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工开物》中的生命哲学思想

《天工开物》中的生命哲学思想集明清实学于一身,主要体现在“和合之论”“生生之流”和“序续之道”上,强调在生产、生活中对开采、使用的调控,注重对规律的把握,主张顺应自然,以达到生命延续的目标。《天工开物》中的生命哲学思想以关注民众生命为基础,将追求美好生活作为升华,强调“天工”更注重“开物”,并以二者的结合来创造美好生活,彰显人的生命价值。

唐《高宗谥议》读释

《高宗谥议》是唐代皇帝谥议文中颇为独特的一篇。唐代皇帝谥号主要由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御史台等部门官员集体议定,上奏朝廷确认。《高宗谥议》的作者涉及执笔者、身份作者、精神作者等多重关系,虽以中宗口吻表达,实反映武后的意志。其按语关于“天”“皇”“大”的解释,或循旧例,或据经典,或为新创,与武后及官方的习惯说法不尽一致。高宗谥号“天皇大帝”应理解为“天皇”“大帝”的合称,文中关于高宗谥号的解释及其“九德”的过度虚美,杂糅诸家思想学说,大抵以儒家为根本,以道家为归宿。武后将高宗神圣化,与其特定的现实背景和政治用意有关。

由象至道:张载“大心体物”的展开及其境界

张载的“大心体物”之说受到孟子思想的影响,是对孟子“尽心知性”和“立乎其大”观点的统贯与融合,它包括形成对“象”的客观认识和体认与“象”的一体共融两重含义。前者依托于耳目器官,后者在前者基础上依托于具有先天感知能力的“心”。但“象”的无限性与耳目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成心”问题,需采用“时中”和“化”的方法才可以体天下之物,从而进入内外合一、物我合一的“道”的境界,借此张载也展开了对佛教以天地日月为幻妄观点的批判,显示出强烈的“为往圣继绝学”的道统倾向。

论唐高宗、则天两朝应对突厥叛乱的基本方针之差异及原因

依据唐代文献的记载,唐高宗时期北疆突厥诸部叛乱前后有三次。唐高宗在位期间,对于漠南地区突厥叛乱事件采取坚决镇压的基本方针,并作为朝廷优先解决的重点政务。永淳元年(682),阿史那骨笃禄发动的第三次突厥叛乱,却因永淳二年(683)十二月唐高宗病逝,使平叛行动难于顺利实施。武则天统治期间,对于北疆突厥叛乱采取退让放任、希图苟安的基本方针,也缺乏正确的策略。突厥叛乱势力因而趁机坐大,深远地影响着其后的历史进程。究其原因主要是,武周朝在政治上始终将关注重点放在打击内部异己势力上,以维护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帝位;武则天对地方叛乱的判断评估标准是,优先镇压那些最可能危及其统治地位者,并成为其一贯的施政理念,因此残酷镇压地方反对势力,却忽视边疆问题的彻底解决。

先秦“天六地五”分类法与运气学说的发生

"天六地五"分类法是先秦时期人们对自然界事物进行归类的分类法,是先哲的普遍认识,该分类法也伴随着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渗透入中医学中。五运六气学说将天地气运分为五运和六气也是受到"天六地五"分类法的影响。本文详细探讨了"天六地五"分类法的历史渊源及其在运气学说中的应用,并将之与"天五地六"对比分析,阐述了二者的本质区别,混淆二者将造成运气理论研究的本质性错误。研究"天六地五"分类法对运气学说发生的影响,有助于分析现阶段运气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错误,探讨运气学说形成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以深化运气理论内涵,对运气学说的学习及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温疫论》与《瘟疫明辨》的舌诊研究

对吴又可《温疫论》和戴天章《瘟疫明辨》中的舌诊内容进行了分析。《温疫论》中有舌诊记录67处,其中舌苔63处,舌质1处,舌态3处。诊舌苔是确定邪气所在的部位、判断邪气的传变及运用清热下法的重要依据。《瘟疫明辨》中有舌诊记录172处,提出舌诊在温病诊断中的价值高于脉诊的观点。与《温疫论》的舌诊比较,《瘟疫明辨》增加了红舌、厚苔、无苔、粗苔、酱苔、舌痿等内容,重视对舌象信息的综合观察。通过对两书中舌诊数量与内容的分析,显现出温病舌诊在发展初期时的状况。

唐朝武举制度的创立

本文分析了武则天创立武举的历史原因、武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创立武举的意义。

论武周时期的酷吏

武周时期曾出现过不少酷吏。关于武周酷吏的定位 ,不仅影响到对武则天的评价 ,而且关系到如何认识武周社会。武则天是个铁腕人物 ,为了打击政敌 ,巩固地位 ,不惜重用酷吏 ,制造冤狱 ,但不能就此认定其生性残忍 ,“阴鸷好杀”。同时 ,酷吏是上层统治者之间矛盾和斗争的产物 ,他们只是制造了统治阶级内部一系列混乱 ,并没有影响到武周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武则天明堂政治和明堂大火考

明堂是封建社会重要的礼仪建筑。武则天朝的明堂,有其特别之处:武则天修建的明堂担负着禅代的特殊历史使命,它建成后就成为武则天的政治活动中心和心理支撑点;围绕明堂展开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仅是当时历史的缩影,也从某种角度折射出武则天的种种心态,明堂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重大而又微妙的影响,很值得分析和回味。前人对于明堂的研究多是从礼仪和考古的角度对建筑本身进行考察,[1]而很少从政治角度和社会背景上分析,武则天朝的明堂所涵盖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它单纯的建筑含义。

《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之《天工开物》英译者访谈录

通过对科技典籍《天工开物》英译者王义静、王海燕和刘迎春教授进行访谈,本文探究了《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之《天工开物》英译过程中影响译者翻译该部科技典籍的几个重要因素,并邀请三位译者对科技典籍和《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丛书的翻译和出版进行了评价。希望本访谈能够对国内译界开展中国典籍的译者研究和翻译批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唐代武则天科举改制的政治动因

唐代武则天的科举改制具有深刻的政治动因。武则天重视科举,是因为科举的斗争性品格有助于她解决通往最高权力道路上的两个最大难题:女性角色和庶族出身。在颠覆李唐、打击旧门阀的过程中,崇文抑儒、破立结合是她科举改制的基本策略。初始阶段,主要是打压儒学,突围儒学排斥女人参政的正统思想,弱化旧门阀的文化根基。革命既成阶段,一边分化儒学,支持和拉拢新儒学势力,以壮大新贵族群体;一边大力宣扬儒学的忠孝观念,在科考中灌输奴化思想,巩固既得成果。武氏以文经国,科举文学化的精神属性与文儒合一的士人结构类型,以及诗赋取士的基本格局,正是武周革命科举改制下的产物。

再谈武则天杀裴炎

裴炎是武则天独掌朝政后杀掉的第一位宰相 ,其被杀的原因来自他对唐王室的忠心。武则天杀裴炎构成了滥杀行为 。

《唐裴思简夫人李氏墓志》研究

近年洛阳出土《唐裴府君夫人李氏墓志》,叙其为宗室女高宗堂姊、阵亡军官遗孀。其夫即易州修政府左果毅裴思简,武周朝为平定"营州之乱"时,跟随东征二十八将之一的麻仁节,于平州首城卢龙与叛军大战于碣石山黄獐谷,全军覆没于战阵,弃尸荒山。故李氏去世后,孤身独葬于邙山。裴思简、裴休彦父子所在折冲府名等前所未知的材料开阔了府兵制度研究的视野。

唐高宗废立皇后事件新论

废立皇后是唐朝初期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然而对这个事件的研究却不多。通过微观的内视与宏观的研究发现,这是一次由个人感情纠葛引起,进而转化为一场政治斗争的事件:唐高宗因私情而与武则天联结在一起;王皇后因与萧淑妃争宠而助高宗引武则天入宫;武则天因问鼎皇后宝座而使情感事件上升为政治事件;高宗的家事化处理因李义府之策而转化为国事化处理,又因李责力之言复回到家事化处理方式上来,最终确立了武则天的皇后地位。

论“六经中风”的证治特点

[目的]探究六经中风的证治特点,厘清六经中风理法方药特点,并补充相应的治疗方药。[方法]以张仲景著作为基础,搜集六经中风的条文,并以对比研究的方法,分析六经中风的证候,以此阐明病机,补充主治方剂。[结果]风邪具有阳热属性,三阳中风易治,三阴中风有必要待其阳气来复,治疗六经中风的方药选择需要兼顾辛凉清热之法,具体可以参考张仲景、叶天士、吴鞠通的诸辛凉方。太阳中风主治方为桂枝汤,阳明中风主治方为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少阳中风的主治方为小柴胡汤,太阴中风的主治方为桂枝人参汤,少阴中风主治方为麻黄附子细辛汤,厥阴中风主治方为麻黄升麻汤。[结论]厘清六经中风证候和病机特点,补充相应方药,有助于加强对风邪属性和六经中风证治的认识。其中,治疗三阳中风的经方与后世温病学家的辛凉解表方的比较研究,是探讨寒温统一的切入点,为探讨寒温统一提供了初步基础。

吴语的后置副词“添”与有界化

一般认为,吴语后置副词"添"的语法意义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再",表示动作行为的持续或反复。文章经过考察认为,"添"与"再"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当,而且由于后置所产生的句法诱因,使"添"同时还起到谓语的有界化作用。文章并进一步推想,"添"也许还代表着南方方言中普遍存在的后置副词的类型。

武则天的管理思想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她参与并执掌了唐朝的最高统治权。分析了武则天的管理思想,包括农业方面编纂指导农业的书籍、建设农田水利、鼓励屯田和移民垦荒;人才方面求访贤良、量才录用、选用人才不避仇怨、爱护尊重人才;法律方面收揽民心、排挤政敌、推崇个人崇拜;军事方面安慰与讨伐并用、稳定边疆等。武则天的管理思想在今天的管理中仍大有用武之地。

基于《天工开物》英译本的科技典籍重译研究

1948年至2011年的半个多世纪中,先后出现李乔苹、任以都和孙守全夫妇及大中华文库等《天工开物》英文节译本和全译本。译本各具特色,有力地向世界传播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文章辨析"重译"的名称和内涵,并肯定科技典籍重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重点以李乔苹英译《天工开物》实践为例,探讨其重译《天工开物》的社会、历史和个人因素。

说唐代牡丹

唐高宗时 ,皇后武则天移植汾州牡丹于京师长安 ,牡丹作为观赏花卉 ,始为社会普遍认识。佛教僧人为培育牡丹做出了重大贡献。牡丹价格始终昂贵。唐代赏牡丹蔚然成风。牡丹与社会生活结成种种关系 ,还进入音乐。

舆论传播视阈下武周政权合法性考论

武则天以女主执政,打破了以男子为唯一合法性执政者的传统观念,致天下流言异议颇多,为了巩固统治,武则天主要采用4种媒介进行舆论宣传,即制造图谶祥瑞宣扬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借用佛教经文寻找执政的理论依据,通过追溯先祖解决执政的合法性身份问题,借助仪式符号这种潜在舆论强化执政合法性。通过大规模的舆论宣传,武则天成功地为自己披上一层神秘面纱,构建了君权神授性,树立了统治威信,论证了执政的合法性,彰显了其执政是天意民心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