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laining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wage premium in China:is it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State-owned enterprises(SOEs)in China pay higher wages thanprivate firms.Is it because SOEs pay their workers wage premiumor because they employ high-quality workforce?Using the latestmethods and data,this paper accounts for the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and estimates the SOE wage premium for the period1995–2013.It is found that the wage premium has diminishedsince 1995 and has become insignificant since 2000.The significant wage gap between SOEs and non-SOEs can be explained bythe fact that SOEs recruit high-quality workforce in correlationwith SOEs’industrial composition.This paper also evaluates theinstruments used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and rejects themthrough validity tests.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labour market in China is not segmented by ownership.

数字经济时代的“红利”与“鸿沟”:异质性劳动力的微观表征

作为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产业发展的方向,数字经济具有双刃剑的特点。文章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结合,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实证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工资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会对高技能劳动力和非常规认知型职业劳动力产生工资溢价效应,降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从而扩大技能工资收入差距。其中,数字经济引致的城市生产率效应和创新效应是扩大工资收入差距的重要传导机制,且人力资本积累会进一步扩大差距。此外,数字经济的工资溢价效应在东中部地区、人口规模100万及以上的城市、非中老年群体及非农户口群体中更显著。

养育子女数量对男性工资收入的影响

随着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男性育儿日益普遍,子女数量增加将挤占男性劳动时间,带来工资收入损失。与此同时,男性也承担更多的育儿经济责任,经济压力可能推动男性努力工作、赚取更多收入。那么养育子女数量究竟对男性工资收入产生何种影响?是“父职惩罚”还是“父职激励”?为回答此问题,本研究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一孩性别为工具变量,探究子女数量对男性工资收入的影响、影响机制及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子女数量每增加1个,男性工资收入增长6.1%,即子女数量越多,男性工资收入越高,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子女数量增多不仅促使男性提升劳动供给数量,如增加额外工作量,进而提升工资收入,还促使男性提升劳动供给质量,如提高工作效率、进行职业向上流动,从而实现增收。第三,子女数量对男性工资收入的影响在户籍、地区、受教育水平方面存在差异性,相较于农村户籍群体,非农户籍群体面临的经济负担更大,他们获得更高工资的动机更大,因此子女数量对非农户籍群体的收入提升作用更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更发达,东部地区的劳动者获得高工资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子女数量对东部地区群体的收入提升作用更强;相比于高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群体,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群体由于人力资本优势更容易进行职业流动、获得高工资,因此子女数量对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群体的收入提升效应更强。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聚焦女性,本研究将样本拓展至男性,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加导致男性工资收入的提升,验证了“父职激励”这一假说;另一方面,现有研究从劳动供给数量方面解释子女数量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忽视劳动供给质量,本研究进一步拓展,发现子女数量导致男性工资收入增加的原因不仅在于额外工作量的增加,还在于工作效率的提升以及职业的向上流动。这些结论说明全面三孩政策不仅有利于增加未来劳动供给,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当前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和工资收入,从而促进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贸易开放是否促进了城乡共同富裕?——来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采用手工查找的2005—201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工业化背景下贸易开放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贸易开放提高本地人均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有利于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且该结果经过工具变量法、系统GMM法等方法处理后仍然具有稳健性。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贸易开放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FDI流入以及形成工资溢价影响城乡共同富裕。在贸易开放提高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FDI以及工资溢价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贸易开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溢价发挥了积极作用,FDI作用则不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进、出口开放对城乡共同富裕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出口开放的促进作用更强。贸易开放对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带动更强;贸易开放通过缩小城乡居民个体收入比与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入城”两种方式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文章最后提出了深化贸易开放、加快投资自由化、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等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数据要素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基于实体部门与虚拟部门的视角

分析数据要素对实体部门与虚拟部门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与机制,并使用2011—202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据要素的发展优化了实体部门与虚拟部门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了实体部门与虚拟部门人力资本水平的比值。第二,使用替换指标、更换工具变量与更改划分范围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表明结论稳健。第三,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数据要素对实体部门与虚拟部门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显著,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影响不显著。第四,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工资溢价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数据要素影响实体部门与虚拟部门人力资本结构的机制。

技术要素市场发展与技能工资溢价扩大--兼论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启示

在我国基尼系数持续高于国际警戒线的收入分配格局下,技术要素市场发展是否扩大技能工资溢价值得深入研究。在分析技术要素市场发展对创新影响的基础上,从技术要素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个方面剖析技术要素市场发展引致劳动力需求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机理,进而研究技术要素市场发展扩大技能溢价的理论逻辑。理论分析表明,技术要素市场发展可以破除创新价值链各阶段间的梗阻,促进创新体系内各类参与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促进创新活动,进而在技术要素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对技能溢价产生扩大效应。具体而言,技术要素市场发展能够促进技术要素的价值实现、增加创新劳动需求和提升创新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创新劳动者工资水平,不仅如此,技术要素市场发展还能够促使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进而引起高技能劳动需求的相对增长和高技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都将扩大高技能劳动者平均工资与低技能劳动者平均工资间的差距。基于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证实了技术要素市场发展对技能溢价的扩大效应。这意味着,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在深入推进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同时,尤其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应该进一步完善教育体制机制,积极维护机会公平,缩小数字鸿沟。研究结果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视野。

劳动力流动与大城市工资溢价——基于30个省会城市数据的经验证据

以劳动力流动率为切入点,选用30个省会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中国大城市“工资溢价”现状,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劳动力流动与工资溢价之间的空间效应。基于现有数据研究发现,近十年间中国大城市“工资溢价”现象依然存在;劳动力流动率对大城市工资溢价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流动拉大了大城市工资溢价,尤其是人口超过5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劳动力流动提高对工资溢价促进作用显著,人口在100-500万之间的大城市劳动力流动对工资溢价的影响并不显著。

高等教育溢价变动:就业结构效应还是技能价格效应?

中国高等教育溢价在刘易斯转折前后从上升转为下降,从需求的角度提出,数字信息技术应用过程中对就业机会的改变和岗位工资结构的影响是高等教育溢价变动的重要原因。对此,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大学生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变动、岗位技能工资结构变动及其对高等教育溢价变动的贡献率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大学生劳动力在就业结构变动过程中,出现了从高技能岗位向低技能岗位转移的现象,特别是2012年以后就业降级的规模超过了就业升级的规模,这是高等教育溢价趋势转变的一个原因。另外,数字信息技术应用过程中,技能工资结构收窄,大学生劳动力就业密集的认知型岗位工资增长放缓,而高中及以下劳动力就业密集的非常规操作型岗位工资增长加快,从而认知技能相对价格下降,成为高等教育溢价趋势转变的另一个原因。RIF分解表明,高等教育溢价变动的30%~35%来自就业结构调整,65%~70%来自岗位技能工资结构变动。

越流动,越富有?——流动经历的工资溢价效应研究

随着人口流动行为的不断深化,流动人口的流动经历更加丰富、流动时间逐渐延长。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流动经历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基准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流动经历存在工资溢价效应,能够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流动城市数量通过提高个体社会适应能力产生中介效应,流动时间通过提高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心理认同产生中介效应,进而提升流动人口工资收入。进一步分析发现,流动经历可以削弱城市户籍门槛对工资收入的负向影响,按流动人口就业单位性质将样本划分为公有制部门和非公有制部门进行分析发现,对于在公有制部门就业的流动人口,流动经历对户籍门槛的工资抑价效应的削弱作用不显著,但这种削弱作用在非公有制部门更加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高学历和低学历、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都能够获得流动经历的工资溢价,但流动经历对高学历、男性流动人口产生的工资溢价效应显著高于低学历、女性流动人口。文章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应重视流动人口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认同感的提升,鼓励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活动,同时持续推进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监督性别平等政策以及流动人口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的制定实施,建立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环境,形成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

互联网应用的工资溢价效应研究

文章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性别差异视角考察互联网应用是否存在工资溢价效应;并基于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的背景,分析互联网应用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可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且对女性工资水平的正向影响大于男性,可有效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70分位数值处两性间工资差距最小,且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性别工资差距呈缩小趋势;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更有利于提高处于未婚状态、年龄段为70及80年代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互联网可推动共同富裕。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出口产品质量与工薪差距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以及WIOD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和年鉴数据,经验分析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化对工薪差距的影响以及出口产品质量在全球价值链与工薪差距关系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对工薪差距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会提高产品质量,产品质量提高又会扩大工薪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开展混合贸易的企业和民营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对工薪差距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只开展一种贸易方式的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的提升不影响工薪差距。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升低技能劳动人力资本水平,增加高技能劳动供给,将缩小工薪差距重点放在提高低技能劳动的收入水平上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高等教育回报:基于出生队列的工资效应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的数据,借助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及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法,以出生队列视角研究高等教育的工资收入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高等教育对各出生队列的工资收入均具有明显溢价效应,但该溢价效应随着出生时间的后移而递减,其中90后递减幅度最大,70后次之,80后最小。(2)不同出生队列高等教育回报分布效应曲线趋势基本向上,其中60后高等教育回报最高,90后最低;在中高、高收入层,70后高等教育回报高于80后,在中、低收入层,这两个队列回报曲线呈胶着状态。(3)本科、女性和大城市样本组高等教育回报更大,但在部分样本组中高等教育回报分布效应呈现差异化:在中、低收入层,本科样本组80后高于70后;女性样本组80后高等教育回报高于其他出生队列;大城市样本组除90后外,其他出生队列高等教育回报曲线也呈胶着状态,而大城市60后和90后高等教育回报除高收入层以外,其他收入层均低于小城市对应出生队列。为提升高等教育回报率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效应”,建议落实“筛选公平—培养重质—合理流动”的人才培养路径。政府通过采取政策倾斜、帮扶教育薄弱地区的高中教育等措施,确保不同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高校应加强教育质量管理,确保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有效衔接,提升就业质量;政府应推动不同规模城市差异化发展,积极引导人才在不同规模劳动力市场的合理流动,避免大城市的人才冗余和小城市的人才不足。

工资溢价、阶层代际传递与劳动者国有部门就业

将阶层代际传递引入前景理论,研究国有部门工资溢价和阶层代际传递对劳动者国有部门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部门工资溢价对劳动者国有部门就业的总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与阶层代际传递的交互影响;直接影响来自确定性收入和风险收入;交互影响来自风险收入。全样本下直接影响为负;交互影响随阶层代际传递水平提高呈先增后减的倒U形;总影响随阶层代际传递水平提高呈“负—正—负”的三阶段规律。异质性研究表明,国有部门工资溢价对非高学历劳动者国有部门就业的影响与全样本的差异显著:非贫困非高学历劳动者的直接影响、交互影响和总影响均与全样本的表现相反;贫困非高学历劳动者的总影响始终为负。

城市规模、方言多样性与劳动者工资

本文以方言多样性作为城市文化的代理变量,研究文化如何影响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具体而言,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基于扩展的明瑟工资方程考察城市方言环境如何影响劳动者的工资以及如何影响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研究发现,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显著存在,而方言多样性降低了劳动者的工资并且削弱了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方言多样性阻碍了集聚经济中的学习机制和匹配机制,并且对劳动者就业保护具有不利影响,这是方言多样性作用于劳动者工资的重要机制。此外,考虑到劳动力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对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劳动力倾向于在方言文化相近的地域范围流动的特征事实,进一步研究了方言距离的影响,发现方言距离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并且增强了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这意味着方言距离阻碍劳动要素实现收益最大化的流动和配置,造成劳动要素的错配。

部分信息下带有保费返还条款的DC养老金时间一致性投资策略

本文研究了部分信息下带有保费返还条款的DC养老金的时间一致性投资策略.假设养老金管理者只拥有股票的部分信息,即只能观测到股票的价格,而不能观测到股票的收益率.养老金带有保费返还条款,在基金累积期死亡的参与者可以获得前期缴纳的所有保费.此外,本文还考虑了通胀风险以及随机工资.首先,利用卡尔曼滤波理论,将部分信息情形下的最优投资组合问题转化为一个完全信息情形下的问题.然后,通过求解一个扩展的HJB方程,得到时间一致性投资策略和最优值函数,并给出了均值–方差有效前沿的参数表达式.最后,用蒙特卡洛方法进行数值模拟,分析了部分信息和保费返还条款对股票投资比例和有效前沿的影响,并给出了相应的经济学解释.

网络空间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的性别差异 以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为例

本文通过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互联网使用者的平均工资收入是非使用者的1.38倍;同时,互联网溢价效应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的互联网工资溢价为男性互联网工资溢价的90.6%。此外,本文发现,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与人们的网络行为密切相关。男性相比女性,具有更强烈的使用互联网资源进行再学习和人力资本再积累的偏好;在女性互联网使用者之间,性别观念更平等的女性具有更强烈的使用互联网资源进行再学习和人力资本再积累的偏好。在传统的网络空间性别不平等的研究框架下,本文着重于探析性别文化观念如何影响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偏好和使用方式,从而成为导致网络空间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的重要原因和机制。

机器换人——工业机器人使用与区域劳动力市场调整

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我国制造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具有重要影响,"机器换人"成为当前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的时代命题。面对工业机器人使用的冲击,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和工资将会如何进行调整?基于2012—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工具变量法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城市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并没有造成当地劳动力市场整体就业岗位的减少,但导致了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即制造业部门就业概率下降,服务业部门就业概率上升,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群体;第二,在就业的集约边际方面,城市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显著提高了当地劳动力的工作时长,这主要源于服务业部门工作时长的增加;第三,城市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当地劳动力的整体工资增长影响较小,但部门工资结构随之调整,其中制造业部门的工资和技能溢价增长较快,服务业部门的工资增长较慢,而技能溢价无显著变化。有鉴于此,政府在制定工业智能化发展的产业政策时需考虑其与劳动力市场就业和工资的关系,尤其要考虑制造业部门和低技能劳动力群体的利益,辅以相应的就业和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减少工业机器人使用所带来的调整成本。

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文章运用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是否存在,并探讨其产生的机制。研究表明,在控制可观测的能力特征、城市所处的区域差异后,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存在,进一步控制选择偏差后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仍然显著。但根据生活成本对名义工资进行调整后,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出现工资劣势。反事实估计表明,流入中小城市的流动人口如果进入100万以上人口城市,其工资将有小幅提高,但其提高幅度不足以激励流动人口离开中小城市。溢价产生机制分析表明,稠密市场效应和学习效应,是城市规模工资溢价的原因。

中国省会城市工资溢价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利用2000-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对中国省会与非省会城市之间的工资溢价效应进行研究。借助OLS基准模型发现,具有相似特征的工人,在省会城市工作获得的工资比在非省会城市平均高出14%。运用Mundlak-Cham-berlain随机效应模型,控制城市的生活成本,上述省会城市的工资溢价至少减少至7%,因此省会城市的工资溢价部分体现为对较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回报。余下的工资溢价随着模型加入通勤时间而消失,这一结果和城市经济学空间均衡理论的预测相一致,并确定了省会城市聚集经济效应的存在。考虑到我国近年来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文章将研究扩展到工资分位数的研究,处于较高工资区间的工人明显享受到更多省会城市带来的优势。这些结果突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微观层面研究的重要性。

中国工会存在工资溢价吗——基于控制样本选择性偏差的Blinder-Oaxaca回归分解

本文采用2008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工会的工资溢价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工会会员与非工会会员之间的小时工资差异主要是由禀赋效应造成的,系数效应和交叉效应并不明显。换句话说,工会工人的资源禀赋和工作特征禀赋等是造成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工会对工资没有明显的直接影响。工会会员在入会倾向方面具有明显的群体特征。最后本文提出了加强工会有效性的两点建议。