动物福利立法,在国际贸易管理领域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动物福利贸易保障制度,为我国动物及相关产品的进口建立起一道有效的道德防线。

浅谈正确实施保障措施

在WTO框架内，保障措施具有“安全阀”的作用，对其正确实施与否，直接关系到一国相关产业能否得到有效保护和多边贸易体制能否实现稳定。文章在正确认识和正确适用保障措施方面作了一些初步探讨，并根据我国国情提出了若干应对措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中美轮胎特保案专家组报告评析——败诉的启示

2010年12月13日,WTO专家组对中美轮胎特保案做出了裁决。该专家组报告就中国的抗辩对下列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证:第一,《中国入世议定书》16.1条与16.4条的关系;第二,中国的涉案轮胎进口是否快速增长;第三,中国涉案轮胎进口增加与美国国内产业受到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第四,美国的惩罚性关税措施是否在所必需的范围之内;第五,美国的3年惩罚性关税措施是否超出了所必需的救济时限。本文在上述专家组报告的分析基础上,对中美轮胎特保案中涉及的核心问题加以分析和阐述,并就该案给中国应对WTO争端解决和国内立法带来的启示作若干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