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的“金石朋友圈”与石门名刻

晚清时期,金石收藏之风大盛。其时,赵之谦与沈树镛、魏锡曾、吴大澂等结成金石好友,他们由相识至相交,群体合力,形成以寻访金石、考证文字、刊刻著述为风尚的“京师金石文化圈”。作为汉中地域的著名碑刻——《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石门铭》诸石刻,也成为他们重点搜访、考评以及在书法篆刻实践中追摹的对象。文章以沈树镛、赵之谦、吴大澂的题跋、信札、书法篆刻作品等为材料,结合当时闻人之年谱、日记,对赵之谦“金石朋友圈”的形成,赵氏以其好友对石门石刻的搜访和品鉴,他们在书法篆刻实践中对石门石刻的追摹进行考述,以期推进晚清金石文化史和石门石刻的研究。

乾嘉文人吴照生平与诗歌创作考略

吴照一生虽仕途不顺,但在文学创作中颇具建树,创作诗歌题材丰富,山水田园诗、酬唱羁旅诗、题画题壁诗、现世讽刺诗等均有涉猎。吴照诗歌创作既蕴含乾嘉时期诗坛兼收并蓄的诗歌特征,又带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创作题材众体兼备,创作风格转益多师,不困于一家之言;考据用典颇为精切,极具乾嘉时期学人之诗风格;审美境界和艺术风格上具有多样性,以“冲淡自然”为主要风格;善于组诗,在组诗中抒发自我胸臆。吴照研究既能丰富临川文化版图,又能以一角窥探乾嘉寒士的生平境遇,具有重要意义。

莫高窟第9窟“嵩山神送明堂殿应图”考

莫高窟第9窟中心柱西向面所绘白描画,以往根据题记定名为"嵩山神送柱图",但对于其所绘内容一直不能确定。作者根据最新释读出来的数条榜题,确定此图名为"嵩山神送明堂殿应图",所绘之事为武则天修明堂时,嵩山神为其送明堂殿冲天柱之事。作者联系武则天建明堂、封嵩山、好祥瑞等一系列史实,阐述了此图的创作背景。结合此窟的营建背景,讨论此图的绘制时代与意义。

青甘锦鸡儿和沧江锦鸡儿(豆科)的分类学订正

根据对乐都锦鸡儿Caragana leduensis Y.Z.Zhao,Y.H.Wu&L.Q.Zhao和玉树锦鸡儿C.tangutica Maxim.ex Kom.var.yushuensis Y.H.Wu模式标本的观察及对国内标本馆大量标本的研究,将它们分别处理为青甘锦鸡儿C.tangutica Maxim.ex Kom.和沧江锦鸡儿C.kozlowi Kom.的新异名,并对二者的地理分布范围进行了讨论。

“吴兆骞现象”及其经典意义——兼论清初东北流人文学的历史内涵

吴兆骞不仅是清初东北流人及流人文学的突出代表,在当时还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现象即"吴兆骞现象",这一现象关乎他的时代,关乎那个时代士人的生存与命运,关乎那个时代文学创作及心声。清初东北流人文学是特殊文人在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下创作的具有特殊生活体验和生命感受的特殊文学。

试解《吴越春秋》的“不可晓”之谜

《吴越春秋》是研究吴越历史和吴越文化的重要文献，系东汉初年赵晔所撰。在同一部书中，同是记述吴越的史事，赵晔却将十卷分别称为“传”、“内传”和“外传”；同是记述吴史事的五卷，又分别称为“传”和“内传”。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千古之谜。突破历代学者研究《吴越春秋》时所持的乡土、地域观念，通过对赵晔思想体系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和对全书各卷内容进行详细的考析和比较研究，便可解开中国文化史上的这个千古之谜。

由古典文学看历史上的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

作为华夏民族的传统观念,夷夏之辨不仅反映于上古典籍,而且到中古时期就借助于苏武、王昭君、蔡文姬的故事得到文学化的表达,并以典故或素材的形式参与后代文学文本的构成,以意象化的方式强化了其文化内涵及认同。同时,夷夏之辨中文化品味的不确定性,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也通过个人体验显示出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古典文学与夷夏之辨及文化认同的复杂关系,可通过若干历史人物和诗歌作品的具体分析而得到确认。

春尺蠖蛹呼吸代谢与滞育关系的研究

春尺蠖蛹呼吸代谢与滞育关系的研究＊梁成杰赵玲吴燕王贵成关键词春尺蠖呼吸代谢速率冷刺激滞育春尺蠖（ＡｐｏｃｈｅｉｍａｃｉｎｅｒａｒｉｕｓＥｒｓｃｈｏｆ）属于一化性昆虫［１］，蛹期滞育长达１８０～２１０ｄ。蛹滞育前后形态上无明显差别。通过Ｗａｒｂｕｒｇ呼...

《九家集注杜诗》“吴体”考

对于杜诗中"吴体"的内涵,一千多年来一直未有定谳。通过对《九家集注杜诗》中标注"吴体"的四首诗的格律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吴体诗"是一种平仄相对自由,即允许失粘、失对存在的律诗。它的平仄、用韵、粘对、拗救、对仗、字句等,与律诗相同。"吴体诗"与"拗体诗"无关。两者的区别是:"吴体诗"的失对、失粘,并不需要用任何平仄来进行补救。而"拗体诗"是有"拗"有"救"的律诗,它在律诗规范的范围之内。"吴体诗"来源于吴地"俚俗"之诗,杜甫推而广之。北宋晚期赵次公尚能准确分析,清代仇兆鳌、黄生已不能正确解读。

王灼与晁公武的交往——李清照研究中一桩不为人知的史实

虽然有关王灼、晁公武各自的研究已颇为可观,但二人的交往至今尚不见有人提及,而此事直接关乎《碧鸡漫志》、《郡斋读书志》二书对李清照生平事迹的载录,并连带影响到后人对李清照再嫁一事的评价。考辨可知,南宋高宗绍兴十四至十五年间,同在四川遂宁的王灼、晁公武有过较密切的接触,王灼《颐堂先生文集》卷五所收《次韵晁子与》五首实为与晁公武唱和之作,"子与"乃"子止(公武字)"之讹。晁公武的特殊身份及经历使之有可能知晓李清照早年情况,并对《词论》内容有所耳闻。王灼《碧鸡漫志》所记清照事当得自晁公武口述,其评苏词之言"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可证《词论》作于清照婚前。

南诏时期的寻传蛮

寻传蛮源于氐羌民族,属乌蛮种类;唐时为南诏所统,居于南诏国境之西,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上游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一带,与氐羌民族的裸形蛮和百越民族的金齿关系紧密。其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过着狩猎的游猎生活,尚处于缓慢发展的原始社会。由于记载寻传蛮的文献不多,从人类学的视阈来检视南诏时期寻传蛮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对乌蛮史的研究提供民族学资料解读方面的范式,而且也可以推进南诏国史研究的新向度。

常州籍语言学家主持制定的四套汉语拼音方案及其历史意义

百年来中国语文现代化历程中四套重要拼音方案都是常州人主持制定的,他们分别是吴稚晖主持制定的《注音字母》、赵元任主持制定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瞿秋白主持制定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和周有光主持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其中《汉语拼音方案》吸收和借鉴了前三套拼音方案的精华,是前三套拼音方案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拼音方案,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津梁。

《吴越春秋》的史学思想

《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所撰写的一部有关先秦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史学著作。承继《史记》余续,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看作"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而其功用是"鉴于往事,以资来者"。在赵晔看来,历史发展是由人类来创造的,但是人要积极创造历史,必须要考虑时势、财富、民众、知识、神意和计谋等六大因素,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则是能够认识和掌握其他五大因素的知识阶层。换句话说,天人合一才能推进历史的发展,但其前提是要了解和掌握天与人怎样合一,即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人如何顺应遵从历史规律。赵晔"寓论断于叙事"的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整体史学、辩证分析和价值评价三个方面。《吴越春秋》里面收录了很多的神话传说,表明了民间史学的特质。

佛学禅宗与金批《西厢记》

金批《西厢记》受佛学禅宗影响甚深 ,金圣叹用“赵州无”公案阐释了艺术创作中超越艺术构思之“有”“无”的充分自由的特定创作规律 ,并由此揭示《西厢记》所潜涵的超越意识观念之“有”“无” ,从而达到无住无念 ,精神绝对自由的生命境界的思想意旨 ;用佛禅的虚空、梦幻观念解析了《西厢记》人生如梦及追求随缘任运的人生境界的思想内涵 ;用“极微”论等阐释了《西厢记》小中见大的创作方法。金圣叹对《西厢记》的艺术解析是立足于作品实际的科学阐释 。

糟糠与天使——析赵五娘形象的双重性

本文拟以《琵琶记》中赵五娘形象为个案 ,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她的形象所蕴涵的存在于古典文学中具有广泛意义的妇女悲剧实质在于男权中心社会的统治。

画中之羊与苏武之象：从陈洪绶的两件《苏李泣别图》说起

本文将陈洪绶分别作于约1635和1646的两件《苏李泣别图》作为着眼点,首先分析了两件看似同样主题和内容的画作在细节和风格上的差别。经由1646年的《苏李泣别图》中羊群的形象出发,探究了陈洪绶的画法与宋元画史脉络的关联。随后,论文从明清时代接受史的角度,揭示了画中之羊在宋元以下对苏武故事的象征性。论文的最后部分,则进一步从时代背景和风格源头着眼,阐释了两件《苏李泣别图》中微妙的差异。

文学文本纳入中国哲学史研究范畴的思考--以陶渊明、赵晔的作品为例

日本学者渡边秀方在其《中国哲学史概论》中将陶渊明列为哲学家,这与大多数中国学者所著的《中国哲学史》不同。究竟传统意义中的中国古代文学家能否被视为哲学家,他们的作品能否被视为哲学史史料?通过借鉴当代西方学界对哲学与文学界限的消除,分析美国汉学家罗伯特对陶渊明诗歌哲学性的诠释,探讨赵晔《吴越春秋》的历史虚构叙述对哲学思想的阐发,笔者认为只要和"道"有关,那么古代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就可以被视为哲学史史料,从而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吴越春秋》说略

《吴越春秋》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古代史学著作。是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编纂体例和历史文学方面都有一定成就,对于了解春秋时吴、越争霸历史,增长人们有关历史知识,从历史中吸取智慧是很有用的。作为汉代史著能流传到现在,这个事实本身似乎也可以说明它确有其存在价值。

《春秋》是实录吗?——朱子以史视《春秋》说之理论困境及元儒之解决方案

朱子基于"圣人"观念反对前儒文辞褒贬与史例褒贬之说,并通过吸收左氏家说及"据实直书"方法建立了以史视《春秋》说。但其说无法担保圣人之意与经义之关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圣人"有意"作经,"笔削"鲁史而成之的立场上。这一理论困境反映出朱子实际上并未真正突破汉唐《春秋》学的"辞"→"义"诠释模式。随着宋元鼎革,这一困境成为元代《春秋》学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吴澄、程端学主张《春秋》"非常而书",藉由诠释进路的转换以证成朱子之说。黄泽则将"据实直书"整合为获取《春秋》书法的环节,赵汸通过"策书之例"与"笔削八义",进一步将"直书"置于《春秋》书法系统中,以此解决朱子的理论困境。

关于王昭君北行路线的推定

在中国文化遗存中留下深刻历史记忆的王昭君事迹不仅对于民族关系史的认识和理解有重要意义,也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课题之一。王昭君入长安的路线,以经武关道进入关中的可能性最大。在进入丹江流域之前,应主要利用水路交通条件。秦及西汉前期的简牍资料有值得参考的信息。考论王昭君自长安北上的路线,应当重视呼韩邪单于庭的地理方位,长安至呼韩邪单于庭最便捷的道路选择。也有必要参考呼韩邪时代汉匈交往与匈奴单于"来朝""出塞"路线。进行这样的工作,可以参考后世传说保存在方志中的资料,但是应当进行比对分析和认真的甄别,做出清醒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